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涛选择在格尔木藏身落脚，也是聪明之举，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可攻，退可守。
１．僧人
青海那么大，到哪里去寻找钟涛？
大海捞针吧。
刑警喜欢用这个词。我不是刑警，我是记者。
由于对柳青青撒了谎，我只能按照去武汉的列车时刻，赶在七点半以前到了火车站，硬是在火车站多坐了两个多小时，才登上了去往兰州的火车。青青说送我，我说又不是头一次出差，搞那么浪漫干什么。
“我们浪漫吗？”她还在为我昨晚的表现耿耿于怀。
这注定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在列车上“咣当咣当”地摇晃了一天，到凌晨５点，驶进了兰州火车站。一下火车，浓郁的西北味道乘着夜色扑面而来。可能是时差的缘故，凌晨的兰州站依然如午夜般漆黑，昏黄的灯光拉出长长的影子像尾巴一样拖行在幽暗的地下通道。难懂的西北方言，嘁嘁喳喳地在耳畔回旋。我由出站口转到售票厅，看能不能买到一张去青海的卧铺车票。从北江出发时，到兰州的火车票还十分地紧俏，我只能坐着硬座开始长途西行，在硬座挺了十个小时后，到达了这座西北城市。
我问售票窗口的女售票员：“有去青海的卧铺票吗？”
她茫然地望着我：“你到哪儿？”
我说：“青海。”
她很认真地瞟了我一眼，带着一脸的问号问我：“是青海吗？”
“是啊，是去青海！”我故意提高了声音，那语气中有点夜郎自大的不屑。
女售票员再次很认真地看了看我，大概确信我不是暗访的检查组官员，或者是故意找茬制造新闻的记者，白了我一眼说：“有青海火车站吗？我怎么卖给你火车票啊！”
女售票员的话让我猛然醒悟，我发现我真的是犯了一个极弱智的错误。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有青海这个令人神往的高原圣地，有美丽纯净的青海湖，可是在铁路的所有站名里，在这个世界确实没有“青海”火车站，以后也许会有的，至少我现在是无法买到一张到“青海”的火车票。
“那你能卖一张什么票给我？”我很认真很真诚地问道。
一直绷着脸的女售票员笑了。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颊上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像我看到过的一张海报上的电影明星。但她的脸上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西北高原女人脸上典型的高原红。
她打量着我问：“你是驴友吗？”
我笑了。她居然知道驴友，我却不知道这个世界压根就没有青海这个站名。我含糊地应道：“是要去青海旅游的。”
她热情地向我推荐：“你可以先到西宁，从西宁再转车到别的地方，或者直接到格尔木。当然，你要去青海湖和塔尔寺就在西宁下车方便一些。”
她调动了我的情绪。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早晨，在清冷的售票厅，我竟然感到了少有的温暖和惬意。
“噢，这么说你去过青海？”我纯粹是没话找话。
她说：“没去过，但青海离兰州不算远，来这儿转车的人多。你去哪儿呀，西宁还是格尔木？”
西宁？还是格尔木？我仅凭一个模糊的邮戳，就认定了青海。追随着一个模糊的“青”字奔向了青海。至于是到西宁还是格尔木，我说得清吗？可我又必须在这两个地方做出选择。
“格尔木吧。”我信口答道。
这个选择完全是潜意识的想法，但这种选择又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和根据。因为，我想钟涛既然选择了青海，那么西宁作为青海的首府，车多人杂，西宁绝不是钟涛要选择的去处，所以格尔木可能更靠谱一点儿。
我把钞票从小窗口递进去，女售票员给我一张去格尔木的火车票，还是一个下铺。我还想客气一下，她却板起面孔喊道：“下一位。”
我知趣地退了出来，走进了候车大厅，等待着开往格尔木的列车。
这注定是一次迷茫的旅行。列车载着我向遥远的圣地进发。
