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买下斯内克河土地的一个额外好处是他获得了偎依在蒂顿山脚下费尔普斯河东端一个漂亮的度假牧场—JY大牧场。1926年，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后来的许多年里，它成了我们家最喜欢去的地方。
7月下旬，我们开始返程回家，在芝加哥最后停了一下，到北密执安大道一所富丽堂皇的宅子里看望伊迪斯·洛克菲勒·麦考密克姑姑—我父亲的姐妹之一。伊迪斯姑姑穿得光鲜亮丽，最近刚刚与结婚多年的哈罗德·福勒·麦考密克—哈维斯特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创始人赛勒斯·麦考密克的儿子—离了婚。伊迪斯姑姑是芝加哥剧院的忠实观众，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接受荣格分析。她显然十分满意自己在芝加哥社会名门望族的地位，她请我们吃了一顿正式的午餐，在每张餐椅的背后都有一名身穿特殊紧身制服的侍者。
1927年夏天，法兰西重建之旅
虽然我父母觉得，他们的孩子应当首先了解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相信，学习欧洲各国文化和文明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于是，1927年，他们带着我和温斯罗普到了法国。1923年，父亲曾经主动提出要将100万美元交给法国政府使用，用于修建被德国炮火炸毁的兰斯教堂（Rheims Cathedral）的部分结构，重建枫丹白露的部分宫殿和凡尔赛宫，因为那里的铝屋顶漏水可能会损坏灰岩墙，着名的玻璃厅（Hall of Mirrors）—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条约就是在那里签署的—岌岌可危，无法使用。
当时，法国还在抚慰战争带来的巨大人员损失和物质破坏的伤痛，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法国的富裕阶层，都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责任，保护或者修复这些具有无与伦比的建筑美和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法国政府接受了父亲的提议后，他立刻把自己的老朋友、曾在艺术博物馆接受过培训的建筑师韦尔斯·博斯沃思留下来监督重建工程。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他为这些项目陆续提供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
我们在1927年的那次旅行中，有机会检查截至当时已经完工的工程。我们在凡尔赛待了一个星期，住在可爱的老式特里阿农宫殿饭店（Trianon Palace Hotel），这样父亲就能抽出时间，跟博斯沃思和法国建筑师们一起审查在建工程的细节问题。凡尔赛宫的监管员给我和温斯罗普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骑自行车，可以翻越宫内巨大的铝屋顶。
尤其让我和温斯罗普着迷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农家”（Le Hameau）的恢复修建。那是18世纪农村寨子的再现，里面满是微缩房屋、谷仓和奶牛。安托瓦内特酷爱伟大的浪漫哲学家卢梭的作品，似乎在听从他关于回归自然的忠告，至少有时是这样。她创建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环境，在那里她可以跟几个好友一起躲避王室生活和宫廷的压力。在那里，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牧羊人，养着一群羊。但是，这位王后又不想放弃宫廷的便利生活，就又建了一个小型歌剧院，座位还不到100个。她常常在那里欣赏伟大的音乐家和歌唱家的演出。还有人说，王后讨厌羊身上的味道，自己在到达之前常常提前通报，以便让人给羊身上喷香水。
在那次旅行剩余的日子里，我们乘坐的是两辆大型的西班牙产的轿车，由身穿制服的专职司机驾驶着穿过卢瓦尔河谷的葡萄种植园，然后又接着前往蒙圣米歇尔，以及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美丽的海岸—母亲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它跟印象派大师们有关。
1936年，我随我父母回到法国，参加兰斯教堂的再次落成典礼。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文化部部长琼·扎伊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父亲，表达法国政府对父亲的援助的感谢，还以他的名字给一条街命名。几天以后，阿尔贝·勒布伦总统在爱丽舍宫盛大的集会面前给父亲戴上了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位勋章。
64年以后，法国政府在巴黎慷慨地给予了我同样的荣誉。这件事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获得这一荣誉的当时唯一在世的另一个美国人是罗纳德·里根总统。
1929年冬天，金字塔探险之旅
父亲被考古学家的发现迷住了，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么多古代的伟大文明。还在年轻的时候，父亲就对着名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博士领导的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来，父亲一直支持布雷斯特德在卢克索和尼罗河对面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下面麦地能哈布庙（Temple of Medinet Habu）的工作。
