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到2007年年底，新希望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中国西部最大的乳制品、肉食品企业，同时在房地产开发、金融、矿产、化工领域也有相当的规模，在国内和东南亚共拥有170家各种类型的企业，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在2007年的“胡润金融富豪榜”上，56岁的刘永好位居榜首，这得益于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10月前中国股市的大牛市，其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市值一年间涨了200%！
然而，刘永好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大干一场，而是倾向于在老本行饲料、养猪等传统行业走得更远。一些企业老板私下对我们说，刘永好太“傻”了。
直到2008年，不少在大牛市中一度狂热的企业相继陷入资金链危机，资本大鳄魏东跳楼谢世，他们开始转而佩服起刘永好的稳妥来——如果说刘永好有股“傻气”的话，他一定是傻得恰到好处的那位。
在2008年“两会”期间，刘永好就猪肉涨价问题积极谏言，受到温家宝总理的点名表扬。随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明确表示，新希望的核心还是大农业，金融只是一项财务性投资而已，“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会亲自去经营金融业。同样，房地产也不是我们的重点产业，只是保持现有发展规模，不会特意做大”。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永好当选“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时，评委赠给他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语，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刘永好的脾性和风格——“在内地民营企业家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中，刘永好以其谦逊姿态、平常心态，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触觉，不断探寻财富的前沿和边际。”
中国的“尤努斯”
刘永好的目标是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一家成熟的现代农业企业。他对现代农业企业的定义是：“年销售收入至少100亿元，更重要的是产业链规模，产业链的体系，养殖、食品加工等，联系着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是一个体系的建设。”
“一个体系的建设”成为刘永好的努力方向。2008年前后，刘永好在农业金融方向的步伐快了起来。
他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们向银行贷款做担保，然后推动他们成立养猪、养鸡合作社等。合作社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和农业企业达成协议，利益共享，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而农民也要保证配套的产品不随便拿出去卖。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在中国掀起旋风，中国政府一些金融高层与尤努斯同台对话，探寻中国农村金融崛起之路。如今刘永好的农业担保公司有类似的功能，不过他不是放贷，而是担保；在刘永好的模式里，参与主体要多一些。
刘永好能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提及一位“小人物”——山东济南近郊农民李允成。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裴天士曾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我们曾做过李允成与尤努斯信贷原则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两人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担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如，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很土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李允成和尤努斯都不愿与“强势者”合作——李允成不愿意让行政元素掺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尤努斯也拒绝了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成功了，而李允成2005年左右已收缩战线近乎偃旗息鼓了。他们两人为刘永好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农业和农村金融的路上，到底应该怎样定位与行政部门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等金融模式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恰恰在于干涉得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
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再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小额信贷保护力度不足，加上行业协会缺失，其命运岌岌可危。
听说刘永好2007年在山东某地开张了一家农业担保公司，他自己投入1500万元，当地政府出资1000万元，养鸡合作社也成立了，钱已经放出去。刘永好称，这一套体系在当地运作起来后，“农民很高兴”。我们希望这种高兴能持久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2006年某期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观察文章，开篇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
刘永好十年如一日，排在“胡润百富榜”的前列。他是一位商业企业家，但又通过“企业办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足球大佬徐明和宋卫平
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和浙江绿城集团宋卫平，同为“胡润百富榜”上的常客，都是足球界的大佬级人物。一个搞化工建材、石油、金融与保险，一个搞地产和教育，行业差距甚大，对足球的感情也不尽相同。
徐明爱球爱得更聪明一些——他把足球当做工具和平台，以拓展他的商业帝国；宋卫平爱球爱得更“傻”一些——他不惜血本打造浙江绿城，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地产传奇，更是他的足球梦想。
姜还是老的辣
熟读佛经的徐明并不精通足球，甚至组建实德
