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紊乱，亦为甘肃当时最大问题之一。孙蔚如入甘，急功近利，先欲以武力改组政府、支配政治，结果失败，各界哗然。继从各县直接拨提军费，又分设陕西省银行于兰州。这使弊端百出的甘肃财政，更加混乱。邵、邓以最大努力与之折冲，迭次召开会议，厘定预算，核减军费。通过全省军粮饷会议，核定了各军粮数及饷款，初步统一了全省财政与部队经费。虽一时还是由部队向各县自行提取，但粮饷数字则由省上统一掌握，按月按部筹拨。孙蔚如部移驻平凉，索开拔费200万后，每月协饷由50万减至30万。杨子恒任陇东绥靖司令，协饷减至10万。
邵、邓的这些努力，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暂时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恢复，还是创造了一定条件。数年以来，甘肃受政治腐败及军阀战争的影响，人民负担甚重，“于田赋外，尚有地亩罚款，无论种烟与否，按亩摊派，河西各县，数目最巨。驻军借口拨款之短欠，任意征敛，以致流离满途，至有捐赠土地，而无人敢受之现象”。在恢复军政秩序的同时，邓宝珊不遗余力地协助邵力子安置流亡，恢复生产。
由于邵、邓的坚持，各地自行摊派、催讨的现象终于有所收敛。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人民负担有所减轻，挽救了流亡，民困有所改善。
这段时间，邓宝珊决计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为表示自己决无扩张野心，驻甘行署成立之初，邓以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王鼐为参谋处长，具体办公机构暂不设置。而续范亭与王新令的主要工作，仍是帮助整饬省政。延至同年秋后，在各方催促之下，始建立办公机构。
邓宝珊之所以积极致力于甘肃乱后图治的工作，并坚持不树个人势力，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开明思想和作风。他从自己切身经历中体会到，中国政治不良，与野心军人跋扈、牟取私利有很大关系，所以他想走一条“政治改造”的道路。他的这种认识，当然有很大的片面性，实际上也无法实现。但也反映了他基于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而产生的对军阀割据的不满。另一方面，也与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有关：当冯玉祥发起中原大战反蒋时，邓宝珊曾向冯建议：“今日的讨蒋战争，是一场争天下的决斗，胜了全国归你有，败了留下陕甘也难保。应将西北部队全部调出，仅留一部守备兰州。”冯从其言，倾师出动，因是甘肃空虚，土匪蜂起，乡人受害。邓以近两年来家乡罹此浩劫，自己言出有责，莫能自释。此番有机会补过，自然要全力以赴。这从他1932年底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现在全甘军队人数，共有八万余人，灾后全省人口仅有五百万余人，而军政支出年约一千二百余万，除妇女不计外，老幼年均每人负担要在五元以上，这样重的负担，恐怕各省再莫有此了！希望大家在此次会议上，开诚布公，尽量供献意见，以期讨论出良善办法，建立预算案，减轻人民负担。要知道现在甘肃社会经济完全破产，而军队的命脉建筑在社会经济之上，若使我们仍然漫无计划，向人民任意征索，使人民无生路，势必演成更危险的状态，前途何堪设想！所以我们为自己为人民为社会打算，应当迅筹救济办法，渡此困难环境。
邓宝珊这次回甘，本来还肩负有杨虎城实现“大西北主义”的重托，但因孙蔚如举措失当，蒋介石又采取种种防范措施，这一计划成了泡影。幸邵力子有体恤民瘼、改良甘政之宏愿，邓宝珊方未失望于此时。一年之间，邵以强毅，邓以坚忍，风雨同舟，刚柔相济，荜路蓝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仅能如愿之二三，但总算达到了一些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目的。是年11月，兰州警备司令段象武、公安局长马华瑞鼓动“学潮”倒邵力子。甘肃教育经费多年来十分拮据，此前教员索薪，经邓宝珊从中调处，省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除发放教职员少数薪资外，并将榷运局盐税收入（盐余）作为兰州中等以上七个学校的教育专款。但榷运局长及办事科长并不认真执行，不肯按员发放，几经交涉，答应发放一个月薪资的几分之几，遂起风潮。索薪教员代表和财政厅长发生冲突，邓宝珊在山字石家中亲切接见代表并加以安慰，邵力子亦来到邓宅，表示慰问。当晚，索薪代表在邓宅过了一夜。当时，代表和财政厅长冲突的消息传出，各校学生于第二天进城，表示支持。邓宝珊力为邵辩，并一再劝慰学生和教员，说明省财政困难情况，反复开喻，事态遂平息。邵因此益与邓善。