1928年年底，布雷斯特德博士邀请母亲和父亲参观他在埃及的“挖掘工作”和检查学院的工作。在那之前，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没有去过那个地区。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欣然答应。仅仅几年前，我刚刚读到过有关发现法老吐坦哈蒙（King Tutankhamen）墓的消息，埃及之行对我来说是最激动人心的探险。由于路途漫长，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父亲担心我缺课太多，但我最终说服了他，理由是我能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他同意了，但前提是要有个家庭教师随行，这样我就能跟上学校的课程。这是我能争取到的最佳结果，因此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1929年1月初，我们在纽约登上了“奥古斯都号”轮船。到了最后一刻，玛丽·托德亨特·克拉克—人们都叫她托德—也来了。她是内尔森在锡尔港消夏期间的好朋友。
我们在开罗待了一个星期，住在华丽的老式西美腊美斯饭店，那里穿着艳丽的本地人当我们的翻译和向导。我们参观了狮身人面像，我还骑着骆驼到了吉萨，并在那里爬上了金字塔。一天晚上，我们在阿拉伯人居住区看到了托钵僧的狂舞，参观了清真寺和古老的阿拉伯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集市。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在那里逛荡，我迷上了身着黑袍、永远面纱遮脸的妇女，以及狭窄的市场两侧朝街开的数百个小摊位上出售的稀奇古怪的物品。香料市场刺鼻的味道，时髦的铜罐铜碗的敲打声，以及地毯、五颜六色的纺织品令我新奇不已，而且我很快就学会了讨价还价。到处都是苍蝇，肉摊挂钩下刚刚加工出来的肉爬满了苍蝇。还有大量的乞丐，其中有很多是患了沙眼的儿童—乳白色的眼睛里淌着泪水。
离开开罗，我们便登上尼罗河上的大客轮，去参观布雷斯特德博士在卢克索的考古挖掘地。我至今还记得美丽如画的小帆船在尼罗河上游弋，农夫们耐心地用水桶从河里打水去灌溉他们的农田。几百年来，那些农田养育了与沙漠抗争的数百万人民。途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古代遗址。每天晚上，在我们靠岸以后，布雷斯特德博士就用幻灯片向我们介绍我们将在第二天看到的纪念物。
参观完卢克索和卡纳克之后，我们接着前往瓦迪哈勒法—苏丹的第一个镇子—的第二大瀑布。路上，我们经过了美丽的腓莱神殿（Temple of Philae）—随着20世纪60年代阿斯旺大坝的修建，这座神殿已经沉入纳赛尔湖的湖底。我们在阿布辛拜勒看到了雄伟的拉美士二世神殿（Temple of Ramses II），它那4尊巨大的法老像被刻进了崖壁。半个世纪以后，我再次参观阿布辛拜勒，那时整个神殿—包括那些巨大的头像—被整体从悬崖上切割下来，通过液压机被移到了悬崖顶上，以免遭受阿斯旺大坝后面水位升高了的尼罗河水的侵蚀。被移到人工悬崖前面的新环境后，那些头像跟我在1929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雄伟壮观。
我继续收集甲虫，甚至发现了一种金龟子甲虫。这种甲虫把卵生在粪球里，然后埋进沙子。古埃及人崇拜圣甲虫，认为它是人间与阴曹地府之间的信史。托德嘲笑我的嗜好，于是我买了一只廉价的结婚戒指，当着我父母和他人的面给了她，声称我代表内尔森向她求婚。除了托德以外，所有人都觉得十分有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她满心希望的。事实上，我们那次旅行回家后不久，内尔森就向她求婚了。第二年，他们结婚了。
我们还参观了开罗古董博物馆（Cairo Museum of Antiquities），发现情况惊人地恶劣：石棺上泥浆结成了块，漂亮的饰物放在光秃秃的架子上，照明很差，标识不全。1925年，在布雷斯特德博士的鼓动下，父亲提出用
1 000万美元来重建博物馆，以便为世界上最大的古董聚集场所提供更好的环境。令人费解的是，埃及政府拒绝了，而父亲一直怀疑是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缘故。英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美国影响的侵入，即便是在文化事务方面。
我们穿过尼罗河三角洲，沿着岸边驱车前往巴勒斯坦。我们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几处圣地，然后游览了杰里科，在那里，我跳进死海里游了一次泳。接着，我们向北穿过乔丹瓦利沿着加利利海到了贝鲁特。由于这一地区与《圣经》以及主耶稣的关系，这段旅程对于父亲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我得承认，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虽然父亲关于在开罗建设一座新博物馆的建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失败了，但是他的另一个类似想法在耶路撒冷却得以实施。在游览多罗拉萨、访问伯利恒、客西马尼园、石穹和第二神殿场地上的哭墙之后，父亲认定，必须做些什么来保护圣地上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疏于修缮的古物。在布雷斯特德博士的再次鼓动下，父亲提出修建一座考古博物馆来收置这些古物，并为学者们提供研究古物的设施。这一次，控制着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完全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如今常常被叫做洛克菲勒博物馆—至今还在东耶路撒冷，里面保存着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及许多其他古物。
回首往事，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多亏了父母对我的教育。虽然林肯学校在为我提供正规教育方面立下了可圈可点的功劳，但我的父母却做得更多。他们把当年最有趣的一些人带进了我们家。在我们的多次旅行、游览过程中，我们开阔了在自然、人和历史方面的视野，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刺激了好奇心。由此，我们对向着我们敞开的机遇激情万丈。这些经历对我们的教育胜过了正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