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六日，我提着行李，揣着酝酿成熟的理想，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省城的确让人感到了渺小。我走惯了山路，不习惯在校园笔直平坦的水泥路上走，我的两只脚总有一种踏不实的感觉。我的吃相一定也很难看，因为同桌吃饭的男女同学常常对我侧目或者蹙眉，这让我想起友道叔吃完饭舔碗的动作。同学们约会聚餐，你呼我应，而我的封姑沟口音又让我难以合群。起初我还很怕上街，白天我怕陌生的人潮和炫目的车流，晚上我怕煽情的霓虹和夸张的小姐。
我变得很孤独，很疲惫，当然也很想家了。幸而有一天舅舅来看我，给了我些许信心和安慰。至少，当舅舅的轿车停在我们宿舍楼下，我飞身跑下楼钻进轿车的一瞬，我就从周围同学的眼睛里，立竿见影地看到了惊讶和羡慕。舅舅领我见了校长，之后我们又在学校门口吃了麦当劳。舅舅说我之所以孤独和疲惫，主要是因为缺乏包装。舅舅说一个未来的司法人员最需要的是勇气，我于是首先用勇气来包装自己。我壮了胆子约女同学跳舞，我硬了眼皮玩通宵网吧，我给自己便宜买来的牛仔裤上挖出两个洞，我在原本只是听说的圣诞节里去了教堂狂欢。终于，我能胸有成竹地昂着头漫步校园小路了，还能礼貌而矜持地和人打招呼了，虽然我心里惴惴不安，感觉好像正在别人的一件作品上缀着自己的名字。
我在包装自己的同时，并没忘了用知识武装自己。我的专业成绩总是排在全年级的前列，这成绩说明我的心中还给家乡留着空间，说明我的理想还依然朝气蓬勃。
我努力洗刷着身上的土著痕迹，我精心把自己设计成一个都市青年，我满腔热忱准备着回报家乡，这当然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工程。然而就是在这工程的建设中，却从王家洼不时传来一些恼人的消息，它们就像是一只只无形的手，一件件地扒着我好不容易穿上身的现代服饰，将我一次次地赤裸回去，再次成为封姑沟人。
最初的坏消息来自于父亲写给我的信。父亲在信里说，我友道叔病了，并且因为这个病，暂时不能去封姑沟小学教书了。想着友道叔脊背僵硬匆忙来去的样子，我又增添了新的乡愁。
友道叔果然是腰上的病。他得的是脊髓炎。
我去了省城不久，封姑沟小学也开学了。可是通知贴出去很久了，仍然不见有多少学生来报到。友道叔心里明白，很多娃娃是随了家长去县上打工了。友道叔于是捎话，写信，家访，费尽心机要求学生们返校。家长们有的同情他，有的埋怨他，有的笑话他，可大多数家长还是将娃娃送回了封姑沟小学。友道叔凑齐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学生数，正式上课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了。
友道叔带的是语文课。语文天生该是让我友道叔带的。友道叔不仅教法多样，而且声音洪亮。友道叔的声音总是盖过另一窑洞里教着数学的李万年老师，李老师往往讲着讲着就关上了窑洞的门。可那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李万年听过友道叔领读了两句课文之后，隔壁教室就再也没音了。李万年很是得意地等到了下课，迫不及待地跑到友道叔的教室，想看友道叔的究竟。友道叔瘫坐在土坯讲台旁边，一手扶着腰，另一手拿着课本，嘴里却咿咿呀呀，像在呻吟，又像在念着课文。看见李老师，友道叔难看地向他笑了笑，就接着呻吟。
李老师让浩志回家叫草琴。浩志骑了自行车飞回了王家洼。一进家门，浩志就喊，妈，俺大害病了！草琴不在家，我爷我奶却已迎了上来。浩娃，你大咋了？我爷我奶像两只听见狼嚎的羊，早已乱了方寸。我大病倒了！浩志答着，出了院门，向封姑亭跑去。
友道叔害病的这一天，跟往常一样，草琴早早起来，先扫了院子，又摊了煎饼，然后把羊从圈里赶了出来。草琴赶羊出门，踩着朝霞，在王家洼人依然沉睡的时候，她已上了封姑亭。
如果把王家洼比作一座城市的话，封姑亭可以是一处休闲中心之类的东西了。我见过县城的一些休闲中心，后来也去过省城一些休闲的地方，那里客人们的脸上确实带着漫不经心而又煞有介事的休闲表情。草琴在封姑亭上放羊的时候，面目应该也是这样。我现在可以想象得出草琴放羊时的样子：晨风扬起她的头发，朝霞染着她的衫子，她好像在听秋虫的残叫，又好像在看朝霞的隐遁，但又好像什么也没做。草琴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像桑拿房中一个享受着的身躯，安静而惬意。晌午，朝霞隐退，天气暖和起来，草琴离开封姑亭，向永远也吃不饱的羊群走去。几只羊感觉到了水草丰茂的幸福，撒起欢，求起偶来。风热烘烘地掠过草琴的身旁，草琴索性闭了双眼，软软地躺下了，柔暖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身躯，灰绿的草地托衬着她的遐想。