我的对面坐着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头儿，像退休的中学老教师。一聊，才知道，老头退休前在格尔木文联上班，是一位诗人。诗人老家在河南漯河，年轻时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青海，先在油田的职工中学教书，后来调到文联写边塞诗，他喜欢读唐代岑参的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诗句让他如痴如醉。他说，那个年代过得很苦，可精神里满是诗意，诗是激情的体现。我问他，还写诗吗？他摇摇头说，写了也没人看了。一个民族没有诗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世界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诗歌，荷马史诗，诗经等等。后来的聊天中知道，他在格尔木娶妻生子，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高原。他说老了，想回老家看看。我问他老家还有什么人？他叹了口气说，只有一个妹妹，去年也去世了，妹妹那些孩子们，因为总不在一起，感情上有些隔膜，至于过去那些同学，也是长久不联系，也没什么感情可言了。说到这里，老头有些伤感。人在暮年之后亲情和回忆可能是最看重的东西，可在追逐亲情时，时间和距离却淡化了他内心的依恋和支撑。从老头这里，我知道了格尔木确实是一个人口并不算多的城市，符合我的判断。有老头相伴，旅途过得不算劳累，而且又有卧铺可睡，时间在铁轨与车轮的“咣当”声中消磨着，我离格尔木越来越近了。
下了车，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因为我必须得算计着口袋里的钱，所以只能选择便宜的住处。服务员是一个身材很胖的中年女人，手里拎着一串钥匙带着我穿行在昏暗的走廊，随着中年女人走到一间房子前，她打开门说了句：“这是你的房间，进去吧。”我就进去了。这是一个标间，其中一张床上已经躺着一个人，那人脸冲墙睡着。椅背上搭着一件紫红色的僧人的衣物。屋子里和被子上有股淡淡的奇怪的味道，像酥油茶和青稞酒混合的气味。我怀疑这味道来自那椅背上的衣物，或者是房间里的客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膻味。
我失眠了。这是来到格尔木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和一个更加陌生的僧侣房客。与僧人如此近距离地亲密接触，让我有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我草草地洗了把脸，窸窸窣窣地褪去裤褂，蹑手蹑脚地钻进被窝，躺下却毫无睡意，脑子越来越清醒，这样倒能静下心来认真地思索关于寻找钟涛的方向和途径。一想，却更茫然。人海茫茫，钟涛早已隐姓埋名，想要找到谈何容易？我忽然觉得这次青海之旅，真的是头脑发热的荒唐举动。我有些后悔了，甚至开始后悔我的职业选择，如果不是多年做记者养成的一追到底的习惯，我至于跑这么远来寻找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当初，我父亲已经托他在市委工作的同学，把我安排到了市城建局的下属单位做办公室秘书。那个单位虽然是事业编制，可许多人为了能进去工作也是挤破了脑袋，没有很硬的关系也是进不去的。我想自己去奋斗，就应聘了北江晨报的记者。十年的历练下来，我成为了这家报纸的首席记者。
我应该算敬业的记者。我所接受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让我养成了对工作的执著和对诚信的尊重。有人说，这样的性格有弱点，不会迂回，不够圆滑与世故。但我觉得，假如圆滑和世故真的成了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那么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大概是天快要亮的时候，我的困意终于来了，然后便迷迷瞪瞪地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已快到中午，对面床上的僧人已经走了。我知道有一个词叫云游天下。这个词就是从游走天下的僧人这里来的。我忽然想青青了。因为想起了青青，我更理解了能云游天下的人也只能是这些了无牵挂的僧人了。
在旅店的床上挨到中午，肚子咕噜噜地叫了。我穿好衣服，打算出去先填饱肚子，然后再琢磨从哪儿开始我的旅途。这时，僧人突然推门进来，他看见我，合掌向我示意，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大概是一些祝福或问候的话。我从未与僧人打过交道，慌乱得竟不知道如何作答。只说：“您没走吗？”
僧人笑了笑说：“我去买火车票了。还不错，有座位号呢。”
我也笑了。突然觉得，僧人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神秘莫测，那么让人生畏。
“那是师傅您运气好。”我想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僧人愣了愣神，突然盯着我的脸认真地打量起我来。接着用一句北江方言说道：“听口音您是北江来的？”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是北江人？”我问道。
