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枝执意要留在学校，第二天，我便一个人回到了王家洼。
近乡情更怯，回乡的人总会心怀虔诚去揣测故乡的变化的。然而王家洼，除了覆着一层厚厚的白雪睡着了一般，一切依然如故。散落的窑洞，扭曲的街巷，麻木着表情的过往村民，随着越来越壮大的狗的叫声，都开始睁大了眼睛陌生地看我。我知道，对于王家洼，我无异于一个陌生人了。
然而快到家门口时，还是有人认出了我。最初认出我的是宽志婆姨。宽志婆姨比以前胖出许多，以至于我首先没认出她来。宽志婆姨的咋呼声继而招来了更多的婆姨。婆姨们围拢上来，先是恍然大悟，继而挤眉弄眼，有问我还认不认识她的，有问我城里好还是咱这儿好的，有问我咋没带“那个谁”回来的，我笑着应付这些婆姨，心里却想着早点逃脱。这时候，宽志婆姨鸭子般把头递出人群，又鸭子般地说话了：
我兄弟到底是有本事，书没念完哩，给自己寻下个婆姨不说，还给他大拾掇了一个！
那一天，直到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心里一直发堵。我对我的故乡王家洼，乃至封姑沟乃至镇北县，开始有了不好的感觉。坦白地说，我甚至还有些厌恶了，继而又有些恐惧。我和王家洼，原本是有着一条纽带相连着的，可省城三年，这纽带似乎已经变得纤弱模糊了。再看王家洼，我已少了旧日的热情；再见王家洼人，我也没了往日的亲切。我在想，大学让我立志改变王家洼，可大学又在教我脱离着王家洼。这是怎样的一种对立统一呢？
我心里堵着进了家门。我妈放大了声音出门迎我，我爸撂下手中的活，满面春风跟在后边。我原来一直都为这样的迎接仪式感到幸福，可这次，或许因为婆姨们的干扰，我只觉出了父母的夸张。
我妈知道李金枝也来了封姑沟，却又不随我一起回王家洼，就埋怨我；等她知道我只在王家洼待三两天，更是急了，便要求我赶紧把李金枝接来，她要把准备好的见面礼亲自给了李金枝。我忽然觉得我妈也是那样的俗气，就借着心里的堵劲儿，大声抱怨，你咋知道我跟李金枝要怎么样？你凭啥给人家见面礼？
中午，我爷我奶来我家吃饭了。草琴跟三娃跑了以后，友道叔住到了学校，我爷我奶就改成在友道叔家住，在我家吃饭。友道叔一家的耕地，也给了我家来种，每过一月，我爸总要磨好一些粮食给友道叔送到学校去。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没有人能看出我友道叔家曾经发生过什么变故，只是我的父母变得格外黑瘦了。
我爷我奶像一对羸弱的老羊，漠然地盯着食物，反刍般地咀嚼着。只有在看我的时候，他们的眼里才会放出慈爱的光。我爷我奶也是问我城里好还是咱这儿好，问我上回领回来的女子这次咋没见领，问我将来挣钱爷跟奶能花上不。我一一讨好地回答了，却忽然想起了浩志。我问我妈浩志的情况，我妈说，村上叫人四州八县到处打听了浩志的，一直没有消息；倒是草琴，有人在省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次，确是和三娃在一起的。我妈叹着气，她让我进城后帮着打听浩志，却又忽然兴奋起来。我妈神秘着语气说，友道叔的事在王家洼都放凉了，现在又有了新鲜事：翠英从省城寄来信，像是有回来的意思哩。我妈欣慰地看着我，似乎也想叫我欣慰起来。
依法律的角度，友道叔的家事，有法律在里面，有伦理在其中，如果不引起轩然大波，至少也会发人深省的。可我的故乡王家洼，地方不大，却永远都有着层出不穷的新鲜事儿，以至于关于友道叔的家事，关于友道叔，关于草琴，关于浩志，关于时髦的法律和古老的伦理，却一如丢在新鲜食物旁边的一碗剩饭，已然“放凉了”。
我在王家洼只待了两天。两天时间我却不敢出门了。我对于故乡是怀着改造的理想的，可我却不愿再面对她。在启程回家的时候，我在心里还重温了自己的理想；在跟李金枝翻过雪坡的时候，我还想着故乡的温馨；在离开封姑沟小学回到王家洼的时候，王家洼也跟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依山而立，萧索寂寞，让人生怜起敬。三年来，正是故乡这萧索寂寞激发着我的激情和理想。可这一次我是怎么了？我是害怕了，抑或是感到耻辱了？仅仅因为宽志婆姨们的无聊乏味，或是城市果真已经对我有了文明的影响？
我想我是叶公好龙，可还是想保持住心中的理想。我把自己的坐卧不宁出进不安归咎于浩志跟草琴的下落不明，仿佛这是我的责任。而真的这样想过，我就觉得自己的理想似乎还能依稀存在。我对我妈说，我得返城了，一是单位年前案子多，二是浩志还真得下工夫去找。我妈当然舍不得我走，但一说公家的事她就惶惶然地点了头，并把准备给李金枝的红包硬硬地塞给了我。
李金枝在封姑沟小学也呆得无聊了，听我说要返城，虽是舍不得她妈，可还是跟我走了。
在车上，我把红包给了李金枝。李金枝说，她还给了莲志一个红包，算是过年的压岁钱。李金枝说她本来也要给浩志红包的，可友道叔说，浩志出去打工已经好几个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