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君主被俘虏，这对于大明王朝是决定性的打击，摆在明朝面前的有几条道路，一是和亲：在汉朝时期，汉高祖刘邦和冒顿交手之后，就发生了“白登之围”，差一点就被冒顿给杀死了，最后是一个女人的功劳，化解了这次危机。可是明朝的朝廷之内完全不同意和亲的这个方法，他们认为大明的公主，只能嫁给能人将士，决不能为了国家而背负屈辱；第二条路，就是用银子去赎回明英宗，这也是瓦剌希望的结果，可是明朝的朝廷仍旧是拒绝。
就在瓦剌招摇撞骗的手段遭到拒绝的时候，一个更让他们崩溃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孙皇后与朝廷重臣拥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眼看着手里一枚棋子最终成了一步废棋，这让瓦剌部落首领恼羞成怒，直接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杀到了北京城。而明朝的名臣于谦则是开展了北京保卫战，通过这一场战役，迎回了明英宗。
尽管我们会说明英宗不应该如此信任宦官，更不应该遇到事情没有主见，完全让王振牵着鼻子走，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明英宗，以及当时一些大臣坚持了明朝的气节。同样都是皇帝被掳走，明朝的做法是“在哪里摔倒，在哪里站起来”，而宋朝则是选择了“眼不见为净”。
民族气节，成为明朝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我们不知道当明英宗成为敌军的俘虏之后，每日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应该是非常复杂的，而那些被瓦剌要求赎金的边关将领，内心肯定也是复杂且挣扎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这就是属于明朝的气节。
在其他危机之中，明朝，依旧如此。
李自成攻打北京城的时候，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上天也绝不会再派来一个袁崇焕誓死保卫了，崇祯皇帝身边的大臣们都劝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如请皇上带着诸位皇子出京避难。
北京虽然一直是明朝的首都，但是作为前首都的南京，一直都很繁华，并不次于北京，如果逃到南京去，不仅能够缓解大明朝的危机，同时还能有资本做到东山再起，可是崇祯坚决不同意，或许在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正是那条流传了几百年的明朝祖训。
当李自成攻进北京城之后，摆在崇祯皇帝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自杀或者被杀，于是他走上了煤山，用一条白缎殉国而死。在临死之前，他曾经给李自成写过一封信，信里只有短短数字：“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崇祯皇帝用自己的性命成全了李自成的名气，也挽救了北京城内的数万百姓，这也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最后一丝尊严。
亡国之君，能够这般从容赴死的不多，能够这样不留恋生命和权力的更不多，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咸丰皇帝曾经两次不顾百姓安危，仓皇逃跑；而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曾经在自己的著作《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相较之下，崇祯皇帝的气节、乃至整个明朝的气节，就在这样短短几句话中表露无遗。
明朝的君主有气节，大臣们同样如此，他们的气节不仅仅表现在自己的忠诚之上，还有刚强不屈的信念，比如说方孝孺。
想当年，如愿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皇位的朱棣，立刻就开始了一系列被称之为残酷的暴力行为，最悲惨的就属被灭十族的方孝孺。自古以来，皇帝下达的最大限度的惩罚就是株连九族，一般来说，如果被判定为诛九族的话，若和犯人有一丁点血缘关系，那就只好洗干净了脖子等死了。方孝孺则更是凄惨，除了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他的朋友和学生也没有逃脱被处死的下场。
正如那句话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这个方孝孺的死，确实称得上重于泰山，他用自己的姓名证明了中国文人身上的那种特有的气节。其实在朱棣的心中，他一直希望能够让方孝孺臣服于自己，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真正坐得稳这个皇位，所以在他准备昭告天下，现在的江山属于朱棣的时候，他就找来了方孝孺，希望这份重要的诏书出自这个曾经忠实于朱允炆的大臣之手。但是朱棣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方孝孺的骨头竟然这么硬。
据说当时进宫面圣的方孝孺似乎是抱着去死的决心，刚一进入大殿，他就开始大哭，丝毫不看坐在龙椅上的朱棣，这让新皇帝多多少少会感到有些尴尬，好在朱棣是见过世面的，他只好说：“先生，你不要这样。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你想想周公辅政，我这就是在效仿他啊！”
这世上最让人苦恼的是什么，就是和知识分子吵架，朱棣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局面，听他这样说，方孝孺立刻反击道：“建文帝在哪里？他的儿子呢？他的弟弟呢？”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朱棣你没有资格坐这个皇位，就算是朱允炆死了，也轮不到你朱棣！
