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逃亡者来说，选择逃到什么地方，其实也是在考验着逃亡者的心理和智商
１．逃亡者
钟涛在青海吗？
对于逃亡者来说，选择逃到什么地方，其实也是在考验着逃亡者的心理和智商。北江曾经有过一起案件。一个人在酒店的卫生间里杀死了一起做生意的合作伙伴，然后带着抢劫到的八十万元巨款逃到了东北的丹城市。他在丹城租了一套房子，这是一户居民房，房子的窗户正对丹城市公安局的后院。每天就在警察的视线内活动进出。一个杀人逃犯就住在公安局的后院，他的承受力和心理考验能力绝非常人能比。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察看公安局的后院里是否有北江牌照的汽车进出。一旦发现北江来的汽车，无论是警车，还是普通的民用车辆，他都会选择逃离丹城。一年后，当北江和丹城的刑警打开他租住的房子给他戴上手铐时，他问北江来的刑警：“你们来多久了？”北江的刑警说：“一个星期了，我们在丹城排查得很辛苦。行啊，你隐藏的可够深的。”说着，也下意识地向窗外丹城公安局的后院瞅了瞅。
“一个星期了？！”他显然不信，“难道你们坐火车来的丹城？”
北江的刑警答道：“我们是坐飞机来的，为了抓你我们平生头一次坐飞机 ，是局长特批的。所以，我们哥几个还要感谢你呢！谢谢你送我们的机票。”
他先仰起脸长叹了口气，而后垂下头来：“这是天要绝我。”
北江的刑警说：“法网就是一道道篱笆墙，逾越是很难的。”
后来，我知道带人去丹城抓捕他的就是钟涛。据说，钟涛在市局刑警支队是抓捕逃犯最多的警察。可我搞不懂的是，当钟涛自己面临这样的抉择时，选择的目的地竟然是青海。青海、新疆、内蒙古，这些边塞地区往往是逃犯首选的目标。他们觉得，那些人烟稀少的山林、草原、沙漠是最佳的藏身处所。而身为警察钟涛为什么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２． 惊险一幕
“切诺基”行驶在弯曲颠簸的公路上。地标显示清江国道五十七公里，我以１２０迈的速度行进在国道上。这时，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我的一侧飞驰而过。突然，黑色越野车斜插到我的前面，很显然是故意挤我。就在我的车将要撞到越野车的一刹那，我赶紧回转方向盘，把车稳稳地停在了沟堑的旁边，但是左后侧的一只车轮已经悬空。等我停稳车，冷汗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刚才那一刻，简直就像电影里的特技镜头，我慢慢地把车倒出来后，便像傻了一样地坐在驾驶座上发愣，整个世界就像在我的脑海中不复存在，整个人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平静之后，我思索着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我怀疑，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是预谋已久的谋杀。可我又无法找到谋杀的证据和原因。因为，我既没有情敌，也没有经济纠纷，更没有卷入哪个是非的漩涡。难道，这又和钟涛有关吗？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生活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变得一团糟了。
看得出，那辆黑色越野车并不想置我于死地。他或许是在警告我，可又警告什么呢？
显然是和钟涛有关。有人不想让我采访或者追踪钟涛。
回到北江后，我没有把路上遭遇的惊险的一幕讲给青青听。在我看来，让一个女人整天为你提心吊胆地生活，是最不负责任的丈夫，我不是怜香惜玉，更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勇士，却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
３．立案侦查
第二天，我约见白默然，并在电话里简单地说了我在路上差点遭遇车祸的事儿。白默然和我见面的地点仍然是刑警支队的办公楼，不过这次不是在他的办公室，是在会议室。这是一间装修的还算不错的会议室，比起白默然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要显得高档多了。我盯着墙角的柜式空调，忽然想到了那天白默然的办公室里是一个落地的摇头电风扇。我没去过刑警支队其他人的办公室，不知道除了白默然之外，别人的办公室里，到底是电扇还是空调。想一想，关心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呢？会议室在三楼，白默然亲自在二楼的楼梯口等我。见到我后，寒暄几句，便陪我一起走向三楼的小会议室。快到会议室时，白默然指着一间办公室的门说：“杨记者，这就是钟涛的办公室。封了好久了，除了局长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进去。”
