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森学院的丹尼尔·伊森博格指出，今天的创业者开创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以往，全球化是递进式的：公司先在当地市场确立自身的地位，然后慢慢地向外扩张，着手建立自己的王国。强生公司创立于1886年，直到33年之后，它才设立首个海外子公司。而今天的创业者，无论明智与否，天生就是全球化的：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资源、人才和机会，并且在扩张和防御方面，他们放眼全球，而不是局限于本地来定义自己的竞争环境。
在这个方面，EyeView公司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世界公民。该公司使用“富媒体”—音频与视频内容的结合—来指导人们如何使用网页（例如，如何在电子港湾交易货物或者如何在新型外汇交易平台eToro进行外汇交易）。EyeView公司的大多数客户是大型跨国公司，因此视频制作成了多种语言版本，并且可以全球观看。公司目前驻扎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在一幢毫不起眼建筑的第二层。但最初几年，其驻地游移于三大洲。公司的创始人中有两位居住在波士顿，一位在悉尼，还有一位在特拉维夫。公司在澳大利亚完成了它的首个视频，并在美国西海岸找到首位客户。身无分文的创始人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效地运作公司，是因为Skype和互联网创造了颠覆成本的奇迹。
生而全球化的创业者正在达成一些令人惊叹的跨国合作。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美国商人塞·阿加西，誓言要联合以色列、丹麦、日本和法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及企业来彻底改变汽车行业。以色列和丹麦两国都在建设绿色充电站网络，丹麦创业者还致力于研究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法国雷诺和日产正在制造电动汽车。随着这四国对创新产品的不懈研发，汽车行业的未来更可能在丹麦和以色列成形，而不是在滥发津贴的底特律。
创业的时代已经到来
创业革命可能会无疾而终，也可能会走向反面。中国的繁荣景象可能破裂，印度政府也许会再次执行“许可证制度”，金融危机的恶化还可能会使干涉主义重新合法化。但就目前看来，这一切不太可能实现：创业革命是由深层次的强大力量驱动的。创业精神是另一个维克多·雨果理念，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对于创业者而言，互联网是一项完美的技术。它提供了交易、易货和兑换的必要手段，而不需要交易者彼此见面；它还让行业新贵得以接管历史悠久及资金充裕的企业。RealClearPolitics与Memeorandum等新资源整合网站成了每一个新闻爱好者的收藏网页，尽管这样的网站几乎不能赚到钱（Memeorandum只不过是一种算法）。“云”计算将竞赛领域进一步转向有利于挑战者的一端：创业者们无论是身处办公室，还是在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两家酒店，都可以利用他们的个人电脑或笔记本来获取完善的商业服务，例如获取管理其客户关系的工具。
另外，对创业者而言移动电话可谓是革命性的。移动电话使得创业者们能够进入一度是世界上管制最严格的市场—电信业，这是涉及约30亿人的国际性市场。孟加拉人伊可布·奎德移民到美国后成为了一名投资银行家，后来又成了一名商学院教授，并最终醉心于“互联世界”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创始人、微观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携手合作。如果银行愿意给妇女们提供买奶牛的贷款，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们提供购买手机的贷款呢？格莱珉银行现在成了孟加拉国最大的电信供应商，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拥有手机的孟加拉国妇女现在高达25万人，她们贷款购买专门设计、配备耐用电池的手机设备；通过向村民出售通话时长，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全球经济。
创业精神越来越受到推崇，同时也越来越民主化。以我就读的古老大学—牛津大学为例，它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反创业传统偏见。教授们认为，有“绅士气派”的古典文学、哲学等学科要凌驾于任何带有“实用”性质的学科之上（类似“他获得了制作果酱的学位/不过是在利物浦和伯明翰”的讽刺论调说明了一切）。牛津的学生们梦想进入政府部门或者法律界，而不是商业界，更不要说去创业了。“我真讨厌这个人”，作家C·S·刘易斯曾这样尖酸地评论诺菲尔德勋爵—他是伦敦最伟大的创业家，也是牛津大学中最慷慨的捐赠者。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还在牛津大学时，左派和右派能取得共识的一件事是：企业家是没有法律意识的低劣群体。当伦敦最著名的企业家罗伯特·马克斯韦尔被发现只不过是一个惯犯时 ，此共识似乎得到了充分验证。
现在，一切都已改变。牛津大学拥有了一所蓬勃发展的商学院—赛德商学院，该学院设有一个创业与创新中心，以及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研究所，其致力于向这所大学的科学家们灌输创业精神。牛津创业者联合会是学校最受欢迎的社团之一，它拥有3 500位会员，而且创下一年内推出6个创业项目的纪录。由其成员创办的Auctomatic公司，最近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功成身退”。
牛津大学转而接纳创业精神的事例，被当作了创业精神成为主流的例证，在世界各地被一再传唱。而创业精神成为主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知识”，越来越多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正如熊彼特在一个世纪以前意识到的那样—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创建新公司，商业化新创意，并且，他们不断地进行实践，以检验可行与不可行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已经把创业者置于其增长理论的核心位置；保罗·罗默主张，“每当人们获得资源并将其加以改造使之更有价值时，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好比菜的好坏取决于更好的食谱，而非只是更熟练的烹饪”；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如何看待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影响。