“天地之大，天地又很小啊。”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是啊，我听说，在纽约街头还能遇上自己的乡邻呢。”
“是的，所以说天地其实很小的。”
“师傅在哪个寺院？不会是在塔尔寺吧。”
僧人摇摇头说：“我在的那个寺院离格尔木有一百多公里，是一个小寺院，和塔尔寺无法相提并论。请问您来青海是出差还是探亲旅游？”
我说：“我是找人的。他是我的一个亲戚，出来做生意快一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家里人很着急，就委托我出来找一找。格尔木有没有北江人，多吗？”
僧人说：“见过几个，有打工的，也有做生意的，但都是些匆匆的过客，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背包，取出钟涛的照片递给僧人。他接过照片，愣怔了一下，手明显地抖动了一下，好像这张照片是马上退还给我，连连摇摇头道：“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哦，对了，你不是说你的亲戚是做生意的，这照片怎么是一个警察呢？”
我忙解释说：“他过去确实做过警察的，可是后来不干了，改做生意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青海这么大，地广人稀，能不能找到，也要看你的运气了，请问您在北江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做生意的。”
僧人又问：“十多年前，北江出了一起伤害案。您听说过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说：“十多年了，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案子。不过，我知道有个电信诈骗的案子，当时在北江影响很大。据说嫌犯到现在还在逃。”
“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了。”僧人说完，便转过身要走。我向他招招手，算是道别。等他走了，我猛然觉得，这僧人匆匆进来，又突然匆匆地离去。这里一定有问题。而且他看照片时，有些异样的，对，眼神，他的眼神似乎有些意外和惊慌，只是他很快就掩饰过去了。这种掩饰也证明了他的老练，这个僧人绝不是一般的僧侣，他的背后一定有隐情。
我太粗心了。
那么，引起他慌乱和意外，促使他匆匆离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钟涛这个人，还是警服？
我顾不上细想，眼下要紧的是找到这个僧人。我急忙抽转身追出去，一直追出小旅店，追到街市上。街上已没有我要找的那个僧人。我又跑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候车室人不算多，我怀疑他换了衣服，所以把那些为数不多的候车人，重点是男人逐个地看了一遍，仍然是毫无结果。这个结果令我沮丧不已。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在他离开格尔木之前找到他。这也许是我找到钟涛的重要线索了。
除了火车站之外，他还能去哪儿？
我在街边的一个煎饼摊上，买了一张煎饼，一边吃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引得路上的行人不时地向我张望。我把最后一小块儿煎饼塞进嘴巴时，看到一个穿着紫红色衣服的喇嘛。是他吗？我紧走几步，横挡在了喇嘛的前面。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急忙解释，赔礼道歉。
这是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喇嘛。对于我的冒失，表现出了慈怀和包容。
这时，我感到了孤独和无助。在陌生的高原城市，在格尔木火车站正对着的那条冷清的街道，我像一匹掉队的骆驼孤独地寻找着。
２．我叫洛桑
几个小时毫无结果的寻找，天色渐渐黯淡了下来。从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八点，格尔木火车站没有列车发出和通过，我必须赶在列车进站前，找到那位僧人并堵截住他。
听当地人说，青藏铁路通车后，格尔木火车站的旅客才多起来。格尔木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以更加重要的位置走进中国人的视线。从这点看，钟涛选择在格尔木藏身落脚，也是聪明之举，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可攻，退可守。
