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经搞出过一个中国富豪榜，之后就因难以操作而中断。1999年，胡润搞出了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给《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各发了传真，写道：“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富豪50强’。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就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结果，以创造“金钱名利场”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句式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备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十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雏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有人甚至称富豪榜为“囚徒榜”或“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从2003年起，胡润与《福布斯》分道扬镳，他先是与《欧洲货币》杂志合作制作富豪榜，2005年，又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豪榜、慈善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专门为温州做了一个温州富豪榜。他还出版一本叫《胡润百富》的直投杂志。
我与胡润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底，是秦朔搭的桥。跟他约定八点三十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里，他接连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五十多元，而星巴克只要十来元。
这天，胡润穿得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让我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用英国式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人意外，他反问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就在那次访谈中，我已经注意到胡润开始拥有了一种时空跨度背景下的观察。譬如，他观察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在美国，前十名富豪中有三名是出身IT。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族占去富豪榜前十名中的四席，而中国只有国美和家世界两个。在全美400强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
胡润“富豪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在全球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排行榜中，香港人有13个，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你猜猜是多少？72岁，台湾有5个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说明，我们的富豪还是第一代，在成长期中。2002年，广东地区有17名上榜，前三名都是外省移民，这一特征举国唯一……
这些有趣的数据，如果没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较是无法得出的。胡润为他的发现兴致盎然，喜欢历史和拼图游戏的“英国习性”此刻如此生动地浮现出来。胡润坚信，排行榜会成为一把“钥匙”，用它你可以打开很多不同的隐秘之门。
当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这个英国青年正在从事一项迷人的探秘工作，随着时间和数据的积累，他所形成的学术力量几乎是难以竞争和无法忽视的。
这样的排行榜，一持续就是十年，胡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
随着资料和数据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和计量体系的日趋完善，在今天的中国商业界，“胡润百富榜”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娱乐的气息开始消散，人们日益察觉出了严肃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胡润所积累的榜单变动及每年数以千人计的抽样调查，终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库。
过去十年里，胡润和英国女友在中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两个乖巧的女儿，现在，他称自己是“新上海人”。如果把他归到“外国籍的中国观察家”行列，他在这个东方国家的居住时间已经超过了费正清、李约瑟的总和，他未来唯一需要超越的可能是百年前一个叫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的英国人，他当了48年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海关总署署长，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
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胡润工作的重要性了。
早在1999年就结识了胡润的《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对他的评价是：“在中国，胡润第一个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力求精确地概括中国富人的财富状况，并将之作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缩影；他第一个用排行榜的结构和方式，描述富人；是他的排行榜在中国掀动起迄今为止对富人最大最广泛的关注，自然，也有很大的争议。”
《新周刊》早在2002年就把胡润评选为当年度的“新锐人物”，执行总编封新城则在5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说，下一个首富永远值得期待，但更值得期待的，或许是胡润70岁时才会出版的他“真正想写的”那本书。
秦朔、封新城是我与胡润共同的朋友，我非常同意他们的判断。唯一与新城不同的是，我相信，胡润的“那本书”不需要等到他70岁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