医院建议住院观察。经我们再三解释——1.家里还有病着的八十多岁的父亲，他肯定不能同意；2.母亲住院的费用全部要我们自己负担（我们还是以此站不住脚的理由，再次牺牲了母亲的利益）。医生最后决定开些药（血栓通和一些片剂）让我们回去由社区大夫到家上门输液。
就在母亲看病之前的那天清早，小任接到老家的电话，说她远在甘肃天水的父亲不慎从山上摔下来，情况很严重。
她匆匆辞别了我们。扶母亲下了楼，小任趴在车窗上最后看了母亲一眼，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我们常以为这个平时很少讲话、不太伶俐的小姑娘，一定也不会有太丰富的感情——我们错怪她了。
父亲此前不断向我告状，埋怨小任“一出去就大半天不回，家里没人……”“你妈摔了都没人管”之类的。父亲一贯拿不懂事的母亲说事，其实是为表达他自己的愤怨。小任听不入耳，但也不会强辩。
后来父亲又无中生有地怀疑小任偷了给母亲的戒指和钱，抑或在他饭菜里下毒。有一天，小任端了一个饭盆进入他的房间，父亲固执地认定，小任手上捧的是给他预备的骨灰盒，怒不可遏地把小任轰了出去。
听完小任的转述，我顿时觉得不寒而栗。倒不是因为父亲的无理取闹蛮不讲理，而是我曾听说过——老人通常出现这种遇见神鬼等幻觉，便意味着来日无多了。我有一个朋友，在他爷爷病危期间日夜守候。后来，他的爷爷老是在幻觉中，说有人抢他床头柜子里的药，并经常念叨死去的人的名字，还说，有人动了他“上路”用的纸钱。问他“哪儿呢？”他便指向屋子里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不是吗？——就那儿！”一个月后，朋友的爷爷就去世了。
母亲既已这样，又开始担心父亲了。
换人：新来的小王玩心很大
一家人兵分几路。在我和二姐、三姐送母亲去医院的同时，父亲有大姐在家照看，妻子负责把小任送回公司——这是规定，辞退时必须雇主亲自将服务员送回并办理相关手续，再跑到另一家公司，领了一位新的保姆回家。
是夜。母亲仍旧不能安睡。三姐过来值守，嘱咐我们母亲哭闹时谁也不用起来，由她一个人哄，否则第二天都甭打算上班了。她说日子还长着呢！
三姐整整陪母亲坐了一夜没合眼。我在母亲的哭喊声中，倒睡了个安稳觉。据三姐讲，母亲那一宿翻来覆去，躺下，起来，躺下，起来，稍不顺她的意，就用手拧人、打人，劲儿很大，生气了就把床上的枕头、被子等一股脑胡噜扔到地上。情绪十分焦躁不安。
看来母亲是要以无休止的哭闹，与大家长期战斗下去了。
面对母亲的病痛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尤其是在夜里），只靠保姆一个人恐难尽心和胜任，再说还有父亲，以及大量家务要做——下下策：只能我们姐儿几个在我家轮着“上夜班”。
当时我能想到的救治母亲的希望有（唯物的和唯心的）：1.送她回老家一段时间，换换环境，看能否改善；2.买电影《喜盈门》VCD影碟——母亲平时最喜欢的一部农村电影，曾百看不厌，借以找回记忆；3.到中医院试试，看能否有转机；4.住院治疗；5.去雍和宫烧香拜佛，保佑母亲平安。在人力所不能及的危难中，往往只能求助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我们还想到，如果能找到一位“全天候”型的保姆，日夜照顾他们，我们愿付给她双倍的工资。
17日，妻子从杭州出差回来。说她这次特地到灵隐寺拜了佛，极虔诚地保佑母亲的病能好转。不可思议的是，连续哭闹了四个晚上的母亲，在妻子回来的当晚竟能安然入睡，而且坚持到第二天白天都一直很好。但第二天夜里，母亲又哭闹如常了，且变本加厉地补回来。
这是怎样一段日子啊……
白天连着夜晚，哭声连着哭声……
母亲的哭喊就是命令。不由分说，无缘无故。她已经没有了黑夜白天的概念，时间对母亲彻底失去了意义——后来，父亲又变成那样。
母亲的脸上，从此极少再绽露出慈祥和蔼的笑容。她的所有表情一律深刻着扭曲和痛苦。她的生命只剩下一天天的耗损，委顿，绝望……
新来的小王还处在少女花季的年龄，玩心很大，责任心很少。打一开始她就厌烦了我家繁重的劳动，更有父母带给她的精神上的负担。从她来的第一天，正逢母亲病重的开始。别说她一个小姑娘，以后再找到能胜任如此“家务”的保姆，恐怕真的也很难。
为了劝服她留下，妻子找来动画片的影碟，让她忙中偷闲的时候可以看看，出差也不忘带点小女孩喜欢的饰品送她。到底还是个孩子——她会由衷地很开心。可她就是不愿回到工作上来，甚至把嫌弃和咒骂老人的心里话，通通发泄在账本的背面。从她只言片语的记录看，她是一直在忍受，忍受，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样下去对她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