这会儿，我完全像一条猎犬，嗅着鼻子搜寻着我的猎物。终于，我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装束怪异的人。他的衣服很新，一看就是刚买来换上的，头上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藏民们喜欢的毡帽，帽子也是簇新的。我看到的只是他的一个侧面，还无法确定这位怪异装扮的人就是他。但我不能放过机会，准备冒险一搏。我绕到他的身后用力环抱住他，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像抱一只水桶似的紧紧地箍住他。他本能地“啊”了一声，努力地挣脱，用力地摆动身体，当他转过头来看清是我时，便停止了挣脱和反抗，叹了口气问我：“你是警察吧。”
我说：“我是记者。”
“你是记者？”他似乎不信。
我说：“找个地方我们谈谈。”
他点点头背起他的行囊跟着我走出了候车室。
能去哪儿呢？我想还是回我们住的那个小旅店吧。他同意了。在征得了他的同意后，我在街边的一家铺子里买了些熟食，我知道僧人有许多禁忌，就让他来挑选，还好，他也没推让，要了糌粑和一块牛肉。我看到了青稞酒，可我没敢买，因为我不知道喇嘛是否能饮酒，也就放弃了饮酒的想法。回到旅店，他进到卫生间，换上了僧人穿的袈裟，重新以僧人的身份坐在了我的对面。当我们重新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竟又回复到了彼此陌生的状态。
我说，吃点东西吧。他也不客气，抓起糌粑和牛肉狼吞虎咽似的吃了起来。我想，他可能也是为了躲避我，连饭也没吃。他同时也勾起了我的食欲，本来我没吃过糌粑，而且也不习惯那牛肉的味道。可看他食欲大振，我也大口地吃了起来。我买了很多，足够我们吃两顿的。待他吃饱了。我说：“谈谈吧。”
他说：“你想问什么？”
我说：“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我叫杨凡，北江晨报的记者，你呢？”
他扯一块纸巾擦了擦嘴巴说：“我叫洛桑。你也可以叫我洛桑喇嘛。”
我摇了摇头说：“我想知道你出家前的名字，或者说，我更想知道你的过去。”
我知道，洛桑这一连串反常的行为和举动，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一个是他的逃亡，他为什么要躲着我，是因为我是北江人，是因为我知道了十年前的那个案子。这个案子很可能和他有关系。我说想知道他的过去，他却沉默了。也许是在考虑是否再继续与我谈下去。我只好调动起我做记者历练出的拿手本领，那就是激将法。
于是我故意激他：“你谈出来吧。你这样介绍自己，正说明你有过一段非常痛苦的过去，那也许是你内心的伤疤。所以你不愿意提起那段经历，你想忘掉他。可你知道吗？你越是这样，过去的那段经历越会像大山一样地压在你的心口，那是一道心结，而这道心结只有你自己亲手才能把它打开，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会让这个心结像枷锁一样沉重地压在你的心头。也许你隐姓埋名，甚至甘愿遁入空门，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与往事告别。可事实上，你越想逃避，越难以逃避，相反你会更加的痛苦。从你内心里走出来吧，走出来就解脱了。”
他还是低头沉默。沉默了一会儿，他仰起脸看了我一眼，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甚至有点垂头丧气。
我起身找到我的包，从笔记本里抽出那张照片，指着照片上的钟涛问：“你一定见过他吧。你是看了这张照片之后才躲避我的，对不对？”
他终于开口了，指着照片问：“你和他什么关系？”
好，这就是转机。他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按照我做记者的经验，只要对方肯开口，谈话就能继续进行下去，就会得到我期待的东西。
而他刚才的问话，显然是在试探，他对我还存有戒备心理。
我说：“老实说，我没有见过他，我和他的认识仅限于这张照片。我是在采访一个杀人犯的时候，那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委托我，要我找到他，帮助他。一句话，我是受人之托。”
我注意到，当我说到杀人犯这三个字时，他哆嗦了一下。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这说明，他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全部，只想知道，钟涛现在在哪里，找到钟涛，才是我要做的事。我看到他眼圈一红，然后喃喃地重复了两遍：“杀人犯，杀人犯。”
