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论起适应城市适应现代的能力，我是远远不及三娃的。三娃来到省城不到两个月，他的演唱事业却已是登峰造极，以至于朱红兴来之时就把他的节目当了压轴，要么在开场时造势，要么在结束时掀潮。朱红如此看重三娃，固然跟三娃弹唱的效应有关，可三娃脱胎换骨般努力着摆脱身上旧日农民的样势，倒也让朱红喜欢。虽然朱红后来在接受调查时，还在骂着三娃“这帮农民”。
三娃的确变化很快，这不仅表现在他走起路来也能昂首挺胸，走上大街不再东张西望，说起普通话少了木讷的鼻音；也不仅表现在他上了舞台敢于直视观众，唱到兴处也能捶头顿足，遇到掌声可以忘我地讨要小费；三娃最大的进步，却是他与人交往时已然自然平和起来，嬉笑如流，左右逢源，脸上不再存有多余的憨笑。
三娃逐渐适应了城市，就像一只断奶的羊羔适应了青草。三娃说，在他演艺的顶峰时期，草琴还时常提起过去，提起封姑沟，提起他曾为草琴搭手帮忙为她引吭而歌为她豁出一切的样子。三娃也常常借了草琴的情趣努力着追忆回去，可他忆到的一切似乎都开始模糊，他甚至连自己身上背负的命案也都忘了。三娃的眼前整天晃动着侍笑弄酒的男人和送腰揽颈的女人，三娃艳羡着同时也在模仿着这样的男女，所以，当朱红把三娃的节目当成了压轴戏，拉着三娃一起上街，端起红酒和三娃干杯，继而让三娃陪她一起走进包厢应酬客人的时候，三娃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抬举。他甚而至于不愿再继续提防朱红那双特务一般的眼睛了。
说是应酬客人，三娃却是极少说话的。通常的情况是：包厢里的沙发上围坐着几个男女，见到他俩进来，不用朱红介绍，就有人叫他“阿成”了。三娃谦虚地答应过，生面孔的客人往往还问他是哪里人，他便继续谦虚甚至有些不好意思，最终还是无所谓地回答自己是镇北人。有的时候，三娃就连回答这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了，常有坐在客人旁边的小姐抢着替他答了。有的客人还问三娃有没有女朋友，三娃总是很窘的样子，先是说有，继而说没有，然后看了朱红又说有了。每在这个时候，客人们总会冲着朱红悄声地笑，朱红也转过头看着三娃笑。好在笑过之后就是真正的应酬了，三娃此时就会松一口气，身子挺直，眼眸顾盼，煞有介事地去听朱红和客人们的交谈。
因为说的话少，三娃对客人们的印象总不是很深，只有一个中年男人，因为对三娃的曲子很有兴趣，而且似乎对镇北也有兴趣，三娃就留意开了。
中年男人姓张，每次来时总是西装革履，腋下夹着包，身后跟着几个同样夹着包的西装革履的男人。中年男人总选了二楼拐角处的一个较大的包厢坐下，偶尔也叫小姐，却总是很有分寸。三娃听朱红说，这个客人在法院工作，好像还是一个领导，而客人们却都叫他张老板。三娃对这个称呼很纳闷，可听朱红也这么叫，他也跟着叫了。
朱红好像有什么事求着张老板，可张老板似乎更喜欢跟三娃交谈。他也问了三娃是哪里人，问了三娃有没有女朋友，三娃一一回答了，张老板喉咙里就唔唔地应着。张老板的样子让三娃觉得很亲切，他也就会反问张老板是哪里人，这时的张老板又呵呵地笑过，再问他镇北的其他事。
张老板跟三娃说的最多的还是镇北的那些山曲民谣。张老板说他也是小时候就开始练唱民歌的，上了年龄这倒成了个乐趣。张老板说他最喜欢听的是《走关中》，最喜欢唱的是《四十里铺》，三娃附和着说他也是的。张老板还跟三娃谈声音的处理，谈歌词的改动，谈琴弦的伴奏，听得三娃像觅到了知音，竟不顾了尊卑主次，挑起兴致让张老板在包厢里唱开了。张老板有时候独唱，由三娃给伴奏,有时候跟三娃比着唱，遇见合唱的曲子也拉了旁边的小姐来唱。这样唱着乐着，时间就过得很快，往往是夜总会里曲终人散，而张老板的包厢还是载歌载舞。张老板没有架子完全忘我的样子让三娃更觉得亲切，三娃就偶尔得意忘形却忽略了身旁的朱红。待想起来时，他就会不舍地退在一边，说，张老板，你这么内行，一定要多来捧我的场。朱红这才有机会接过话来，说，是呀，张老板，我那事办不办倒在其次，您的兴趣爱好可不能荒废了！
三娃认定了张老板是一个好交的人，他就觉得有必要让草琴也认识一下。有一次，张老板唱完歌之后，三娃送他下楼，在楼梯口遇见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跟三娃一起回家的草琴，三娃就背后冲张老板努了嘴，神气地让草琴认。草琴胆怯地赔着笑，伸长脖子认住了这个张老板。
后来草琴随我来浪子夜总会找舅舅时，我没有料到舅舅已是浪子夜总会里的常客。直到最后三娃交代问题，说到这个张老板的举手投足神色表情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张老板其实正是我的舅舅。凭我的想象，我是怎么也不会把三娃的“越轨”同我舅舅联系上的。可实际情况是，我这喜欢在夜总会里唱民歌的舅舅，到底成了三娃夜不归宿的最初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