我停住脚，盯着红木门看了几秒钟。木门上积了不少尘土，看得出确实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有些傻气地问白默然：“这任何人里包括你吗，连你都不能进去吗？”
“当然了，我更不能进去。”白默然又自嘲地笑了笑，“这么做其实也是对钟涛的保护。”
走进会议室，我愣住了，因为会议室已经坐了五个警察。白默然坐在长方条桌的座首，拉我坐在了他的旁边。待我坐定后，白默然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里的那些刑警后，指着我说：“这位就是北江晨报的杨凡老师，也是一位在我们北江很有影响的资深记者。”说着，把脸转向我说：“你把清江国道上发生的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越详细越好，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和找到一些线索。”我便把在清江国道遇到黑色越野车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又介绍了昨天凌晨在清源看到的那个黑色越野车和那个奇怪的人影。
我介绍情况时，白默然和那些刑警记得很认真，而且是边听边在思索着什么。当我说到早晨在钟白法家遇到的那个奇怪的人影和那辆黑色的越野车时，白默然的眉头皱了一下，眼神里突然掠过一丝忧郁和不安的神色。我说完后，白默然问：“你在清源村看到的黑色越野车，和在清江国道的那辆黑色越野车是同一辆车吗？”
我说：“我只是凭直觉认为是同一辆车。在清源村，那会儿天还没完全亮，我只是模糊地看到是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但在清江国道，我看清那辆黑色越野车的车型是华泰‘圣达菲’，这样的车很普通，也不算高档车，在北江很普遍。”
一位年轻刑警问我：“你看清车牌号了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当时我已经懵了。”
会议室顿时有了低低的议论声。这样的案子，或者这也不算案子，总之，这样的线索查起来十分的棘手。白默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从县城到北江有几个收费站？”
我想了一下说：“一个收费站。”
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位老刑警也证实说：“只有一个收费站。”
白默然指着一个刑警说：“你去调一下收费站的监控录像，重点是７月１９日上午８时至１２时这个时间段的录像。”
那个刑警起身出去了。剩下的时间，似乎没什么可做的了，只是等待调取录像的结果。一个多小时后，那位刑警回来了。他用移动硬盘拷贝了当天的全部录像。我奇怪地问白默然：“他这么快就从收费站回来了？”白默然笑了笑说：“不用去收费站，是用网络传输过来的。现在我们警察打的也是信息战。”
那位刑警打开投影机，把拷贝来的录像投射到了银幕上。那个时间段，通过收费站的汽车很少，但大部分都是大货车。然后是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和几台黑色的小轿车，显然不是我们想找的那台黑色圣达菲越野车。在十时三十二分，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出现在了收费站。车型是华泰圣达菲。白默然马上发出指令：“停，定格，放大。”
然后又对我说：“杨记者，你看一下，是这辆车吗？”
老实说，这个收费站的录像效果很差，可能是视频探头的像素太低，图像模模糊糊的。但我们还是看清了那辆车的车牌号是江Ｃ１２７５。白默然指着银幕说：“联系交警指挥中心，查一下这辆车的信息。然后再放大，看一下驾驶员。”
驾驶员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墨镜，黑色棒球帽几乎遮住了半个脸，无法看清他的模样。很快，交警指挥中心调取的车辆信息过来了，但却让在场的人怅然若失。江Ｃ１２７５车辆登记的信息是：白色奥迪越野车，车主是北江路桥集团的商务车。
刑警们有些垂头丧气。折腾了半天，又等于回到了起点。但我感动于白默然的认真严谨，以及对这件事的重视。我转过脸来，带着一脸的歉意说：“很抱歉，给你们添乱了。”
白默然摆了下手：“说抱歉的该是我们。我们公安局管的是什么，就是公共安全。打击不了犯罪，保护不了群众的安全，还要我们警察做什么。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们会一查到底，给你一个交代的。”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白默然从一开始说“这件事”，到最后说“这个案子”。白默然用词上的变化，显示出一个刑警支队长做事的严谨。法律最大的力量，在于它的威严，这威严的背后事实上就是严谨。那么严谨又为了什么呢？那就是公正。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也是法理道德。
