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康熙间平定台湾，始开海禁，外商通互市之处，原不限定粤中。康熙三十七年，设定海关，英人始来通市。然粤近澳门，寄寓近便，多聚于粤，粤关即迭增重费，外商争执不见应。雍正中控于大府，稍稍裁减，未几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志。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粤督争之，奏请浙关增税使倍于粤。朝旨亦以宁波番舶云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粤之澳门，将示限制，许增浙关税。未几复定制，外商不准赴浙贸易，归并粤港。粤洋行益据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于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辉仍赴浙，请在宁波开港。而浙抚已奉新令，悉毁定海关夷馆。闻又有舟泊舟山，发令驱逐，断其岸上接济。洪任辉愤甚，白海道至天津，乞通市宁波，并讦粤关陋弊。七月，命福州将军来粤按验，得其与徽商汪圣仪交结状，治圣仪罪，而下洪任辉于狱，久之乃释。后又禁丝斤违禁出洋，亦为英商所不便。隐忍既久，乃于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马戛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并求减关税。不许。六十年，复入贡，表陈中国大将军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国曾发兵应援。的密，即廓尔喀也。奏入，敕书赐赉如例。
英国两次入贡，其后一次有表文，无专使，特由在粤大班名波朗者呈粤督请转奏。《东华录》具载之，故宫复发表原档。盖为前一次贡使回国后之回讯耳。附带土宜，作为贡物，亦不过大呢六箱。所欲就此次说明者，为廓尔喀之役曾有助力，补述之以见好于中国而已。其动机为欲避粤关，改市赴浙。商人请之不得，由国王具礼命使代请之。此其君民利害之相共，资本主义之实行，与当时中国人心理不同。转译表文，亦失原意。在康熙、雍正朝当不如此盲昧。
英国经此郑重声请，仍不得当。嘉庆中，英遂有一再谋占澳门之举，中国又禁格之，使不得逞，事在七年及十三年。至十五年，其大班又禀控粤抚，谓贸易资本皆自国帑借领，不堪亏折，请酌量裁减，以利远人。粤抚韩饬司议，寝不行。二十一年，英国复遣使分入京、粤。其入粤者，先以谒见仪注起争执。盖旧制，外夷贡使见制府、将军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英使加拉威礼不可，署督董教增勉许免拜伏礼，使者免冠致敬，大府离席立受，在粤主宾，尚为成礼。其入京之正贡使罗尔美、副贡使司当东，舟抵天津，朝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就津赐宴，有司谕以谢宴应跪叩，不可。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该国使臣入觐仪注，不答。和世泰导使臣至圆明园，仁宗御殿受觐，使臣称病。帝怒其无礼，却贡不纳，旋虽酌收数事，仍颁敕赐以珍玩以答之。然为粤关规费事而来，本意竟未能达，怏怏而去。
至道光时，外商已自立公局为寓所，不住洋行，不复循回澳住冬之例。会粤城外大火，民居荡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旧址，为民所控，粤抚朱桂桢督役拆毁。英商禀诉，以八事相要挟，“移泊外洋，停止开舱”，相持半年始解。凡此纠葛，外商率致怨于粤。此二事也。
有以上两种积嫌，国家不足酬远人儌惠之恩，即唯有震以畏威之策。若示以威不足畏，则要挟狡展，势必有变端矣。鸦片则会逢其适之物也。当时有一派，目击烟销日旺，银钱外泄，成中国绝大漏巵，昌言自种自销，抵制英印所产，收回利权。此光禄卿许乃济所奏陈，知名之士若吴兰修、仪克中皆有是说。疆臣则卢坤约略言之，不敢明请。粤抚祁填则具稿请邓督领衔，邓亦允之，而为粤绅持清议者所阻。同光间有伪撰《洪经略奏对笔记》行世，其中主张种烟抵制印土，殆即许乃济、吴兰修辈所为，托之洪承畴以惑宫寝。兰修有《弭害论》，见梁廷坍《夷氛纪闻》，畅发此指。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有“漏巵宜防，请置重典”一奏，诏下内外诸臣，广收众议。众无敢言开禁者，独湖广总督林则徐言尤悚切，且规划防禁之法尤备。宣宗为所动，谴言弛禁者。降太常卿许乃济为六品顶戴，召则徐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赴粤，会督抚商办。定贩卖吸食皆死，著为令。
