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着啤酒听完李方的故事，我的心一片柔软，如大风吹过的海般跌伏起荡。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过于匆匆，过于专注于自己脚下的路而对其他人其他风景视而不见，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汇聚了天下所有欢乐与悲伤的中心。而现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认识并了解了另一个正面临生活戏剧性变化的考验的人，坐在同一张桌上，一起说话，一起吃喝。——生活其实是可以这样地亲密与开放。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这样吧，”我放缓了语速，“你这样子辛苦地打工，一方面很难赚钱，一方面又会耽误你的学业。”我看看他，他已比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放松了不少，但头还是习惯性地低着，眼睛盯着面前的一只小碗，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我知道他在用心地听着。
“现在开始的四年里，我会每年寄学费与生活费给你，一直到你大学毕业能够自立为止。”我继续说，故意用着轻描淡写的语气，不想让他觉得这是件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果然他浑身震了一下，猛地抬起头，第一次看见他的眼睛这样亮，夹杂着一些兴奋还有一些——可以说是惊吓。
很快地他以为自己是听错了，摸摸鼻子，低下头嗫嚅着：“目前的生活可能是很不容易，但我也成年了，是男人就要负起责任，只要努力不怕吃苦，我想一切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我会帮助你的。”我坚定地说，一旦作了决定我就会去做。哲很喜欢我的这一点特质，——行动的人比永远只说不做的人要值得尊敬，他曾这样说过。
在这样一个出其不意的间隙里又想到哲，使我的情绪起了微妙的变化。我再一次记起这一路上披星戴月地向前走，是为了找寻我相守三年的男朋友。
我安静下来了，陷在自己隐秘的心绪里，久久不能开口说话。
李方偷偷地朝我打量了好久，然后他动作轻缓地替我倒上啤酒。
“不能喝了，我也困了。”我用手挡嘴打了个哈欠，故意掩盖适才长久的静默带来的尴尬气氛。
“李方，”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刚才并不是在说笑话。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我明天就给你第一年的学费与生活费。你可以在一早赶到这酒店来吗？”
他变得慌张起来了，失手打翻了面前的杯子。啤酒粘湿了桌布，他连忙拿餐巾纸去擦，手哆嗦着擦了一遍又一遍。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伸手过去，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阻止了他这些毫无意义的动作。他抬起眼看看我，双眼在一瞬间迸发出如雨的泪水。
“我不能我不能，”他拼命摇头，声音模糊，“这下午我还那样地坑害你，欺骗你，我不诚实，我不能接受您的好意！”
我轻柔地拍着他的手，示意他平静下来。
“你明天早点来吧，我现在身边没那么多现金，明天去ATM机取款。然后你留下你的汇款地址与联系方式，以后我会再联系你的。——我也累了，我们明天见吧。好吗？”
他终于点点头，眼泪依然是止不住地流下来。我迅速地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名字与手机号，塞到他的手里。
晚上我躺在酒店还算舒适的床上时却又睡不着了。也许是头颈上的防咬圈令它不适，狗在床边地毯上不时地翻来覆去，偶尔地发出细微的磨牙声与鼾声，露风禅这会儿的疲倦提醒我它的确是条上了年纪的狗了。
我屏声息气地听了一会儿，心中暗自期待着父亲的声音能再一次出其不意地降临，像发黄的梦境一样温暖我，像雾中的明灯一样指点我。
但大约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狗没有动静，除了有几次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也许是梦到了以前街头流浪生活中不愉快的一个片断或是梦到了那个抛弃它的主人？
夜色在四周如无边无际的大海般轻轻晃动，我躺在失眠的孤岛上被种种思绪浸透了全身。睁着眼发了一会儿呆后，我起身给酒店总台打电话，询问从宜昌去川西有没有长途车。
接电话的女孩耐心地查了一遍长途车时刻表，回答说没有直达车，但可以往那个方向从宜昌花几个小时坐到重庆，然后在重庆应该就有车去我的目的地——川西的丹巴县。在宜昌的发车时间是傍晚。
最后她建议我明天一早再打电话到总台，酒店有替客人订车票的业务。
我谢了她，又问了她酒店附近最近的ATM机在何处，以及酒店的早饭何时开始后，挂了电话。
狗醒了，在昏暗的灯光里对着房间四周习惯性地打量了一下，确定一切都安好后站起来，摇摇尾巴向我走过来。我摸了摸它的脑袋，叫了声它的名字，“你还好吗？”我轻声问它，“爸爸呢，你知道我爸爸这会儿在哪儿飘荡吗？”
狗无语。
我下了床，走到浴室，喝了点水，看看镜子里的自己，面色苍白，眼睛因缺觉睡而略微浮肿着。我抚弄了一下凌乱的头发，然后拿起旁边的电话机坐到抽水马桶上，拨出我熟悉的一个手机号码，一串敲击键盘的嘀嘀答答的声音过后，我听到的还是那个惹人厌的电脑女声：对不起，你拨的手机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我把电话机放回原位，走回房间睡觉。