最后，白默然又说：“杨记者，这个案子暂时不要向媒体透露。你是做记者的，可能我这样说，对你来说有些不太尊重。但请你理解，关于媒体的影响，杨记者比我们更有发言权，我就不解释什么了。”
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了。再说，这个案子本身又牵扯着我，我才没那么傻呢！我想，白默然也是这么理解的。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说。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我说：“请白支队长和这些刑警朋友们吃个饭，表达一下谢意。”
白默然笑着说：“饭就免了，你是来报案的，我们得避嫌啊。要不你在我们食堂对付一下吧。”
我说：“你们不接受我的约请，那我也不能在你这儿吃饭。我只能选择告辞了。”
离开刑警支队的小白楼，行走在拥堵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来往穿梭的汽车，我神经质地盯着从我眼前驶过的每一辆汽车。这时，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停在我的身边，电动车窗落下，我看到一张气质高雅的脸，驾车的竟是宋梅。
宋梅探着身子说：“上车吧，杨老师。”
我犹豫了一下，摆了下手说：“不麻烦你了，那边公交车也很方便的。”
宋梅说：“你上车吧，我有话要说。”
我上了车，坐在了轿车的后座。我和宋梅客气着：“哦，今天可真巧，在这儿竟然遇着你。”
宋梅稍稍转了一下脸说：“不是巧遇，我是专程过来接你的。”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宋梅俏皮地一笑：“我有情报系统。”
我说：“是白默然告诉你的吧。”
宋梅不置可否的又一笑，问我：“你去清源了？见到钟涛的爸妈了吧。”
我如实地答道：“见到了，老人的身体挺好的，就是想你们。”
宋梅叹了口气说：“其实，你去清源毫无意义，你能了解到的，只是钟涛的过去。”
我想说钟涛给家里汇款的事儿，可一想，这事儿暂时还不能对宋梅说。包括对白默然我也没提汇款的事儿。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现在倒像一只马戏团里的黑猩猩。在训导员操控下，自作聪明地做着一些令人滑稽的表演。而看客是谁呢？是宋梅，是白默然，或许还有更多的人，比如那个黑色越野车的司机，那个要置我于死地的凶手。暂时，就把他叫做凶手吧。
不能说汇款的事儿，只好扯别的话题。我说：“老家的窑洞很破了，你们为什么不帮着盖几间新房呢？”
宋梅迟疑了一下，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一开始，钟涛想把父母接到北江来，这样也好照应。可我们住的房子不到六十平方米，他们来了根本住不开，而且钟涛的父亲明确表示，绝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可要在外面买房子，你说现在的房价那么高，买不起啊。再说，他们来了怎么生活，靠我俩这点工资，真的是很难很难。而且他们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来了城市，也不一定适应，我觉得农村的生活倒是挺好的。后来，我们商量在老家盖房子，可钟涛出事了。我一年多没有去过清源，是怕万一哪句话说漏嘴，让两位老人察觉到钟涛出事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打击。所以，自从钟涛失踪后，我一直不敢面对他们，也不敢去清源。”
车里开着音响，是一首很流行的歌，我记不清歌名叫什么，歌声随着车流一起流淌。我听得很投入，宋梅也唏嘘不已，我轻轻地拍了拍宋梅的肩膀说：“把车停在边上缓一下情绪再走吧。”
宋梅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气质谈吐都很高雅的女人，在一个并不十分熟悉的男人面前唏嘘不已，是有些让人难为情。我从宋梅的眼泪中，读到一个字：爱。这本是一首男人的歌，可宋梅却那么的动情，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我敢说肯定是因为钟涛。
那么，北江市公安局的对于钟涛的态度呢？
