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运河受黄河之累，当嘉庆间，已成不可救药之势。《清史稿·河渠志》：“嘉庆十四五年间，淮、扬、运河三百余里浅阻，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堵闭清江三坝，筑坝断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下部议，覆称：‘近年运河浅阻，固由迭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黄水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畅出敌黄，并分流济运，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旧淤并可刷涤。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运河为事，恐旋挑旋淤，运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势愈猛，决堤吸溜，为患滋多。’命尚书托津等偕河督勘办。”此勘办未言结果，盖河无办法，运河终无办法，部覆已言之甚明也。又曰：“自嘉庆之季，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而历年借黄济运，议者亦知其非计，于是有筹及海运者。道光五年，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群以窒碍难行，独大学士英和有‘通筹漕、河全局，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之议。下所司及督抚悉心筹划，卒以黄、运两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时议论之士多有力促海运之成者。
齐彦槐有《海运南漕议》，谓：“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滋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然三者皆无虑。出吴淞迤南多矶岛，水深澜巨，非鸟船不行；迤北多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鸟船必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闽、粤，皆坐鸟船，不能越吴淞以北也。不足虑者一。沙船聚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富民。一船须银七八千两，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号，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至上海年千余万石。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问其每岁漂没数，不过百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为说也。不足虑者二。秦、汉、唐漕粟入关，未言官艘，唯《刘晏传》有官漕之说，谅亦杂雇民船。国家除南粮外，百货采办，皆官与民为市，且间岁有采买米粮以民船运通之事。山东、江南拨船，皆由雇备。
雇船未尝非政体，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南行为正载。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百余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关东装货，并无客伙押载，从不闻有欺骗。又沙船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今若于冬底传集船商，明白晓谕，无论其船赴天津，赴关东，皆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陆续开行，二月初，江、浙之粮即定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仓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免费、津贴、旗柁名目，借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先期咨会浙江提镇哨招宝、陈钱，江南提镇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东镇臣哨成山十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护送。而淀津有拨船数千号，足敷过载。由淀、津抵通二百里，无粮艘阻滞，挽行顺速。唯装卸及发水脚，若任吏胥克扣需索，则船商或畏怯不前。悉心端意，了此一节，亦非难事。至行之有效，然后筹裁撤粮艘，安插柁水，清查屯田，皆有条理可循矣。”
彦槐在嘉庆季年上此议于苏抚，苏抚召与诘驳，终以不必改章为言，寝其事。至陶澍抚苏而办海运，世以盐、漕两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议也。当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朝廷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嘉庆间驳斥之海运议复兴。当嘉庆时，苏抚之寝彦槐议，亦承朝旨而然。盖勒保督两江，时有患运河阻滞建议海运者，勒保挈浙江大吏会奏海运十二不可行。于嘉庆十六年奉谕“海运既多窒碍，唯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盈绌不齐，唯有起驳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等语。明旨煌煌也。海运议再起，诏江督、漕督、苏、浙巡抚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鸣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惮更张，以窒碍难行入奏。其时前任江督孙玉庭，因渡黄艰滞，军船四十帮须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于挽运，复请截留米一百万石。
上令琦善往查，覆称：“玉庭所奏渡黄之船，有一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御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驳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帝震怒，元煜、玉庭、检均得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迁延半载不决。会澍由皖抚移苏，与总督琦善奏言：“海运虽属创行，海船实所熟习。折漕变价数百万，势必银涌贵而谷陡贱，恐官民交困。请以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则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驳费巨，仍由河运。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徕商船，筹议驳运兑装等事。澍又亲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运米百五六十万石。
