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研究院的董事长，同时又要忙于许多其他活动，父亲对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来说有点难以接近。事实上，我们唯一看到他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一面的机会，是我们在儿时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那些难忘的旅行—以及我受到的正规教育—帮助我培养了我后来孜孜追求的兴趣，塑造了我的今天。
那些旅行—我在这里要讲述其中的4次—并不是典型的家庭度假。我们曾经从弗吉尼亚州又脏又乱的威廉斯堡镇旅行到怀俄明州巍然的大蒂顿山，从凡尔赛辉煌灿烂的太阳王宫殿旅行到努比亚地区尼罗河上游的岸边。这些不同寻常的出游让我认识到了是什么价值观念在促使父亲做出慈善举动—并非总是出于某种宏伟蓝图的一部分，而是出于自然，因为出现了可以做些应当做的事情的机会。那些旅行还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让我后来对旅游和国际事务充满热情。
救生圈和贺喜巧克力
父亲明白孩子焦躁好动，尤其是在长途汽车旅行中，因而总是随身带些救生圈、贺喜巧克力和其他好东西，在旅行途中适当的时候分给大家。他还借旅行的机会教我们如何旅行。他向我们展示，如果我们整整齐齐地装箱打包，就能比胡塞乱放装更多的衣服。他教我们如何叠夹克外衣，这样从箱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褶子。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分配了工作，比如在我们到达某个饭店的时候负责确保行李能够正确地送进各个房间，以及给行李员、门童和中途帮助过我们的其他人付小费。大孩子则负责处理饭店结账事宜。
1926年春天，重现历史之旅
1926年的春天，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内尔森、劳伦斯和温斯罗普前往费城，然后接着去弗吉尼亚，参观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遗址。父亲答应在汉普顿学院—位于弗吉尼亚汉普顿的着名黑人大学—发表演讲。我们家曾经为该学院提供过大量经济支持。我们在校园里待了一天，跟学生们交谈，还参加了教堂的活动。
第二天上午，我们爬上车，前往里士满。父亲要在那里与州长哈里·F·伯德一起讨论谢南多厄山谷的环境保护工作。父亲此前已经决定，他要在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故乡威廉斯堡停留，看看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的国家纪念堂工程进展情况。该组织的第一分会坐落在校园里。父亲在布朗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被选入这家全国荣誉联谊会，答应负责建筑工程的筹资运动。在这一小段的旅途中，给我们当导游的是教士W·A·R·古德温博士，他是布鲁顿堂区教堂的首席神父，也是该学院的兼职开发官员。
古德温博士一大早就在去小镇的路上接我们。那是个明媚的春天，到处是盛开着的花楸和杜鹃花。他带我们参观了纪念堂，然后又领着我们转了转那座静谧的小镇—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曾经是弗吉尼亚的首府。但是，战争结束后，首府搬到里士满时，该镇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缓慢萧条时期。许多辉煌的建筑—包括州长的宫殿和镇长官邸—事实上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古德温博士是个很有口才的导游，一个非常出色的推销员。当我们参观漂亮但已然破旧不堪的砖楼—乔治·威思的官邸—时，他称赞了精美的建筑，但伤感地指出了建筑物的失修状况。父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后来同意提供重建所需要的资金。
那只是父亲在意义最重大的再现历史项目中微不足道的投资。该项目给他带来的乐趣不亚于他一生中在慈善领域所做的所有善举。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拿出了大约6 000万美元，用于购买小镇中心区域并将它恢复到真正的殖民时期状态。如今，威廉斯堡成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旅游胜地，是历届美国总统骄傲地向来访的外国元首展示的地方—那是早期美国以及美国风俗和传统的一个缩影。①
1926年夏天，西部探索之旅
我第一次随父母长途旅行是在1926年的夏天，前往美国西部。我们乘坐的是一节私人的普尔曼式火车车厢—波士顿。该车厢通常是留给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董事长专用的。我们在铁路沿线的许多地方下了火车，然后坐汽车参观一些国家公园和其他有趣的地方。除了我、母亲、父亲、劳伦斯和温斯罗普以外，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一名法国教师—他每天都要给他在法国的未婚妻写一封长信，但他声称自己是在写纯学术文章—以及来自洛克菲勒研究院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我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走完了一万英里。
父亲是个矢志不渝的环保主义者，利用他的西部旅行（他几乎每年都要到那里旅行一次）来了解国家公园系统，与公园负责人见面。有两个人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黄石公园的霍勒斯·奥尔布赖特和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弗德台地的杰西·努斯鲍姆。我们在1926年的旅行中见到了这两个人，会谈取得了重要的结果。