接着他又问我：“你说得是真的吗？你真的是在帮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吗？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说：“我没必要骗你。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做，理由其实就两个字：承诺。”
“承诺？”他睁大了眼睛，陷入了沉思。屋子里很静。外面那个中年女服务员拎着钥匙“哗啦哗啦”行走在走廊里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进来，仿佛是从一个更加遥远的世界传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串钥匙的“哗啦”声，竟会让我产生如此神奇的联想吗？显然是那身衣服。
他两肩抖动抽搐，伤心地哭了。我静静地看着他，让他把心底的那些埋压了很久的东西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吧。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还有人说，哭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也会哭的。其实哭有时是调节心理的最好良药。
我看到他渐渐地安静下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扬起脸，我扯了几块儿纸巾递给他，示意他抹去脸上的泪，他没接我的纸巾，任由泪水顺着脸颊滚落。
他再次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是杀人犯。”
我震惊了。
他又说：“我逃亡了整整十年。你说得对，十年了，我没过过一天踏实的日子，就像有一块很沉很重的大石头压在心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３．隐姓埋名
深秋的格尔木，静谧的夜色阻挡不住屋子里的清冷。我用被子裹住身体，以此来抵挡夜晚的寒气，静静地听着一个叫厉福胜的人娓娓倾诉。
他是一个电脑高手。我以为电脑高手一类的人一定具备高等的学历，可他没有，他只上过北江的一所民营的医药专科学校，学的专业是药品检验。毕业后，没有一家药检所肯聘请他去检验药品。他对负责招聘的药检所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说，我在学校里一直是名列前茅，我会很好地完成你们交给的检验任务。药检所的人摇摇头拒绝了他。后来，他的父母托了关系找药检所的领导，也是那位领导被找烦了，说了实话。他说，假如厉福胜什么都不会也许还真的就被录用了，不录用，是因为他的成绩太高了。假药都被他检验出来，那还要药检所干吗。是啊，这个世界有真李逵的存在，就有假李逵的出现，这个一千多年前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厉福胜却没弄明白。找不到工作的厉福胜只好宅在家里，每天像所有的网虫一样游走在虚拟的世界里，打发着无聊的时光。他上网除了打游戏，就是研究编辑电脑软件程序。他从不聊天。他说，上网聊天的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寂寞的中年男女，在网上消磨着寂寞无聊的时光；另一种是没有多少学历和知识的年轻人，他们除了聊天再不知道网上还有另外的神秘的世界，打开这个世界，就真正地进入了新奇的生活。有一天，他的邮箱里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一份邀请函，这家公司想请他做公司的主管，薪金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有兴趣，请面谈。他按照邮件提供的联系方式，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室见到了公司的人力部经理。谈话是愉快的，比起药检所那个绷着脸的秃脑袋的人事主任，人家才真正体现了人性的光芒和相互尊重的惬意。这是一次平等且友好互信的谈话。他说，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底层的老百姓，最容易满足的是得到起码的尊重，哪怕这种尊重仅仅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笑脸，就够小老百姓激动一阵子的。另外，这家公司最打动他的是必须住在公司里，厉福胜很看重这个要求，不但不觉得苛刻，反倒觉得这是在拯救他，这样一来，母亲想唠叨几句，也没了对象。