果然，这番连续逼问终于惹火了朱棣，想他也是称霸一方的人物，现在又刚刚篡位成功，正处于心虚的时刻，哪里禁得住这番连连追问，于是他拿出纸笔，逼迫方孝孺给他写诏书。方孝孺恨恨地看着他，如果眼睛能够杀人的话，他朱棣或许就死在了方孝孺愤怒的目光之中，只可惜，方孝孺就算把眼睛瞪瞎，朱棣就装作没有看到，他只在乎这个结果，至于是怎么得来的，他并不在乎。
片刻之后，方孝孺说写好了，朱棣一看，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原来方孝孺写下了四个大字——“燕贼篡位”，说朱棣篡位，或许他并不在意，可是这个“贼”字，却直接戳痛了他内心中最敏感的地方。于是，强悍的朱棣终于爆发了，他这一爆发，直接创下了中国封建社会刑法史的一个纪录，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也不能完全怪罪朱棣，当时他只是威胁地说：“方孝孺，你就不怕我灭你九族吗？”
谁成想这个方孝孺也是一个倔脾气，直接回了句：“有本事你灭我十族！”
唉，这就好比递给了朱棣一把剑来杀自己一样，于是乎，一场灭门的惨案上演，方孝孺自己被凌迟处死，和他有关的众人也都是被施以极刑。
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从明英宗到崇祯帝的几次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更是坚定，兵临城下仍然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抗清比南宋抗元更加激烈，全家投井、自缢殉国、立战而死的官员志士无数，光后来被追谥有据可考的就多达八千六百多人。他们大义凛然、壮烈殉国、从容就义，就义前每每慷慨赋诗，历史上管这样的诗作，叫做“绝命诗”，明朝亡国之后，绝命诗在数量上是空前的多。
比如卫景瑗，他是天启五年的进士，后来一直在河南做官，后来李自成攻打到了这里的时候，卫景瑗出门迎战。可是一介文官又如何能够抗衡李自成呢？
没过几个回合，卫景瑗就被拉下战马，李自成知道，这个卫景瑗是一个文化人，有知识、有涵养，如果要是能够收到自己的帐下，没准会成为一个诸葛孔明呢！
卫景瑗看出了李自成的想法，死也不肯受辱，干脆自行了断吧，他选择的方式，就像是《红楼梦》里描述的方式一样——撞墙。顿时之间，血流如注，让李自成也看得心惊胆战，这时候卫景瑗大声喊道：“反贼，与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逆贼，根本就不配和我站在一起！
李自成是土匪，他才顾不上什么两兵交战的守则，于是就抓了卫景瑗的母亲，想让她来劝说自己的儿子，不要和我作对，乖乖地做我的谋士吧。
卫景瑗又说：“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国大臣，不可以不死。”说完，就自尽而亡，为国尽忠。
除了卫景瑗之外，明朝自杀殉国官员还有
东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兼侍讲学士倪元璐全家、左都御史李邦华、左都副御史施邦曜、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凌义渠、庶吉士魏学濂、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御史陈良谟全家、吏部许直、兵部成德全家、户部吴甘中全家等等。
由于自杀官员者众，至少有上千人名字都难以统计。外国人不太理解这一种现象，任何一朝未能像明朝末年这样忠死者众多，崇祯皇帝不知道算是幸福还是算痛苦。
明朝能够为人称道的，不仅仅有坚强不屈的气节，强大的军事能力、开明的社会风气还造就了明朝的繁荣经济和科技发展，当清朝的铁骑闯进了紫禁城之后，文化科技也好、军事实力也罢都倒退了数十年，作为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它的空前强大却被迅速瓦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无奈。难怪有“明朝之后再无华夏”之说了。
科技腾飞，火器装备
气节是一个民族的脊梁，科技则是这个民族强大的理由，就好比那句广告语——“科技改变生活”一样，科技的腾飞，让明朝更加强大繁荣。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之中，明朝是科技的集大成者，这话一点都不假，唐朝和宋朝的科技同样发达，但是经过了元朝在一定程度上的破坏之后，明朝捡起了这个被遗失了的瑰宝，也正是依赖科技，所以才能在各个领域都能取得不俗的成绩。
天文地理是科技方面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也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小到天气预报，大到防御天灾，都和天文地理学有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明朝中期，在一本叫做《白猿献三光图》中，记载了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一向自诩科技发达的欧洲直到了1879年出版的书中才有16幅云图，不仅时间上相差了二百多年，就连数量上也是差了一大截。
公元1607年，李之藻撰写的《浑盖通宪图说》发行，这本书分上下两卷二十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西方星盘的制作原理和方法。书中不仅仅详细介绍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涉及到了西方几何，可以说这位李之藻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他学识渊博，娴于天文历算、数学等方面，同时还“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在他考取进士之后，曾经跟一位叫做利玛窦的传教士学习西方科技，不过这个学生可是青出于蓝，他没有死板地传承西方科技，而是将西方科技和中国的科学作了一定的融合。也正是因为他出版的这本书，让徐光启决定起用他做一件大事，至少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件大事，那就是撰写《崇祯历书》。
