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巨人公司虽然歇业，但人心并不像传媒上所讲的那样作鸟兽散。后来脑白金分公司的经理，半数是最初跟随史玉柱创业的人马，脑白金和征途的多数副总早在1992～1994年期间就已是巨人公司的员工。
史玉柱的“嫡系”队伍更是坚不可摧。陈国、费拥军、刘伟和程晨被称为史玉柱的“四个火枪手”，在他第二次创业初期，四人始终不离不弃。
刘伟对史玉柱的评价是“有情有义”、“当你绝望的时候他总能让你看到希望”。2002年，时任上海健特总经理的陈国遭遇车祸。正在兰州出差的史玉柱迅速飞回上海，然而陈国已不幸去世。刘伟后来回忆称：“这件事是仅次于巨人倒掉的打击，全公司把业务都停掉处理后事，那是一种痛失左右手的伤痛。”之后的每年清明，史玉柱团队都会去给陈国扫墓。
史玉柱用人的另一个原则是不用空降兵，只提拔巨人内部培养的人。他的理由是，内部人员毕竟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更到位，并且执行力相对更有保障。
从某种程度上讲，史玉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家之一。他在曲折的创业史中的几个转折性表情，与中国商业变迁的几个关键时点完全吻合。遗憾的是，许多时候人们看史玉柱，都以定格的方式，给史玉柱贴上了或红或黑的标签，从而一叶障目，只看到了一个静态的史玉柱，而淡漠了他的动态蜕变。
与制度赛跑
史玉柱在2007年某次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的一段话令人深思——
社会对我的要求比对陈天桥、丁磊的要求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者王败者寇”。我失败过，而且这种失败是刻骨铭心的，要是在美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做了希望小学，我也不敢说，说了之后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我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企业界、传媒界及普通民众从未间断过对“史玉柱现象”的讨论，其中质疑声不绝于耳。
2006年10月中旬，在一个绿色游戏评定会上，有专家测评出《征途》中一个玩家如果要打造一身顶级装备需要350多万元人民币，引起哗然。3个月后，《征途》把一身顶级装备的打造价格降到约27万元人民币。
2007年7月底，《中国企业家》杂志刊登了题为《史玉柱：黑暗“征途”》一文，文章引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称：“《征途》确实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有一个‘黑暗’的商业模式，就像那些小煤窑矿主一样，唯一的目的就是逐利。当他挖尽矿藏走人，留下的只是被污染的村庄和什么也长不了的农田。”
不过文章又称，“实事求是地讲，史玉柱在《征途》中使用的很多使玩家上瘾的手法，他并非始作俑者。但当陈天桥和丁磊等业界大佬们在舆论压力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并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减少青少年‘沉迷’时，史玉柱的《征途》却在不断强化网游的刺激效果。”
一个多月后，《三联生活周刊》再次将史玉柱推进了人们的视线。一组题为《史玉柱在赚谁的钱》的报道，同样对《征途》背离现实社会道德的游戏内容表示了质疑。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一位评论者称：“从制度层面来看，史玉柱似乎对制度的滞后性同样有着敏锐的眼光。他知道制度总是介于完美和最糟糕之间，并且制度总是永远跟不上社会环境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放远，制度进步和逐渐完善的大趋势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应当学习商人史玉柱的经营才能，而作为企业家的标准衡量，现在看，史玉柱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事实上，早在2005年，《中国企业家》在一篇关于史玉柱东山再起的文章中就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史玉柱”三个字已经成为中国处于原始阶段的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符号。他的成败表明，中国不仅需要企业家精神，也需要一个理性健康的商业环境。
在我们看来，对史玉柱应当多一些包容。充当一个行业颠覆者从来都是他的“强项”，如果史玉柱在退休前还会转战其他行业，他的商业模式极有可能还会引发争议，频频拿道德大棒痛打史玉柱，似乎有所不妥。
李如成“不务正业”
又是一位浙江商人，又是一家引起广泛争议的企业，李如成与他执掌的雅戈尔集团，在2007年同时成为产业和金融市场的焦点。
李如成在“胡润百富榜”上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2007年是他第一次上榜，尽管第140位的排名（52亿元）并不靠前，但他同时登上了这一年的服装富豪榜和金融富豪榜，又将一个似乎永远热门的话题——多元化——推向了小高潮。
雅戈尔的三驾马车
李如成是1981年与服装业第一次接触的。这年他30岁，被招进一家名为“青春”的镇办服
装厂，做一位剪裁工。这是一家由40名知青共2万元的安置费办起的“三无服装厂”——无厂房、无设备、无商标，一帮小青年加上几把剪刀几台缝纫机，就算开工了，生产袖套和棉袄罩衫。两年后，青春服装厂陷入困境，崭露头角的李如成被推选为厂长以挽回颓势。他最后想出的办法是代工，那时候叫“横向联营”，即向上海知名的开开衬衫公司协议供货，这是李如成搭上财富顺风车的第一步。
1986年，青春服装厂有了定位于中低档的自有品牌“北仑港”衬衫，两年内做到了全国前三位，此时市场趋于饱和，外来品牌在高档品牌上鲜有本土竞争对手，李如成亮出第二把剑——中外合资。
1990年，取名“雅戈尔”、由青春服装厂与一家澳门公司合资的制衣公司挂牌成立。这便是17年后市值一度超过750亿元的服装巨头企业的雏形。
