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架设起了中国人对一个群体认知的一座独特桥梁，甚至是世界对中国这个年轻群体的认知桥梁。一个普通的外国年轻人能够对一个古老的国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从斯诺之后还很少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必然应该有“胡润”的一页。
很荣幸，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本人大概是最早认识胡润的大陆媒体人之一。还是在2000年秋天，胡润到《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向我们介绍他的富豪榜。那个时候，他的中文还不怎么好，我们的谈话还需要人翻译。第一次听到他的想法，我的反应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首先，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其次，中国企业家的财富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企业财富和个人财富很难分清，资料获得也非常困难，怕不准确（我记得他曾把杨澜排得很靠前，大家都觉得好笑）；最后的态度是，作为一家本土企业杂志，我们不愿意也没办法参与或合作一个富豪榜的打造。
2000年12月出版的一期《中国企业家》是首家发布该榜的杂志媒体，足足用了14页来刊登并解读这份50人名单。那期杂志上，我还写了篇卷首文章《乡亲们的眼神不对了》，在推荐“胡润富豪榜”的同时，分析中国富人与其他转型国家“攫财大亨”的不同，担忧如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能尽快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财富观，现有中国的这些财富形态可能“异化”。在文中，我真诚期待在乡亲们的眼神里，中国富人的面孔能慢慢地“好”起来。
几年后，我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第二次写到胡润和他的富豪榜——《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感慨杨斌、仰融等新富豪的戏剧性命运。那几年，企业界正处于剧烈变革时期。那几年上榜的新星，几乎都成了舆论和法律的焦点。当然，更多的上榜者保持住了自己和财富的尊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2008年，我本人离开服务了10年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开始创办一本新的杂志《创业家》。学习胡润，我也编出了一套观察中国经济体系的“三创指数”，这其实也是我创办《创业家》杂志的动因：
一、中国人每年成为创业者的数量。中国人在过去30里已逐次成为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但只有一定数量的中国人有机会有勇气成为创业者，这个经济体才是有活力、可持续的。创业者人口比例的下降，是一个社会走向停滞的最明显标志。这是“创业指数”。
二、每台电视机（或PC、手机）的中国附加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这个工厂自己创造的附加值小得可怜。中国产量越大的产品，附加值往往越低。提高附加值的唯一出路，是创新。过去30年创业的企业，今天都面临这个考验。这是“创新指数”。
三、“胡润富豪”的落马比例。假如地产、垄断行业等权力致富高含量行业依然是创富最多的领域，中国的企业家就无法摆脱原罪噩梦，企业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就无法根本缓解。期望看到更多白手起家、清白创业的人，能够登上富豪榜，富豪榜由此变成创新榜、阳光榜。这是“创富指数”。
这三个指标，相互关联：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创业大潮中来，由以前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变成创业者，大众才能理解和尊重那些成功的创富者，创富者才不再生活在莫名的不安全感之中，社会才会真正和谐；只有当开始创业的人，更多地是用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创造财富，而不再是靠关系靠地产靠模仿登上富豪榜，财富才不再那么引起争议和仇恨。
“胡润富豪榜”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进入下一个30年，希望他的中国富豪榜能像在其他正常的商业国家一样，平常、阳光甚至有点单调乏味，只是给幸福而平庸的中产阶级生活增添一些趣味。如果我们的后代需要寻找一些祖父时代的刺激，那他们只好在家里的书架上翻检胡润的这本发黄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了。
说到胡润，我常常会想起另外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人。
1942年11月，李约瑟（1900~1995年）从伦敦出发，过了4个月，才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先后做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17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我知道今天的胡润还没有达到李约瑟式的高度，不过，他似乎正在做一项几乎同等重要的工作。而他也提出了一个十分难解而迷人的问题：当代中国商人的财富到底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以及，他们是怎样“演化”的？
如果有足够的坚持——当然最好他还有同样的长寿，那么，也许在若干年后，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经常被中国史学者提及的英国人。
到我写作此文的今天，胡润的工作已经坚持了十年。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
序二
胡润的本名是Rupert Hoogewerf，是一个出生于1970年、毕业于著名的伊顿公学的英国人。如果说李约瑟是因为他的学生情人鲁桂珍小姐——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才引发了对中国的好奇，那么，胡润与中国的缘分，则带有更强的时代气质。
胡润到中国是1990年，他作为一个进修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胡润又回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滩上混日子，东闯西突，搞不出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那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发挥自己的会计师才能，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