干满一个月的试工期，我们决定换人。
她对辞退她的决定一点也不意外，很爽快地接受下来。像久禁樊笼的小鸟，当即甩下还泡在水池里待洗的碗筷，就要我们送她回公司。
站在公司里办辞退手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单鞋。时值12月，近三九天，让我们隐隐感到一阵心疼。当初真该给她买双棉鞋，我们怎么一直没注意到呢？！小女孩纵有千错万错，毕竟小小年纪就出门在外，不易啊！
吃一堑，长一智。
有了小王这次教训，再找保姆，绝不可以找年龄太小的小姑娘。心会飞。
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教训二：绝不能坐以待“等”，青黄不接。要学会骑驴找马。
劳务公司这次矫枉过正，极力向我们推荐了一位年纪五十开外，头发已然花白的老太太。公司说这老太太愿意看护老人，只求能挣多点。她本身已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谁看护谁呀？！怕我们没信心，劳务公司专程把她约来面谈。
“老人”一口天南地北的家乡话，让人费解，只能连蒙带猜。
“您做过保姆吗？”
摇头。“俺看过自己的孩子，几个孩子都是俺带大的。”
“您会写字吗？将来买菜什么的您得记账。”
摇头。“俺不认字。”
“您会打电话吗？能认电话号码吗？”
还是摇头。没打过。替她拨通了她能讲话。
“那您会使用家用电器吗？比如洗衣机、微波炉之类的？”
还没等她摇头，公司已经替她说话了：“没关系，她能硬记，开关在哪儿，插电在哪儿，她们有她们的一套办法”，又转对“老人”——
“是吧老太太？！”
老人懵懂地笑着点头，表情显然不明所以。
这怎么行？闹不好发生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不解公司为什么这么热情推荐这样一位老人？还是看我们用人心切，饥不择食？
为安全起见，我们宁可忍痛割爱。
刘姐基本符合我们想要找的人
山东大姐叫刘合芳，38岁，体格健壮。样子看上去憨厚朴实。刘姐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在上高中了。丈夫也在北京的一家加油站给人打工。
刘姐的条件基本符合我们想要找的。
她家里也有公婆，七十多岁了尚能下地干活儿，自身的生活经历使她懂得怎么照顾老人，不用我们多说。这一次，我们事先把父母的情况如实作了通报，瞒和骗毕竟只能一时，还不如早早打消保姆的期待和幻想。就是这样一对双双不能自理的累人的老人，成不成你自己选择。
干起活儿来，刘姐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得心应手，有条不紊。她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了农村人的才智，让我们真正放心把家交给她。
父亲与所有保姆都像是一对“天敌”，矛盾永远无法调和。
开始还好，父亲尚能拘着面子，说话注意分寸。他也确实把刘姐当成自家人一样对待，其乐融融地一派祥和。但没过多久，父亲又旧病复发，重施故技，把矛头直指刘姐。
一天夜里，三点多。刘姐刚给母亲把完尿，回自己屋躺下。父亲一嗓子把我喊起来，急赤白脸一通逼问：
“钱呢？我在兜里掖的十块钱呢？怎么没了？”
父亲声音洪亮，在走廊里连骂带喊——“给我找去！王八蛋操的你们，到底谁拿去了？”
灯关着，但可以肯定刘姐还没入睡。即使睡了，父亲的巨大喊声也会把她惊醒。但她并没吱声。我能想象她是强忍着不发作。怕保姆多想，我劝父亲深更半夜的先睡觉，明天再找。
父亲谁的话也不听，他就要搅得所有人都别睡。
只能由着他闹。
五点多。又听见父亲在那屋大声声明：“找着了，钱在这儿呢！——对不起啊，我错怪了你了。”（显然也是说给刘姐听的）
刘姐第二天就委屈地向我说：“真没法干了，老爷子怀疑我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家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是外人，不是明摆着指我吗？！”“你说再累点我都能忍，但老是这样我真是受不了……”刘姐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劳务合同里特别有一条：“不得侮辱、打骂家庭服务员。”父亲的表现其实已经构成“侮辱”和“谩骂”了，无论如何太过分。