这一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既恐怖又令人宁静的梦。梦见周围的世界被水淹没，街道、楼房与汽车陷入水底，马路边的树像水草一样在水里柔软飘动，一切都是烟蓝色的，像某些电影里的那种诗意而忧郁的背景色调，我单独一人行走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上，心存迷惑，但没有应该有的那种害怕，——好吧，我收回我的话，也许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惧意与孤独，还有悲伤。突然我看到一艘巨大的潜水艇悬挂在我的头顶上方，正当我停下脚步抬头张望时，从潜水艇的麦克风里响亮地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不要慌，我来救你了！”
我仿佛立刻被这个熟悉的声音催眠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心中充满了宁静与一种深沉的喜悦，我确信尽管船里的人还没有在我眼前出现，但我已安全了。而这似乎就是我等待己久的时刻。
今天是哲离开我的第六天。我在笔记本上这样记道。
这天我起得很早，先打电话请酒店的总台替我订两张傍晚六点四十分从宜昌到重庆的汽车票，然后在一张报纸上洒上些狗粮又在一只杯子里倒了些水喂露风禅。
它自上路后胃口就一直不太好，吃得不多。我又检查了一遍它身上有皮炎的地方，好像炎症已控制住了，替它涂上新药膏，喂了它一颗治胃炎的药。
自从昨夜它的嘴里鬼魅地发出我去世十多年父亲的声音，我对狗的感情变得更加亲密无间了，它的病痛尤如是我自己的病痛，而它的快乐也是我的快乐。再回想到不久前这条狗是怎样地由哲从街上领进我们公寓里又曾被作为求婚礼物送给我，我不由越发地感到世间大小各种事件之间那蛛网般错综缠绕的联系。没有一件事或一个人是独立存在着的，你必定要与其他你或许想不到的人与事发生或强或弱的关系。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征兆背后都有其深意，而任何一样东西进入你的世界都有它独特的神秘性与理由。
躺在浴缸里的时候，我又试着用手机联系哲，还是关机。于是忍不住写了一条短信给他，他总有偶尔用手机的时候吧，——我暗暗祈祷着。在短信里，我告诉他我在赶往他老家的路上，现在在宜昌，晚上到重庆，若他恰巧在这其中任何一个地方，请他跟我联系。
我甚至有种想往他父母家打电话的冲动，一路上这个号码都被小心地放在钱包的夹层里与我跟哲的合影照为邻。但不知是什么阻止了我，也许现在还不是时机吧。另外他父母那一口当地方言在我耳里如同爱斯基摩人语言难懂，——尽管我也从来没听过爱斯基摩语是什么样的。
回想一年前受哲的邀请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与他同去丹巴山区他父母的家时，我真的像到了火星或其他的什么奇怪地方，吃的穿的住的讲的，我一概不习惯。最要命的还是高原反应，当地的海拔很高，已属高原征候。
我到的第一天就头痛得吃不下东西，第二天虽然有所好转，但我在哲的父母家依旧度日如年。那个厕所真是恐怖到极点，简直是倒退到原始社会，不敢想象我那英俊得体、受过高端教育的男朋友从小是用着这样的厕所长大的，我在那两天几乎不吃不喝是为了不想上那个厕所。
哲几乎寸步不离我左右，做翻译、导游、车夫，更主要的还是公关，随时润滑我与他父母的关系。我记得就在第二天，他父母就把那个叫益西卓玛的姑娘叫到了家里来。他们一直希望哲能够娶她，即使他们已明明知道哲跟我在一起已几年了。
这位叫益西卓玛的姑娘从小与哲一起上学、玩耍，一起长大，一直都是哲在当地最好的朋友，只是最后哲考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得以走出大山离开这块偏僻而贫瘠的土地，而她则继续留在村子里，据说在当地的小学里做教师。
益西卓玛只呆了一会儿就走了，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但她被长久地日晒风吹的脸上那种野性的活泼的神情却给我留下了独特的印象，虽然我早已不记得她的五官长得什么样了。
总之是个可爱的姑娘，我猜任何一个被城市的冷漠与复杂折磨得疲倦不堪的男人，都会轻易地喜欢上她的。
到了第三天，我终于要求离开哲父母的家。哲夹在我与他父母之间左右为难，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先送我到丹巴县城找一间最好的宾馆住下，然后他返回父母家又多住了两天。
离开哲父母家的那一刻，哲的母亲送给我一条藏式围巾，是她自己在织布机上织出来的，平时她也会拿着这些手工制品去县城里卖。我当时礼貌地收下了，但回到上海后就放进了贮物箱的箱底从来就没动过它。我知道哲已注意到了我跟他家庭之间的别扭，但他从来没有挑破过，我也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既然我们谁也不去说它，那么一切也就是光滑而正常的。
只是跟我一起从川西回到上海后不久，哲就花钱托人给他父母的家来了个彻底的整修，基本上就是把原来的房子推倒，在原地上重新起了一座三层的坚固而舒适的楼房。听说里面的浴室特别讲究，地上铺了大理石，浴缸与马桶还是从德国进口的。房子造好的当天，吸引了当地很多人甚至是县政府的某些官员来参观（ 哲与当地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 ），还有不少记者来拍照，——在上海出了名的哲一直是当地的骄傲。
之后，哲只是轻描淡写地跟我提了提这事。我也只简单地评价了两个字：很好。我们依旧各自忙碌，很快也就忘了这两千公里以外的山区里的这档子事。
我突然意识到，此时想起哲的父母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从前惯有的那种生疏感，相反，我有说不出的亲近。也许，哲的不告而别，还有我带着一条狗千里迢迢地朝他父母家的方向追赶他，这些在无形中已拉近了我与哲的父母的心理距离。我不再是那个娇气的上海公主。在这样执拗地要唤回爱人的心的同时，我又怎能对生养了他的那一对山区老人继续感到生疏或冷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