创业精神成为主流的第二个原因是，过时的雇主和雇员间的社会契约被打破了。在20世纪60年代，普通人到了65岁时，会有过4个不同的雇主。而今天，人们在30岁时就已换过8份工作了。在最残酷的情况下，这将迫使许多“有待清退”的工作者创办自己的公司；而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改变了人们权衡安全和风险的态度。当你轻易就会被辞退时，为何还要就职于一家大型机构呢？为何不为自己工作呢—或者仅仅工作一段时间，直到积累了足够的资金或人脉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铺路？今天，大多数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都认为他们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成为创业者。
第三个原因是，有许多强大的机构已经表态支持创业精神。1998年，哈佛商学院以“创业精神”取代“综合管理”作为商业教育的基石。学院的创业中心现在聘请了40位教授。考夫曼基金会每年从其约21亿美元的资产中拿出约9 000万美元投入创业领域，支持学术研究、培训潜在创业者以及赞助目前有80个国家参加的“全球创业周”活动（考夫曼基金会甚至与迪士尼公司合作推出宣扬创业精神的棋盘游戏）。高盛集团在未来5年里将斥资1亿美元促进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创业精神，特别是要通过管理学的教育来推动。美国电视节目《龙穴之创业投资》的主要形式是，创业者们向商界人士（即“龙”）推销自己的创意，以吸引风险投资。该节目以不同的形式在12个国家播出，其中包括尼日利亚和阿富汗。而电视节目《学徒》的主题是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寻找一位门徒。这档节目催生了众多的衍生产品，其中包括在12个非洲国家播出的《非洲学徒》节目。甚至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都拥有一档让创业者们推销创意以设法获取130万美元启动资金的节目—《赢在中国》。
第四个原因是，各国政府在争相打造最有利的经商环境。2004年，世界银行开始在它的年度《经商环境报告》中依照各国的商业友好度（例如商业监管、产权和贷款环境）对其进行排名，结果是十分惊人的。《经商环境报告》凭借翔实的数据证明，经济繁荣与有利的经商环境密切相关，大多数贫困国家则很难实现有利的经商环境。例如，2009年，新西兰是世界上新增初创企业比例最高的国家（27%），同时也是经商便利度排名最高的国家；而新增初创企业比例最低的国家是海地，其经商便利度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176位。
这个排名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但《经商环境报告》还达成了两件远非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对于投资者们之前不了解的各国投资环境，它提供了评估项目的明细分数；该报告还使民众和投资者能将自己国家与其他180多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作一番比较。举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在刚果共和国，当地妇女经商前需要得到家中男子的允许，因而只有18%的企业是由女性经营的；而在邻国卢旺达则无需这样的许可，该国由女性经营的企业比例是41%。
这样的“点名批评”使得各国为了提升在世界银行排名榜上的名次，而展开激烈的竞争。2004年以来，多个国家共实施了超过1 000项改革，东欧和中亚国家的改革措施超过了总数的1/3。排名前三位的改革者都是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和博茨瓦纳。亚洲的沙特阿拉伯也已经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经商环境报告》还说服各国进行制度化改革，例如，现在多伦多仅需一个手续就可以创业。该报告还推动了制度上的借鉴学习：安哥拉要求葡萄牙提供法律和技术援助，阿塞拜疆的改革者访问了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考夫曼基金会的罗伯特·利坦表示，相较于发放贷款，世界银行编制的《经商环境报告》可以达成更多的善举。
创业成功的秘诀
几乎各领域的决策者全都热衷于探寻创业精神的秘诀，例如，如何释放创业者的充沛精力？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充沛精力去驱动更高的经济增长？决策者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振奋的，然而遗憾的是，事实上，他们得出的答案非常糟糕。耶路撒冷的创业之路充斥着失败的政府计划；马来西亚的巨型“生物谷”建筑群，开业于2005年，耗资1.5亿美元，现在却被称为“生物鬼魂谷”；迪拜的创业中心充斥预算赤字，许多大楼被闲置，停车场里满是遭到废弃的奔驰车。
这些错误从一开始就已埋下—始于对“创业精神”一词的错误理解。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创业者”一词是指创办一个小型企业的任何人。然而这个统称涵盖了各式各样性质截然不同的公司，从地方性的街角商店到下一个谷歌。更具启示意味的是，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那些为某一（通常是不被认可的）问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人。然而并非所有新创公司都是具有创新意识的，大多数新开的街角商店贩卖着与老式的街角商店相同种类的糖果和女性杂志。再者，并不是所有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都是新创的或是小型的。尽管用硅谷的语言来说，谷歌已经是个“白胡子老头”了，但它依然在不断地创新。创业精神的决定性特征不在于公司的规模，而在于创新的行为。
创业精神的狭义定义拥有显赫的学术血统，这可以回溯至熊彼特。德鲁克将创业者定义为“颠覆及摧毁传统”者，他说：“创业者需要创新，而创新是创业精神的专属工具。”威廉·鲍莫尔将创业者定义为“大胆而富有想象力、从既定的商业模式和实践中另辟蹊径者”。霍华德·斯蒂芬森比任何人都拥护哈佛商学院的创业精神研究，他将创业精神定义为“突破当前拥有资源的限制去寻找机会”。考夫曼基金会指出了“复制”和“创新”之间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