则徐至粤，粤督邓廷桢亦贤者，体朝旨厉行禁约。除严拏贩烟吸烟之犯，又穷治外来烟土，务尽毁之以绝根株。时英商尽匿烟土于趸船，泊椗零丁洋面者二十有二艘。钦差、粤督坐堂皇，传集十三洋行，发交谕帖，令转谕英商公司，呈报存储烟土实数。时公司大班名义律，得谕迁延不复，则徐侦知英最巨之烟商查顿已遁，其次颠地尚与议律在夷馆谋遁，乃锢其所用买办华人，而调巡船围泊夷馆后，使不得下河；又筏断河口。义律计无复之，乃请就黄埔栈房及椗洋趸船所有，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尽数呈缴。则徐亲赴虎门验收，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觔。奏请派员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销毁，俾军民知所震畏。乃开池引卤水入，随投随夹以石灰，俟其扬沸，旋自糜烂。盖以火烧之，烟灰亦为吸品。同存性之石灰，随水糜烂，乃与灰黏合，无复烟之用也。则徐之布置周密如此。奏定缴烟外商，计箱赏茶叶五十斤。当时出洋茶税石二两五钱。
洋行会馆，由公司包饷费六两七钱，并运至海口水脚，及武夷山买价。恩赏则一律蠲兑，所得亦颇抵烟値。遴随员知府余保纯、刘开域颁汉夷字结式，令诸国缮缴。义律坚不具结，负气缴还所赏茶斤，谓“遵结则后有烟土夹带，货没入官，人则正法，恐各商在途尚有烟土，不敢由彼一身代认此责”。时在澳门会议，葡商亦谓“货可充公，人则西国无斩首例，请不具正法字。”则徐以所请不与内地办法画一，斥之。保纯亦无以难义律之说，为具牍代请，而义律则谓委员已许之矣。既为则徐驳斥，乃怨大吏反复，以护货之兵与我舟师抗，我舟攻其趸船于零丁洋，毁其二艘。义律率货船屡战，皆中于炮而退。有英船愿缮结纸求入者，义律挥兵阻之。具结请入之船，见提督巡洋，坐船树红旗，又误以为来战，亦燃炮迎击。接仗凡六次，卒为舟师击毙无算。时别国货船向不带烟者，皆遵令具结，唯英船不就范。大理卿香山曾望颜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下粤中议，则徐以违抗只有英商，不拒各国，正可以夷制夷；粤人以海为生，尤不宜设禁自窘。奏覆而止。
英市既绝，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于义律，不得入，咸怨咎之。义律惧，请许率诸商还澳，俟本国信至，开舱贸易，词颇婉顺。而朝旨虽允不禁海，然对英封禁甚严，则徐不敢更张，峻拒之。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购接济。则徐自出驻海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备，民多感愧，相戒无复私售。十九年冬，朝命改则徐督粤，调廷桢督两江，旋改浙闽。英国自得粤中焚烟之讯，其国会议禁烟理直，当听中国之命。而义律以商人烟土被焚，请国库给价；且印度烟销为大利，怂恿发兵。英廷争议汹汹，卒决称兵，命其国戚伯麦率本国兵船十余艘、驻防印度兵船数十艘，聨东向。则徐自奉旨断英市，首责诸国毋听英假借船号，毋代运出入货物；激励美、法，使不直英国所为。
又以俄旧亲华，而与印度邻，英、俄相忌，又约属夷廓尔喀伺印度之隙。且知英远来费巨，鸦片减值而售，成本不敷尽供军用，决其持久必蹙，与提督关天培定议，严防要隘，全力剿办，悬赏购捕斩义律及白夷黑夷价有差；获其船者，财物尽充赏。移会闽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粤他犯。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则徐奏闻，尚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焉”之谕。英船至粤月余，无隙可乘，驶三十一艘赴浙，经福建，突攻厦门。浙督邓廷桢驻闽，出驻泉州，檄金厦道刘耀椿守御，炮击沉其兵船一，水师焚攻其一船，毙英兵数十。英全驶至浙之定海，陷之。朝命江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视师。革浙抚乌尔恭额职，旋定罪绞候，以刘韵珂代。经此一挫，而朝旨突变。此宣宗意志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执成命以行事，亦世变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办意甚坚决。则徐对英人请求较近情之语，亦不能留伸缩之余地。当上年九月义律以兵抗战时，九龙炮台击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而于折内又累加旁批。