俱乐部几年后，依然连定位球和越位都搞不明白，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叱咤风云的足球老板。他懂得足球对产业的价值，更懂得足球与财富的关系。
宋卫平
当徐明于1999年以12亿元从王健林手中收购大连万达，并在4年中率领大连实德取得三连冠和2001年“三冠王”的伟绩，通过系列资本运作构建起“实德系”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徐明精明的商业头脑——足球不再只是足球本身，它更是影响力和品牌的别称。徐明旗下化工建材、家电、体育、保险、石化、汽车和医疗等产业借着大连实德足球队的东风红遍大江南北。一位化工类上市公司分析员感慨地说：“实德介入足球以来，相关产业翻番增长。”
我们于2001年在大连见到徐明，他带着我们看工厂、看项目。精明、健谈、热情，其谈吐与城府很难让人看出来他刚到而立之年。我们告诉他，他将以20亿元的财富进入该年度的“胡润百富榜”前20名，徐明听后并没有太大反应，反而又谈起了佛：“按照佛教的说法，判断一个人财富的多少，主要得看他捐出去多少。”
宋卫平比徐明大14岁，要说在足球界的论资排辈，宋卫平比徐明资深得多。他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球迷，更是一个行动者：1998年他亲手组建了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比徐明当实德老板早了近两年。
2002年，我们见到了性格开朗的宋卫平，本来想跟他聊一下绿城的主业——地产，没想到他说着说着，话头就转到足球上去了。可以说，宋卫平的足球基因更纯正一些，他是一个十足的体育迷，对于足球更是痴情一片，投资足球9
徐明
年不求回报便能说明这一点。
宋卫平学历史出身，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他上大学时就是铁杆球迷，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足球世界杯，宋卫平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了所有场次，直呼“当一个球迷真过瘾”！更有趣的是，宋卫平自称自己在31岁前，踢球能够踢满全场。
徐明和宋卫平是百富榜上的常客。徐明2001年第一次上榜，不仅是当期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30岁），而且以20亿元的身价名列第18位。宋卫平虽然上榜时间晚了一年，却在2005年以45亿元、排名第21位的成绩盖过徐明（40亿元，第26位）。
表3-2徐明、宋卫平“与胡润百富榜”
年份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徐明
名次18 12 15 24 26 42 14 8
财富（亿元）20242628404550
宋卫平
名次/71 55 61 21 29 65
财富（亿元）/913164556100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宋卫平以100亿元的财富成为中国足球界首富，超过第二的徐明（50亿元）整整一倍。若单纯从财富多少来看，徐明是越来越PK不过宋卫平了。
“PK”一词是随着超级女声流行起来的，一说为Player Killing（选手打擂台）的缩写，一说为Penalty Kick（点球）的意思。宋卫平毕竟当过守门员，“罚点球”的事情，徐明自然不如宋卫平来得专业。
这只是宋卫平财富超过徐明的一种演义式解读。徐明的发家抓住了2003～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带来的金融业机遇，而宋卫平专注的房地产行业在近几年一直发挥着“财富聚宝盆”的功效。两人此起彼伏，折射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起落与变迁。
然而中国足球总是伴随着失意。他们爱足球，也为足球所累；他们恨足球，但也为足球所乐。
“打黑斗士”与“十月革命”
财富的增长并不能给徐明和宋卫平多少安慰，关于足球，他们有太多的感慨和辛酸。毕竟，宋卫平在“黑哨事件”中是“打黑英雄”，徐明更是与中国足协叫过板，闹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十月革命”，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2002年宋卫平第一次进入“胡润百富榜”时，我们的评语是：“宋卫平热爱体育运动，今年他和李书福（第54位）一起揭露了中国足球裁判的黑幕。”这场黑幕，令宋卫平和他的浙江绿城一举成名。
2001年，浙江绿城俱乐部提供的８人黑哨名单中，龚建平名列其中，并且排名非常靠前。而龚建平，在2002年成了“黑哨事件”的主角。
彼时形势扑朔迷离，没有人理得清当中内情。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龚建平确实收过黑钱，但在其后写了忏悔书，并把钱退还给了浙江绿城。然而宋卫平在承诺“保证不向外界公布其姓名”后，面对有关部门的介入，抖出了“龚案”的真相。2003年3月28日，龚建平终审被判10年有期徒刑。
至此，“黑哨事件”结束。《南方都市报》评论称：“这起事件注定将在中国足球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对于假球黑哨的处理初步有了进入司法程序的模样。龚建平是第一个因为受贿而入狱的足球裁判，但客观上他是裁判问题的牺牲品；宋卫平本人虽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但这无碍媒体对其冠以‘打黑斗士’的名号。”
宋卫平的“打黑行动”最后无疾而终。他在私下场合常称自己是“扫黑行动”的失败者，不再愿意以“打黑斗士”的形象出现。不过，宋卫平仍在不同场合说绿城搞足球值了。或许，正因为他对足球爱得太深了，所以同时恨入骨髓。
徐明跟宋卫平一样喜欢足球，但爱的方式不同，其手段也不同。如果说宋卫平为足球所做的一切是出于真感情而小心翼翼，那么徐明的运作方式则更浪漫、更大胆。2003年，徐明烧起了一场“十月革命”的火。
因为足协预算未公布、联赛体制僵化、足球资本难以获得市场化回报，这一年的10月2日，北京现代罢赛。14日，国足兵败科威特。看准机会的徐明行动了：17日，中超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前夜，徐明发表洋洋数万言的13份改革建议和八项声明，直接向中国足协索要中超联赛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并放言：“投资人质疑中超预算。”“足协是黑哨的姥姥。”“赌球比贩毒更可怕！”“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矛头直指足协体制。
舆论哗然。有评论甚至认为，做生意向来精明的徐明，“究竟是有恃无恐，还是真的不谙国情，怎么会提出踢开足协闹革命的‘造反’纲领，难道他们理想中的职业足球联盟，真的可以在没有足协参与的情况下创建和运行吗？”
很显然，这是一次资本向权贵悍然发动的“革命”，说到底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径。遗憾的是，资本最终还是不得不向权贵妥协。足协先来温柔一刀，然后是强硬声明，徐明的话音开始转变，“我们和足协本来就是一家”，听之令人慨叹。
在“2005胡润强势榜”中，徐明位列第8，我们的评语如此写道：“徐明在2003年年底与中国足协的一场风波，让他成为在中国普通民众中最具知名度的民营企业家。”
鸡不下蛋何不炖汤？
中国足球产业的低落已经是共识，从2003年的“十月革命”事件开始，足球产业的低迷和不规范掣肘财富增长的趋势已甚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