据说有两种意见：一是以主管刑侦工作的史副局长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把钟涛作为通缉对象，上网通缉，请全国公安机关协同抓捕，也就是公开进行网上追逃；二是以纪检组长陈俊山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建议，从刑侦和纪委督察部门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抓捕小组，根据调查摸排的线索组织抓捕。赞成第二套意见的人占大多数，大家觉得钟涛平时的表现确实不错，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钟涛就是杀死戴瑶的凶手，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公安机关内部出了这样的事，如果公开高调地抓捕，有可能引起新闻媒体的炒作，那样北江市公安局就被动了。陈组长更是快言快语，直截了当：“钟涛的案子一旦被媒体曝光炒作，我们下半年什么也别干了，专门应付媒体的采访吧。你们信不信，只要把这事儿捅出去了，媒体记者能把咱公安局大楼的门槛踩塌了。”
陈组长是当地人，这些话用方言讲出来特有意思。他的这些话是我在公安局的一个朋友讲给我的，他对我说完便后悔了，说我们这些做记者的有时候也特无良，捕风捉影，故弄玄虚，夸大事实，掐头去尾，移花接木，这些都是记者常干的事儿。我说，你不能打击一片，媒体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记者，但那些都是狗仔队，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还是大多数，比如我吧。那警察朋友看着我直言不讳地说，我说的就是你，你千万可别给爆料出去，要是被上面查出来，我就死定了。
所以，对于钟涛来说，乐观的消息是，公安局对于他的追捕措施采用的是第二套方案。也就是说，暂时不发通缉令，由局里组织专人展开抓捕。但是半年多过去了，毫无结果，甚至连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钟涛从警方的视线中消失了。
而那个模糊的“青”字和汇款单就成了最有价值的线索。我与钟白法分手时，没敢向钟家人暗示什么，我怕引起钟家人的猜疑，怕刺伤了钟白法老人和钟涛的母亲。因为我坚信宋梅的说法，相信钟涛是清白的。
我始终觉得市公安局在钟涛涉嫌杀人案的处理上有些草率，甚至草率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谁能相信，一封署名的举报信竟然改变了钟涛的命运，逼得一位警官选择了生死逃亡。
整个车内被宋梅的伤感塞得满满的。我提出在前面的路口下车，宋梅犹豫了一下，把车停了下来。我们只是简单地互道了再见，宋梅的车便静静地开走了。
回到报社，我向社长请假，说出去半个月。社长盯着我看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想跳槽？”
我说：“是请假，跳槽我还没想过，也许以后会，但现在真的是请假。”
社长打量着我，似乎在判断我的话的真假：“去哪儿？”
我说：“还没想好。把假请好再定吧。”
社长一脸狐疑地望着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半天才又挤出一句话：“你受刺激了吧，还没想好去哪儿，那你请什么假啊，你到底怎么了？”
我说：“累了，想休整一段时间。”
社长马上不高兴了：“员工们要都像你这样，这报社该关门了，还出什么报纸！”
我说：“我就是请假。再说，我也没卖给你们报社，你要是挤对我，我还真就跳槽了。到哪儿我都是首席记者，你信不信？”
社长信了，抓起笔筒里的笔，在我的请假报告上签了字。我把报告送到人事部，假就算请下了。
晚上回到家，我开始收拾行装。青海肯定比北江冷，本该多备些衣服。我不能对青青说我去青海，那样，会暴露了我的行踪，对我，对钟涛的安全都是不利的，这点上，我很清醒。因此不仅衣服不敢多带，我准备的行装也是半袖衬衣、大裤衩，总之都是些适合去南方旅行的衣物。
我对青青撒谎说报社派我去南方出差。青青说：“我陪你吧。”我吓了一跳，柳青青是说到做到的女人。她想要做什么，还真挡不住。任性的女人就像蛇一样地缠着男人，一个男人如果娶了任性的女人做老婆，又没有超强的忍耐力，肯定会崩溃的。我说：“这次是去武汉，你知道武汉是什么地方？火炉啊！那是除了重庆、南京之外，第三个有火炉之称的城市。你就别陪着遭那份罪了。”我把中学学过的地理知识，用在了青青身上。青青一听，果然说：“那我不去了，对了，明天几点的火车？”
我脱口道：“上午十点的。”
青青纠正道：“不对吧，去武汉的火车应该是早晨七点半的，北江就这一趟去武汉的列车呀？”
我急忙掩饰说：“哦，那就是我记错了。对，七点半的。”我担心青青看我的车票，我手里的车票是到兰州。从北江到青海没有直达的列车，要在兰州转一次车。幸好，青青没看。这个女人今天忽然变得很粗心。
这一晚，我和青青始终不能进入状态，悲壮的心境一直干扰着我的情绪。我这是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