然而那天，还有琴声从什么地方飘了过来，那是王三娃弹奏的三弦声音。说实话，我讨厌三娃，有一半原因是出于对他三弦水平的嫉妒。后来我考上大学了，可能自觉高出三娃一等了吧，对那琴声倒还有些留恋了。
我堂弟浩志气喘吁吁跑上封姑亭的时候，三娃的琴声还没有断，叮叮咚咚，抑扬顿挫，仿佛房檐上永远也扯不完的雨珠子。浩志站在封姑亭上喊，妈，我大病倒了！草琴的耳朵里灌满了琴声，没有听见。浩志急了，又提了嗓子，妈，俺大病得快死了！还是没有回答。三娃的琴声不紧不慢地飘来，这让浩志很是气愤。浩志冲着远处骂了一声，就阴沉了脸，向草坡跑去。
草琴双手反撑在地上，脖子长长地向后仰着，眯缝着眼，出神地看着太阳。草琴没有听到浩志的脚步，却猛地看到一张阴沉的脸。草琴吓了一跳，这死娃，吓了妈一跳。咋不上学到这儿来干啥？
浩志不再看他妈，却把头扭向琴声飘来的方向。
在我和浩志之间，我爷我奶是更喜欢浩志的。一来，他俩是跟着友道叔过的，即使不喜欢也得装作喜欢的样子；二来我从小就只爱念书，不事稼穑，加之我总是一副瘦骨嶙峋、若有所思的样子在王家洼晃荡着来去，是不会有几个人喜欢的。而我的堂弟浩志不同，他虽然也不爱说话，又很少见他笑过，但他身体浑圆，像个牛犊，我爷认定浩志才是王家传宗接代的真材实料，我奶也看好浩志会长成驾辕曳车的高头大马。我爷我奶要是太阳的话，我跟浩志就像一座房子的两面窗，我面北，浩志面南，我整日接受着阴暗，浩志每天享受着阳光。
我有时想，我的不爱说话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学习，封姑沟爱学习的娃娃都不爱说话，而浩志的不说不笑则可能遗传于她妈。草琴嫁给我友道叔之后，确实很少见她说笑，就是跟我友道叔也是这样。浩志为此心急如焚，千方百计想要扭转这种局面。听王家洼人后来讲，浩志曾经几次制造事端，好让他大跟他妈嘻嘻哈哈一下，或者甚至吵吵闹闹一回，可是效果却不尽人意。有一次，浩志把友道叔的教案藏到炕洞里，想让友道叔和草琴在找教案的焦急中多说会儿话。浩志藏好教案，就盘腿坐到炕上。友道叔问我爷，大，你淘粮食见我教案了没？我爷说没有。友道叔问我奶，妈，你扫院子见我教案了没有？我奶也说没有。友道叔想浩志或者莲志一定见了，就笑着问他们，我娃见大的教案了没有？莲志说没有，浩志却板着脸说，你咋老忘啥哩，几回都是我妈给你收的。后晌草琴放羊回来，进了灶房准备做饭。浩志斜坐在炕上叫他大。友道叔过来了，绕了几圈子没张口，最后挠了头皮问草琴，你见了我那个灰皮皮儿教案没有？草琴停了手中的活，也挠头皮，没有，我一早不就放羊去了？友道叔喉咙里咕哝着就看浩志，浩志悻悻然从炕洞里掏出了教案。还有一次，浩志竟用上了苦肉计——还好浩志没有苦自己的肉，苦的却是一只羊。这天，不等草琴起床，浩志就溜到羊圈，用镢头把子将头羊的前腿砸伤，之后又溜回屋里，隔着窗户等草琴。草琴来到羊圈，看见头羊的样子，咋咋呼呼地喊叫着，伤心地给羊包伤。友道叔站在一旁，叽里咕噜地分析着案情，不对呀，按理说这两年贼娃子都看不上羊了。草琴给羊包着伤，对于谁是罪魁祸首，并不去说短论长。
那天，浩志用自行车将他妈驮到了封姑沟小学。一路上，草琴问浩志出啥事了，浩志都不吭声，临到校门口却憋出一句话来，我大病得快死了！
学校操场的国旗下围聚着一堆学生。友道叔已被抬上一辆三轮车，静静地躺在上边。友道叔脸色煞白，满面汗水，眼窝似乎更深了，鼻梁也似乎更峭了。友道叔眼睛微闭，他看着头顶舞动的红旗，似乎很留恋，又好像在告别。
学生们给草琴让出一条道。草琴由李万年老师扶着，走到友道叔身旁。操场上安静下来，只有国旗呼啦啦响着，只有草琴在喘着粗气。草琴咬着嘴唇看着友道叔，终于扯开吆羊的嗓子发出一声笔直的哭声。
那天，浩志骑着三轮车，草琴跟几个娃娃在后边推着，把友道叔拉到了县医院。狼皮岭镇的谢大夫草琴是认识的，谢大夫在县医院开了一个专家门诊。谢大夫把草琴领到急诊室，托付了熟人，就推说着忙，离开了。
我们县医院是一座两层结构的简陋楼房，那时刚刚由灰绿色被粉刷成凄惨的白色，其周围红红绿绿布满了歌楼茶肆、酒馆饭铺。高处看去，医院更像一张大嘴里的两排整齐的牙。
十多天后的一个傍晚，浩志又骑了三轮车，草琴在后边推着，把骨髓炎后期的友道叔拉回了王家洼。出院那天，谢大夫来看友道叔，手里提着两袋新开的中药。谢大夫安慰草琴说，王老师的双腿可能不中用了，可是这病不会要命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镇北县医院耽误了我友道叔的病。我总觉得一旦进到那个牙齿一般的医院里，谁也不会痊愈着出院的。我甚至认定，那个贴住草琴耳朵安慰草琴的谢大夫——虽然后来他还救过友道叔的命——一定也可以去归入省城电线杆子上广告着的“广东老中医”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