说到《崇祯历书》，或许很多人都并不太陌生，这是一本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是明朝天文学方面的“百科全书”。自从元朝郭守敬等人编制了《授时历》之后，几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按照这个来推算二十四节气，以及各种气象，可是毕竟过了那么多年，很多时候都出现了误差，甚至连日食、月食这样的自然现象也无法正确地推断出来。
当时还在担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站出来对崇祯皇帝说：“皇上，咱们现在使用的《大统历》（也就是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明朝初年改了名字）早就已经过期了，很多时候都无法作出正确的推算。想我大明王朝科技如此之发达，不如我们重新编制一本吧。”崇祯皇帝想了想，就恩准了，并且下令由徐光启来全权负责这件事情。
经过了五年时间，这本《崇祯历书》终于完工，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表﹑必需的数学知识，同时还非常清楚地写明了地球的经纬度、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关的改正计算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一周天分为360°、一昼夜（即一天）分为96刻24小时等等。
只不过这本书在撰写完成之后，朝廷之中有很多大臣都认为《崇祯历书》并没有旧时的《大统历》可靠，对此一直都持保留意见。等到崇祯皇帝下定决心要推行新历法的时候，大明王朝却已经不复存在了，倒是给后来的清朝提供了一个便利之处，这可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了。
除了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之外，明朝的天文学发展还伸展到了天文器材方面，1634年正式安装中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在南京、北京等地方建造了天文台。
和天文气象方面息息相关的，就是数学，明朝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在前文中，我们说到过徐光启和李之藻，这两个人不仅仅是天文学家，同时还是数学家。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而1613年李之藻将西方人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融合在一起，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除此之外，明朝还有出版了《九章算法比类大全》的吴敬，他担任过浙江布政使司的幕僚，掌管全省田赋和税收的会计工作。据说，吴敬本人非常善于计算，当地的藩臬（官职，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常常请他来解决各种数学方面的问题。明朝有这样一个规定，普通百姓不能够私自学习天文历算，很多士大夫根本不学数学知识，而且从心里也将数学归为“异途”。所以在明朝之前的数学著作基本上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踪迹，看到这种情形，吴敬认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这才萌发了撰写《九章算法比类大全》的念头。
吴敬撰写的这本书，基本代表了明初百年间数学发展的大致水平，后来程大位撰写《算法统宗》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完成的。《算法统综》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数学难题并记载了解决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这本书是我国古代最完善的珠算经典之作，开创了珠算计数的新纪元，同时书中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在明末时期，日本人毛利重能将其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清代前期，该书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
在医学方面，明朝也同样有非常著名的成就，这就是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这本书可以算是中医的集大成者，现代很多人对于中医的懵懂认识，大部分也都只限于这本《本草纲目》了。
李时珍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医者，可是民间的医者地位都比较低，常常受到当地官宦的欺压，他的父亲就想让李时珍进入太医院，这太医院就是皇家专用的医疗机构，李时珍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走进了中医最高殿堂。只可惜，在这里，他没有学到任何和医学有关的知识，更多的则是见识到了太医院的“潜规则”。心灰意懒之下，他重新回到了民间，认为这里才是能够提高自己医术的沃土。为此，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