有必要提及的是，1990年合资成立雅戈尔前后，宁波当地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雅戈尔”一词的含义，从直观上讲，是“青春的”（young）一词英文翻译的谐音词；从情感上讲，李如成妻子名字中有一个“雅”字。
1993年的雅戈尔股份制改造非常值得一提。李如成担心在产权问题上与政府产生纠葛，聪明地猫下身子，做起了第二大股东。
事实上，李如成欲擒故纵，早已布下资本腾挪之局。1996年11月，雅戈尔股权锁定期一过，即发生重大股权变更，李如成走到前台。
期间雅戈尔发展势头迅猛，1994年入选“中国十大名牌衬衫”，这一年的4月，《光明日报》刊发文章，对李如成“誓作中国的皮尔.卡丹”的干劲大加赞赏。
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发现，江浙企业早期鼓励MBO（管理层收购）的土壤，催生了一批优秀企业家的诞生。2004年，雅戈尔（上市公司）第二次股权变更完成，《财经时报》在报道中称：“纵观雅戈尔两次MBO，都存在着一些难解之处，但雅戈尔管理层已用事实证明，那些难解之处是可以用业绩来补偿的。”
1999年是李如成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雅戈尔衬衫市场占有率已连续五年居首，遂萌生海外并购念头；雅戈尔置业在公司老厂房搬迁后的原址上盖起商品房，生意火暴，李如成大喜，于2002年将地产业务装进上市公司；同样在这一年，中信证券增资改制为股份公司，雅戈尔甩出32亿元，认购了2亿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这一“甩”，甩出了8年后140亿元的超级赢利。
这便是雅戈尔服装、房地产、股权投资“三驾马车”的雏形。2007年10月，李如成登上“胡润百富榜”时，主业的强劲不必多言，最强劲且让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雅戈尔的股权投资——彼时雅戈尔拥有中信证券、宁波银行、中国人寿、关铝股份、宜科科技、上实发展、广博股份、烟台万华、昆百大、京能热电10家上市公司股份，账面价值近200亿元。这些股票使雅戈尔在2007年前三季度的投资收益达到22亿美元，占整个公司赢利额的985%。
百富榜发布后不久，雅戈尔又甩出3亿元认购金马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更大手笔则是一个月后，雅戈尔动用近36亿元认购1亿股海通证券定向增发股份。
有人说李如成“不务正业”、炒股炒疯了，李如成回应说，“炒股”这词不准确，我这是投资。有人则对李如成的举措赞扬不止，比如中国新闻社把他的“三驾马车”形容为“石头、剪刀、布”——石头代表房地产，剪刀代表股权投资，布代表主业服装，并引用英国某杂志的一段话称：“科学家研究发现，玩游戏时人们最常用的第一招是‘石头’，因此稍微精明一些的游戏者第一招通常出‘布’，而假如你出‘剪刀’，就可出奇不意获胜。”
皇帝没穿衣服之辩
批评李如成“不务正业”的不只是中国人。
2007年底，美国《商业周刊》在一篇文章中，批评雅戈尔这一类公司：“不要高估中国投资者的成熟度，需要有人指出皇帝没穿衣服。”
毫无疑问，雅戈尔的多元化彼时受到广泛的质疑。《商业周刊》写道：“除股票与地产投资业务外，该公司的其他业务都已变得无足轻重。”
一个月后，雅戈尔的业绩预告成为批评者的佐证——2007年度净利润同比预增210%，其中近七成的贡献来自股权投资收益。
雅戈尔的回应措辞依然是“长期投资”“更深的合作”等，一位高管称，参股金马股份，是由于对方有汽车配件和防盗门业务，“我们想和他们进行贸易和房地产方面的合作”。
值得注意两处细节。一是雅戈尔股权投资上的决策几乎全都来自李如成。其实雅戈尔“三驾马车”后面是三组人马——主业服装由雅戈尔的创业元老、李如成的胞弟李如刚负责，房地产业务则交由职业经理人蒋群，越来越凶猛的股权投资由李如成亲自掌舵，女儿担当助手。
二是自始至终，李如成不愿接纳外界对雅戈尔“三驾马车”的称谓，尽管他处事低调，但一有机会，都会强调服装仍是主业，虽然服装对雅戈尔的利润贡献度越来越小。
事实上，回过头来看，由于2007年A股市场的持续火暴，雅戈尔作为一个吸引眼球的“超级参股王”，自然容易被传媒爆炒。如此一来，外界对李如成的理解就会符号化，并且变得偏执。
《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曾与李如成有过两次亲密接触，他之后写的《两见李如成》这篇文章，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者描述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李如成——
第一次，是在大牛市当中的2007年6月，李如成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怎么做投资，而是他怎么做实业。在外界的（多元化）质疑和内部的压力下，他坚持把单一的服装加工业务，扩展到了布料生产及城市店面连锁零售，把产业的内涵做深了，链条做开了，他话语之中流露出对中国实业环境的深深忧虑……第二次，是2008年1月，他不再说“实业难做大”，更愿意谈实业而不怎么愿意谈投资。他一再强调，如何做股权投资，中国企业还没有找到规律性的模式，大家都还在探索如何把投资当做一个产业来做。
牛文文是我们的朋友，他的观察视角与我们的思考不谋而合。2007年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看到李如成在股权投资上赚钱大喊过瘾时，同样认为，与其轻率地给他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不如认为这是一个老到的浙商在金融市场抓准时机的大手笔投资。
李如成股权投资之大手笔的发端，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1997年4月，宁波商业银行成立时，宁波政府希望雅戈尔出资，李如成不便拒绝，便答应了，遂以每股1元多的价格认购179亿股。未曾料到10年后，宁波银行的上市备受热捧，4个月后股价甚至蹿上了32元！
市场和传媒往往关注的是一个企业当下的赢亏多寡，而不对事件本身正根溯源。行政推力下参股银行，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2007年4月，我们在浙江某企业调研时，这家企业的一位高管同样提及，浙商银行创立前，有政府部门来电，询问出资参股意愿，形式是含蓄了些，但意思不言而喻。
雅戈尔参股中信证券前后同样很有趣，甚至有些“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