他在三天后就到公司上班了。这家公司的人性化管理差点让他流下眼泪。报到那天，公司派车到楼下接他。冲这，他决定到了公司一定好好干。公司来接他的车很牛，是一辆黑色的英菲尼迪，据说也是上百万的车。他坐在车里美得很。想象那公司也一定很气派。结果，轿车把他拉到快到郊外的一幢简易楼房里。破房、破桌、破椅，所有陈设的摆放毫无章法和规矩。这哪里是公司呀，简直就是一杂货铺，连杂货铺都不如，杂货铺至少有货，这房子里除了桌子上的三台电脑和几部电话，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他的手里还拎着行李。
男主管说：“你先把行李放下。”
这主管是开车来的司机介绍的，之前没见过面。这人有三十多岁，满脸青春痘。厉福胜想，三十多岁也该过了青春期了，怎么还满脸的痤疮。管他呢！自己是来上班的，又不是看那张脸的。主管没把公司的业务交代清楚，他不死心，没法死心，他得弄清楚来干什么呀？
主管拍了拍电脑，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只负责编程，其他就不用问了。反正到时候按月给你发工资就是了。”
头一个星期，基本没事做。后来，他了解到，这个公司，除了五个业务员，就他一个操作电脑的。其他员工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反正进进出出的，好像也没闲着。他来了一个星期，也没见过老总，每天看到的就是这个主管。憋了半个月，主管说来活儿了，这些天得加班了。厉福胜那叫一个激动，憋了这么些天，终于能大显身手了。主管给他交代任务，他越听越糊涂，糊涂不是没有听明白，是因为听明白了才糊涂。主管给他交代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的诈骗犯罪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说穿了，就是发布虚假的中奖信息，利用网络骗取巨额金钱。厉福胜拒绝了。
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这是犯法的事儿，我绝不会做的。”
主管冷笑了笑：“恐怕不做都不成了。这半个月住在这里，你能跟警察说清楚吗？再说，你也走不出这幢楼了。还有，你知道为什么上你家接你吗？我们就是想知道你住哪儿，你与我们合不合作，决定着你父母的安全。”
他正色道：“你们不能伤害我父母。”
主管冷着脸说：“这取决于你的态度。主动权在你手里。”
他说：“我只做这一单，完了，我就离开。”
主管说：“这可以，你做完这单就可以离开，我绝不食言。”
他又提出见老总。主管“哼”了一声说：“你想见老总，说实话，我都没见过他长得啥样。”
主管说的是实话。除了那个开英菲尼迪轿车的司机，包括他在内，公司里的员工都没有见过老总，对了，不是老总，是犯罪团伙的头目。求职心切的厉福胜不知不觉地身陷犯罪团伙之中。后来，由被骗到骗人，他制作的中奖信息，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很快，就有钱款打进他们设定的账户里来。有一笔，一次就二百万元。这么庞大的数目让厉福胜看着心惊肉跳。随着数目越来越大，他越陷越深。他决定赶快逃离这个魔窟。
门口两个保安，虎视眈眈，是公司的打手，从这里他休想走出这幢大楼。主管倒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于是他开始在主管身上打主意。一天他对主管说，电脑坏了，需要出去买个配件，主管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买。他说，我开单没用，那得看型号。主管冷笑着说：“你小子别跟老子耍滑头。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过后，他也觉得好笑。这样的办法也确实幼稚可笑。能干诈骗案子的，绝非像干街头抢劫案子的人那么直截了当。抢劫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犯罪，主管曾跟他聊过，说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抢劫犯。被人撵的像条狗似的没命地在街上撒丫子。他一听泄气了。想逃离这个魔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那天，他无意中在床垫子下面发现了一把匕首。他试了试刀锋，还算锋利。他想，这把匕首不是主管他们的，可能是原先租住这房子的人留下的。他原封不动地把匕首放回了原处。自从发现了匕首，一刹那，他的心灵发生了裂变。忽然觉得自己强大了。躺在这把匕首上睡觉，就像拥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他开始注意那俩保安晚上的作息规律。他发现，一般到了十点以后，俩保安便把大门锁上了，坐在门口的保安室里看电视，十二点以后，俩保安就睡了。但要想搞到保安的钥匙又几乎不可能。他不得不承认，这俩保安是忠实敬业的，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让这两人如此顺从和忠实。是钱？还是别的什么。厉福胜胡乱猜测。