我们只能好言相劝，极力挽留：“老头儿是老糊涂了，他这是病，也未必针对你来的，他现在对谁都这样——咱们别跟他一般见识就是了。从你到我们家来，你的工作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呢，我们心里有数……”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深知找一个适合的保姆，并且干得逐步顺手，有多不容易。这些父亲是不能体谅的。
回过头来我对父亲一顿厉声指责，当着刘姐的面，故意让她听到。算是替刘姐撑了腰、出了气——这也是为了从长计议迫不得已。好让她知道——这家里不是都浑不讲理，我们是理解她的。
经过这件事以后的父亲，并没有稍作收敛，反而更变本加厉地胡闹。竟然有一次，他质问刘姐——“是不是跟钢子睡觉了？”刘姐没敢跟我说，而是把这话偷偷告诉了我姐。
简直变态！！！
难以启齿。
我为我的父亲感到耻辱，无地自容！我简直对面前的父亲充满鄙夷和仇恨——他还算是我的父亲吗？他还配做父亲吗？！我气得浑身发抖！他异想天开的污蔑、侮辱，殃及了全家人——至少是保姆、我和妻子的人格。
不明就里的旁人要是听到，会作何想？！
父亲极力发挥着他不着边际的想象力。他的世界没有光明，全部是暗无天日。所有人，所有事，他都把它们想到最坏最坏，然后长叹一声——“天啊！”好像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了。
母亲的哭闹平均隔两天暂歇一次，这一天夜里基本能安睡，养精蓄锐以备继续闹。父亲就在母亲哭声暂歇的缓冲时段，及时补充进来，施展他的叫骂，狂躁。
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轮番轰炸。这个家也就永无宁日。
处于小便失禁状态的母亲，最迫切的要求就是用哭喊表达她要尿尿的意愿，而且每次都刻不容缓。当你好不容易把她连拉带拽折腾到便盆上，她却憋了半天只尿几滴，或干脆一滴也尿不出，怎么折腾下来的，还要怎么把她折腾回床上去。不过半小时，母亲又要撒尿。有时一次哗哗地尿很多，大多时候还是淅淅沥沥几滴，没规律，让人摸不清哪次是真，哪次是假。
除了哭，她无法以其他方式表达“我要撒尿”这一简单的要求。父亲就成了母亲的“代言人”。
在这一点上，父亲确实是“尽职尽责”。母亲稍一有动静，想喊未喊的时候，父亲就抢先喊我们起来。很多时候，母亲还睡得好好的，父亲一觉醒来，看看表估摸有半个钟头了，也把我们（主要是保姆，她离得近）喊起来，非要我们协助还在睡梦中的母亲，撒了这泡尿。
起来，尿一点。或一点没有。
一次，两次。无数次。真真假假。
搞不懂父亲是关心还是成心。反正折腾得一夜谁也甭想睡。
刘姐有时抱怨母亲：“就尿这么一点啊——折腾人玩！”语气像在开玩笑，又不像。举着仅仅被尿沾湿的尿桶，给母亲看。
一旁的父亲无名火起：“尿那么一点，你喝了啊？！”
气得刘姐愤愤然而去。砰的一声关紧门。一夜把母亲晾在一边。
父亲对保姆的栽赃、辱骂和挑拨，受到伤害的终端，一定是我那无从表达的母亲。我们在家时还好办——不在呢？类似这样的尴尬局面，往往不受我的意志所控。这也就是我们平时为什么会对每个保姆尽量宽容一点、好一点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对她的好，能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反馈给老人（人心换人心）。
父亲精明一世，这一点怎么就不理解呢？
其实父亲并非是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相反，在我记忆里，父亲虽来自河北农村，却完整纳受了北京人“讲礼讲面”的传统（逢年过节，必嘱我给他的那些老同事、老哥们儿送东西，而且总是“创意”翻新。这已经成为我家的保留节目。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晚年的父亲，眼睛里注意到的细节全是“故事”，在他看来都“大有深意存焉”（事实+想象+组合）。
父亲看刘姐出来进去，总是随手披起母亲的一件棉袄，就电话里嘱咐我姐“给刘儿也买件棉袄吧，她穿着你妈的袄，都舍不得脱下来……”不管他分析得靠不靠谱，姐姐还是去批发市场给刘姐买了一件，作为礼物送她——刘姐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不得不归功于父亲细致入微的猜想。
我们从心里觉得，照顾这样一对老人，无论从体力还是心理的承受力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而保姆要与他们朝夕相处，事无巨细，比上班工作的儿女们还要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