我们首先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停了一下，去看了看洛克菲勒祖母的墓地。父亲在那里静静地站了几分钟，而我们其他人则在远处看着他。然后，我们游览了欧几里得大道洛克菲勒的老家—父亲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以及当时没有电、没有汽车的日子。我们还参观了福里斯特希尔，祖父在那里有一栋多年的避暑房屋。父亲接着将这个地方开发成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形成一个规划社区，很像新泽西的拉德布恩和纽约州的森尼赛德—父亲在那些地区也有投入。“洛克菲勒住宅”是一种创造性的开始，曾经吸引了全美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个项目从来没有取得过经济上的成功。
对父亲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参观科罗拉多州南部的煤田，也就是拉德洛惨案所在地。我们在普韦布洛待了一天，参观了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的大型钢厂，与公司工会的代表们见了面。父亲叫出了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他们见到他好像很高兴。我记得自己当时有点儿吃惊，但父亲坦诚的态度和他与这些人及其家庭相处的随和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小男孩来说是重要的一课。
到达阿尔布开克以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度假，至少从我的角度说是这样的。西南部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和乐趣，有各种怪异的人：印第安人、牛仔、牧场主、艺术家。我们参观了里奥格兰德沿线一些着名的普韦布洛（西班牙语，意为村庄，印第安族居点）。在圣伊尔德丰索，我们见到了远近驰名的陶艺家玛丽亚·马丁内斯，观看她制作黑釉瓦罐的过程—这种黑釉瓦罐后来非常出名，也很值钱。我在塔奥斯庆祝了自己的11岁生日。那天晚上，我们一行人趴在屋顶观看塔奥斯普韦布洛传统的火焰舞仪式。
母亲被印第安工艺品的艺术品质吸引住了—她常常为优秀手工艺品的朴素美而着迷。她和父亲买了纳瓦霍地毯和银制珠宝、普韦布洛瓦罐、篮子、有小珠配饰的马褡裢和其他物品。母亲还迷上了印第安人和其他西部物品的绘画—几年前，那些美国艺术家在塔奥斯创建了一个艺术聚集地。尤其吸引她和父亲的是伊安格·欧文·考斯和约瑟夫·亨利·夏普的很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并买了一些他们的绘画作品。①
经过这次旅行，父亲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有必要保护印第安艺术、保护古代考古场地。我们和杰西·努斯鲍姆一起在弗德台地待了几天。努斯鲍姆带我们参观了那里的崖壁居室。努斯鲍姆还跟父亲说起“瓦罐猎人”和侵入遗址的其他人的掠夺行径—他们为了挖掘出几只瓦罐而彻底破坏了遗址。父亲之所以支持在圣菲成立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Anthropology）—该机构至今仍然存在，是美国研究院的一部分—主要是那次旅行的结果。
在弗德台地旅行之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之前，我们参观了佩恩蒂德沙漠和大峡谷南部边缘的霍皮族村寨。在洛杉矶逛了几天以后—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太平洋，我们登上“波士顿”，穿过谢拉，来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我们在约塞米蒂待了将近一个星期，看到了酋长石（El Capitan）、新娘面纱瀑布（Bridal Veil Falls）和冰河点（Glacier Point）。在这里，父亲按照自己的惯例与国家公园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向他提出资金方面的需求，用来改善公园内部的公共道路，用来额外购买土地，以保护巨大的红杉不致毁于樵夫的斧下。
在旧金山短暂停留之后，我们南下到了圣巴巴拉—在那里，我经历了生平第一次地震，然后再次掉头北上，到蒙特雷半岛待了几天。接着，我们前往旧金山北部的海岸红杉林。头一年，父亲曾经作出过匿名承诺，为“挽救红杉联盟”抵押100万美元，以便该组织能够买下戴尔斯维尔平原地区周围区域最后一块尚未开垦的红杉树林。即便到了7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回忆起尤里卡附近树林中像哨兵一样站立的那些楚楚动人的红杉树。
7月13日，我们这一行人终于到达了黄石公园。我们在路上已经度过了一个多月，对经常旅行已经产生了一点倦意。黄石公园很快让我们恢复了精神。
霍勒斯·奥尔布赖特负责黄石公园这块国家公园系统的瑰宝。他带我们参观了公园里的老实泉和其他一些景点，其中有许多景点在当时只有骑马才能抵达。奥尔布赖特鼓动父亲参观黄石公园南面的杰克逊洞（Jackson Hole），于是我们便驱车与奥尔布赖特一起第一次看了看刚刚被辟为国家公园的蒂顿山—那可能是落基山最巍峨壮观的山峰了。但是，正如奥尔布赖特所指出的那样，穿过杰克逊洞的道路上—从那里看蒂顿山的景色最美—丑陋的路标和坍塌的路边站亭却大煞风景。
父亲和母亲都很快明白了奥尔布赖特的意思。后来，父亲匿名买下了山脚下斯内克河杂草横生的漫滩，以便扩大并保护公园。在此后几年里，他买下了3万多英亩土地，然后向联邦政府提议将这些地以及森林管理局和土地管理局控制的其他几块地收归公园所有。然而，直到将近20年以后，罗斯福政府才最终接收了这个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