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那是在半夜里，主管突然把他摇醒，说要转移，让他快收拾东西跟他一起走，听主管的意思是警察可能注意到了这个地方。主管说，除了电脑必须拆走，其他的都可以不要。他趁主管往楼下搬电脑的时候，把床垫子下面的那把匕首揣进了怀里。下到楼下，他转身便跑，主管和一个保安在后面紧追。主管扑倒了他，然后站起来用脚向他身上狠踹。他本能地用手护着脑袋，他的手被坚硬的皮鞋踹得疼痛难忍。就在这时，匕首的刀把顶着了他的肚子，他突然用力站起来，抽出匕首，扎向主管。主管没想到他会有匕首，一点防备都没有，他又向主管连捅了数刀，看着主管软塌塌地倒下去了。他懵了。保安也懵了，不知所措。他转身便跑，保安不知为什么没再追他，而是蹲下身子看主管。他想，这几刀下去，主管肯定死了。他杀人了。厉福胜跑出去很远之后，突然站住。他站在漆黑的夜空下，喃喃地自语：“我杀人了！我成了杀人犯！”
命运就这样开始改变一个人。他褪去身上沾着血迹的夹克衫，匆匆地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衫，一口气跑到火车站，登上一列刚刚进站的火车。火车把他拉到了兰州，他没敢在兰州停留，又去了一个叫武威的地方。下了车，他感到饥肠辘辘，他已经两天没吃一口饭了。他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时间。他甚至不知道离开北江几天了。恐惧像恶魔一样吞噬了他的灵魂。他这才知道了逃亡的滋味。
他先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那个包工头根本没把他当杀人犯，也没把他当出来打工谋生的，把他当做染上网瘾，不想上学，出来胡混的学生。因为包工头的儿子就是这样离家出走的。可能是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包工头把对儿子的情感不自觉地转移到了他身上，对他不错。一次，来了一辆水泥车，他们要把那一袋袋的水泥卸下来码到简易库房里去。其他人一次扛两袋，他扛起一袋都摇摇晃晃。那些工人们嘲笑他，奚落他，他想扔掉水泥袋子拔腿走人，可是他想到自己是杀人犯，除了在这儿还算安全，他能去哪儿呢？他想，这会儿北江公安局的通缉令可能发到全国了。包工头走过来，冲他屁股踢了一脚说，小子别逞能了，你就不是干这的料，到那边筛沙子去吧。他感激地望着包工头笑了笑。他说，如果不是一次车祸，他可能还会跟着包工头。半年后，包工头在一次车祸中死了。是死在了为他的民工兄弟们讨要工钱的路上。现场很惨，他想去看看的，但没敢去，因为他知道现场会有很多警察，他又开始四处流浪，专拣荒僻人烟稀少的去处。流浪的三年中，每次听到警笛的声音，每次看到身边有警察出现，他都心惊肉跳，惊慌不已。三年后，他到了青海，走进了一座寺庙做了喇嘛。他想通过修行，洗刷自己身上的罪恶。
十年后，他变成了洛桑。而且他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过去，忘掉了厉福胜。直到钟涛的出现。
今年初夏的早晨。他像平常一样打开寺院的大门。他突然发现门口躺着一个满脸胡楂一身泥泞的男人。据厉福胜说，当时他看到的钟涛，完全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他转身回去请示活佛，活佛走出来看了看，说：“你去再叫一个人吧。”
他回到僧房叫来一个喇嘛，两人把钟涛抬进了寺院。
钟涛在寺院一间专供香客住宿的床上躺了一整天，到傍晚时苏醒了。厉福胜，不，他该叫洛桑的。洛桑差不多守了他多半天。活佛说，别看他一身泥泞，浑身脏兮兮的，活脱一个叫花子样，可眉宇间有一股英气，看上去绝非普通的流浪者，等他醒来，活佛要亲自问个究竟。钟涛苏醒后，洛桑急忙喊来活佛。活佛进到房间里，挥挥手，示意洛桑退出去。活佛和钟涛谈了很久，具体谈的内容洛桑至今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活佛让洛桑找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下了钟涛那身泥泞的脏衣物。钟涛留在寺院住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两个月以后，钟涛站在院子里，突然问洛桑：“你是北江人？”