折文云：“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其旁批云：“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折文云：“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其旁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十一月初八日，有诏“英夷反复，先放大炮。未绝其贸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时出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兹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区区货税，何足计论。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货贸易停止，船只尽行驱逐，不必取结；凶犯亦不值令交出。着出示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潜带入口，从重治罪”云云。则徐接此字寄，所以对义律之婉求无从通融也。洎定海一失，粤中之蜚语亦即上闻，谓“缴烟时先许以值，后负之而致激变”。此事当时有数说。
《夷氛纪闻》云：“林公至粤，居越华书院。洋行总散各商，侨寓其侧，备日夜传讯。义律呈缴禀至，夜传总商入见，责以‘汝为官商，倘有私许以价，而后设法赔补事，慎汝脑袋’。总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盖是时粤人纷纷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数日而呈缴净尽，意行商必许以事后给价。及闻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负约以自保，不暇复计夷怨，而夷已禀缴无及。然语皆出揣测，事秘，罔有显据也。”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云：“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义律慑公威重，与广府余保纯、洋商伍姓者密议，愿缴在海船土二万一千箱，易丝茶偿。余乃常州绅士，为公抚吴时激赏，素以干力著。伍则与义律最昵，知使节不久留，欲弥缝其间，而阴与洋行分年偿其直。其禀牍恭甚。公据其词入告，奉旨嘉奖，有‘不虑尔等孟浪，但虑尔等畏葸’语。公乃驰檄宣示英国王，词意剀壮，外国争传其文。就省城外浚大地，焚毁数月始尽。陶文毅卒，旋奉旨调两江总督。枢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请以邓调两江，而移公为粤督。命下，余、伍之初计沮。”
据上两说，许给烟价事有之，而非则徐所知。但衅之由生，亦不由偿价负约。义律并未形诸文牍。因勒令具结，致成决裂。且即给价购焚，亦不甚失体。果有其事，则徐尽可先奏，何必讳言？朝廷以此罪则徐，上欲加之罪耳！当浙陷定海之际，英船留澳门者，忽焚澳门后通香山之关闸，为守闸之前山营都司炮伤英兵数十，沉其小舟。七月十八日，则徐所遣副将陈连升率游击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战胜，以捷闻。奉批斥则徐贪功启衅。则徐遂力陈六月后粤海防范情形，请戴罪赴浙竭力图克复。不报。
是月，伯麦偕义律驶天津陈诉，出一汉文奏本，上直隶总督琦善转奏。其文为英人所具，可证则徐无许给烟价之语。文唯见《夷氛纪闻》，录以明以前粤中英人所借口之真相。
奏云：“英吉利国臣统领本国水师主帅子爵巴儿多兔，谨呈天朝大清国大皇帝驾下：窃巴儿多兔现奉敝国主命，协同本国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利，带领水陆军兵战船，前来贵国。缘为去年本国之正领事官义律，暨来贵国贸易之商民，竟被广东钦差林、邓总督凌辱无道，以众欺寡。并一向敝国之商民到广东，被该省大宪等欺压无辜。为此奉命前来上诉。唯思船多兵众，夫用兵必须水陆择地，护船安营，是为首要之机，熟思贵国各直省大宪，以为业已封港，不通贸易，决不纳言，不肯接呈代奏，准有相拒之形，此即必彼此相斗，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营有所倚。去年林钦差到广，不数日，首先将西洋各国人，用水陆官兵围困在省城寓行之内，立即封舱，连日不准出入，兼绝伙食，勒缴在洋面停泊船内之烟土。又言限日尽缴，否则要斩要杀。如于限内缴出，则仍前交易买卖也。窃思贵国新例，禁买禁卖烟土，但既已禁绝，无人敢买，则西洋人亦必不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