朝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于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留难需索诸弊。海道水师会哨防护，并如十余年前齐彦槐所议。六年正月，各州县驳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水程四千余里，旬月抵津，一船不损。穆彰阿赴验米色，莹洁远过河运。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且由部发帑，收买海船耗米十余万石，其出力之商，优给顶戴，皆踊跃过望，先后共享银百余万两。不请一帑，而漕项银米，自解津应用及调剂旗丁外，尚节省银米各十余万。其海关免税不过万余，视河运又省费过倍。
此商民具有组织能力，而国家始利用之；书生具有政治通识，而公卿能采取之，皆世运之渐变也。明年，江督蒋攸铦再请踵行，而朝议以河湖顺轨，又不许。历二十年，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二十六年，诏复行海运，始为常例。至轮船通行，益无风险之说，而招商局且揽为国营公司专利，不许外国商船承运，则无复河运之事。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议论，且交通既便，亦无庸议漕，而古来代有烦言，清世于道光朝作一改革，在当时为极可纪载之事实，撮述之，以见昔人知识之无法骤开，而士大夫之明通强干者，能救一时之弊，已不可谓非难能可贵矣。
第七、鸦片战争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张格尔之役，十二年有叛猺赵金龙之役，不旋踵而皆定。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将。杨遇春、杨芳之于回，罗思举之于猺，转战迅速，而赏功必以旗籍大员居上。实则平回大帅长龄，主张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东四城；平猺钦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责，均暴露勋贵之无能，其事皆不足述。至鸦片一案，则为清运告终之萌芽。盖是役也，为中国科学落后之试验，为中国无世界知识之试验，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
三代以后，至清中叶以前，国无外交名义。“外交”二字，作罪恶之称。《礼记》所谓“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谷梁传》所谓“大夫无境外之交，束修之馈”。至于国君，则名为天子，即无敌于天下。四征不庭，乃为王者。至力屈于敌，明明卑以事之，仍称彼来曰“款”，我往曰“抚”。此古来夷夏相对之通例。鸦片案乃引起事变之端。中国之盲于外交，应受事变之教训，则固不自量力者所必致也。政治不自量力，必使万国就臣妾之列；学问不自量力，致使国防民用皆自趋于弱与贫，而以强与富让人。苟非如此，鸦片案何由发生？即发生鸦片害人，乌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鸦片非主因，中国之政与学相形见绌，乃其主因。今先略述鸦片案之来历。
中国自古有罂粟，词赋家皆或赏艳其花，农学家或采用其实，为济荒之用，从未有发明其为毒品者。明万历间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始有阿芙蓉一品。时珍解云：“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又引王氏《医林集要》，言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作《医林集要》者为王玺，当与李时珍时代尚近。天方国用以入药，据云纪元前早已传自希腊，既而流行各国，印度尚为最后。取浆凝为干块，款客嚼食如槟榔。明末，始有苏门答腊人吸食之法。康熙中，台湾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国吸烟特色。流行各省，至开馆卖烟。雍正七年定兴贩鸦片罪至充军，开馆卖烟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船户地保邻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关监督严加议处，是为鸦片定罪之始。时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嘉庆十五年以后，一再饬禁。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后，制烟土益精。英商以贩烟为大利，始犹泊于澳门，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为卸载转贩地；既且移之黄埔，于货物中夹带私售。
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具结，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方准开舱。若行商容隐，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行商者，粤商十三家，经官立案，开设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贩货来者。其初十三家谓之洋商，而外商则曰夷商。后订约讳言“夷”字遂称外商为洋商，洋行并废，外商得自设行栈销售。乾嘉以来不如是也。当有洋行时，外商非投行不能销货。英人设公司经理贸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大班来粤，率寄寓洋行。洋行优其供应，而朘削之无所不至。初定行佣，每两货价奏抽三分，继而军需出其中，贡价出其中，又与关吏相比，课税增、规费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而十三洋行为世业，悉索于外商，养尊处优，驾两淮盐商之上。今所传粤中富家刊刻丛书，若海山仙馆潘氏、粤雅堂伍氏，皆当时洋行十三家之一也。鸦片不过商品之一，其实即无烧烟案，通商既久，必有变端。一缘葡萄牙擅澳门之先占利益，二缘粤关之加重规费。葡商在澳门，筑高楼而居，其商船到者，只纳船钞，别无课税。他国之商，船泊黄埔，钞课并纳，又非投行，无寄顿销售之策。
既销之后，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赁葡人之屋，谓之住冬。葡人俨然为各国之东道主，各国皆羡之。而英人商务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鸦片之销行，视中国贸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据，嘉庆间，一再窥澳门，葡人辄请中国援助。粤督辄宣谕不许相犯，或且绝其互市，迫令退师；其时英人不敢深抗。中国固地主，有主权。而心不能平，必欲谋一相当之地，以雪见绌于葡人之愤。此一事也。中国关征之法，应本宽大，守“讥而不征”之训，各关所定征额甚微。以粤关论，乾隆《会典》所载十八年奏销之额，广东海关五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八两，为天下额征最巨之关。其时江苏海关额征只有七万七千五百有九两。今以上海关为收数最高，年必数千万。可知通商以后，国家之受惠实多矣。昔时额征之外，或解羡余，不为常例。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讨关。关督爱才者，过客投一诗，以为可观，即许其满载而去。百年以前，中国国民为别一种风味。但国家并无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课赋之外，加以规费，关员之外，加以行商。所领军需、贡价，未尝不为公用，而又决非正供。洋行求取于外商者多端，遂分内用外用名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