洛桑立刻摇头否认。因为除了口音，怎么能分辨出是哪儿的人呢？而洛桑的口音和当地人几乎一样了。
钟涛却坚定地说：“你是北江人！”
洛桑吓了一跳，想他可能真是过去见过的人，仔细辨认，确信自己从未见过此人。便又摇头装傻道：“北江在哪儿？”
钟涛笑了笑说：“北江在你心里。”
“那你是北江人？”洛桑问。
钟涛点点头说：“我认识你，你叫厉福胜。”
洛桑，不，厉福胜一听彻底崩溃了。他哆嗦着嘴唇，嗫嚅道：“你是什么人？认识我吗？”
钟涛说：“我见过你的照片。”
“在哪儿？”
“在我的办公室。”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警察。”
“那我就是东郭先生了。”
“不，你救了我，这是事实，我还是要谢谢你的。但你不是东郭先生，我也不是中山狼，我其实也是在救你。而且我要告诉你，你捅伤的马二强，他没有死，后来被救活了。但你确实构成了伤害罪。我分析过你的案子，你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你完全可以选择报警，而不是通过捅伤马二强来换取逃离那个团伙的机会。我们追捕了你十年，其实是希望你重新回归社会，即使继续做僧侣，也要把该承担的责任了结了才能重新回到寺院里来。我希望你回北江去自首。”
厉福胜问：“你怎么知道我在寺院里？”
钟涛说：“是我在寺院住下后无意中发现的，就是那张用来通缉你的照片，你的照片虽然是十年前的，但一个人可以改变容貌，可改变不了眼神，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就是厉福胜。”
厉福胜提出一个条件：“我向你自首，你把我带回北江吧。”
钟涛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我也是被通缉的逃犯。”
厉福胜惊呆了。然后沉下脸说：“你都是逃犯，为什么让我去自首。”
钟涛摆了下手说：“你和我不一样。”
厉福胜问：“怎么不一样，逃犯还有区别吗？”
钟涛说：“有些事儿我无法和你解释。我们会在北江见面的。请你相信我。另外，请你帮我把这五千块钱按照这个地址寄出去。最后我请你为我保密，不要把我在这儿的事儿告诉任何人。可以吗？”
厉福胜点点头答应了。
走的那天，钟涛把他送到了县城的汽车上。他离开县城到了格尔木后，他突然改变了想法。他不想回去自首了。当然，他的内心也很矛盾。他把那五千块钱从一个小邮局寄了出去。然后开始漂泊，不过始终没离开青海。辗转多日，又回到了格尔木，然后在旅店里遇到了我。
我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裹紧了被子说：“你应该听钟涛的，回去自首。这真的是你的唯一选择，不要再犹豫了。”
厉福胜犹豫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听你的，回去自首。”
我说：“你带我去找钟涛，我们一起回去。”
厉福胜说：“我答应过钟涛，不把他在寺院的事儿讲给别人，我不能带你去。”
４．算不算自首
厉福胜的态度很坚决，我想只有我自己去了。第二天一早，我下楼给白默然打了一个电话，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白默然，并要白默然配合我，一定等我陪着厉福胜走出小旅店后，再给他戴上手铐。我再次问白默然：“他这样能算自首吗？”
白默然说：“可以。只要他配合我们警察，自己走出来，我们可以视他为自首。另外你要注意保护好钟涛，一定保护好钟涛。”
白默然几乎在求我了。我被白默然对钟涛的兄弟情义深深地打动了。
放下电话没多久，白默然又打来电话，说他请示局里了，下午坐飞机先飞西宁，再到格尔木。北江没有直飞格尔木的民航客机。不过，很快就会到的，让我耐心地等待。
我陪着厉福胜坐在小旅店里静候白默然。我把给北江警方打电话的事儿如实告诉了厉福胜。他很理解，说：“谢谢你了杨记者。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
准确地说，我们是在第三天的早晨等到了白默然。他们下了飞机后，从青海省公安厅借了两台越野车，赶了一夜的路，抵达了格尔木。他们到了楼下后，白默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到了，你们出来吧。”
我陪着厉福胜走出了小旅店。
两个刑警走过来，一左一右，把厉福胜押上了警车。我注意到，他们并没有给厉福胜戴手铐。我猜测，这或许是白默然特意交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