1933年1月，邵力子赴南京述职，旋改任陕西省主席。邓宝珊受邵委托代理省主席事务。此后数月，邓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辑流亡，提倡兴办实业，发展民生。3月，省政府以兰州户口稀少，财政困难，无设市必要，呈准行政院撤销兰州市建制。4月，全省改用银币，停止使用银两，并规定折合标准为原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三个月后，相应实行田赋折征废“两”改“元”。时有藏族人士贡觉才让（汉名王佐卿）在兰州兴办家庭工业社，制造肥皂，邓宝珊、续范亭都极为支持，邓为他题词“救国之基”四字，以为勉励。又建设厅曾发生拖欠工人薪水数月之事，邓了解后立即命令补发。工人本要求补三个月工薪以救断炊，邓说：“工农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人，饿着肚子咋能干活，叫财政厅拨补六个月。”财政厅以拨款有困难告邓，邓仍坚决地说：“你们拨给，我再想办法，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932年到1936年，邵力子先后任甘肃省、陕西省两省主席，1936年12月离陕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次年7月抗战爆发，他决定将留在西安未及运走的藏书捐献给甘肃天水县。1938年曾被邵力子聘为陕西省政府顾问的天水籍学者冯国瑞把邵力子的藏书从西安抢运到陕西省西部的凤翔县城，之后又经二次转运到天水。其间运输十分困难，甚至雇用了驮盐的骆驼，经陇县、清水县等地才好不容易将全部图书运达。邵力子捐赠的图书运到天水后，即由天水县政府筹集资金，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成立了“甘肃省天水县图书馆”。天水县图书馆馆址在县城南王公祠，改建后的祠堂辟中院为“邵力子先生纪念馆”，于右任题写了匾额。邵力子捐赠的这批图书，总共524．2种，16626册，合册帧照片等，约有5万卷以上。这批书籍经整理，可分为五类：一、丛书十余种，多为陕西当地文化人之汇集，或其所集为当地人之文物；二、方志、游记、地理类图籍多种，系关于陕西省者十之九，甘宁青次之；三、关于陕西及甘宁青西北各省人之所著多种；四、国人对于陕西及西北各省关系之所著多种；五、陕西及西北各省地理实境之照片多种。邵力子捐赠私人藏书于天水，反映了他“以西北文物还之西北，就地存储，公诸社会”的大公思想。
与朱绍良和“诸马”的关系
风闻邵力子离甘之事已定，国民党中央将任命为害陕西八年之久的河南军阀刘镇华主甘。对此，甘肃政界和青海马麟都去电报反对。邓宝珊在陕军时曾长期与“镇嵩军”作战，深知刘镇华之为人，恐其主甘糜烂家乡，立即派秘书长王新令去南京，力挽邵力子回甘。王到南京，知邵回甘已不可能，转而活动由邓宝珊继任主席。王向于右任说明这个意见，于答：“我早有此想，已与邵公向蒋提出过，人家以政府刚提出防止军人干政为词拒绝，说今后主席要用文人。我以刘允丞（守中）与宝珊交情笃厚，将来合作不成问题，又向蒋推荐刘继邵主甘。你可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处探听一下情况。”王见到汪精卫，汪拿出一份蒋介石从南昌发给他的电报叫王看，内云：“于院长保举刘守中为甘肃主席，我意朱绍良虽系军人，但离职日久，为人稳练，请与于院长商酌发表。”汪对王说：“这事委员长已经定了，只能这样了。”原来蒋介石认为甘肃乱局已定，邵力子的使命已经完成，邵、邓的合作也该结束。他要另派“高手”来抑制邓宝珊了。蒋既对邓仍怀疑忌，又知邓与刘守中、杨虎城关系密切，自然不同意刘守中主甘。
王新令返回于右任处陈述情况，于知事已不可挽回，只有让邓与朱周旋，看情势的发展再定行止。6月，朱之任命公布，王新令便以邓宝珊代表名义见朱，表示欢迎。同月下旬，朱在王新令陪同下，和其秘书长李勉堂一同登机飞往兰州。7月1日，朱正式就任甘肃省主席。在朱绍良的就职典礼上，邓宝珊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监誓员身份发表了“训词”，他说：
……宝珊奉中央党部电派监誓，我今天站在中央立场上，对他勉励几句：
回想自北伐成功以后，中国在国际的地位，越发的伶仃了，各帝国主义惟恐我们革命成功，所以武力的宰割，经济的侵略，越发的尖锐化了。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已非我土，几千万同胞的哭声，无日不隐约在耳；一月一日榆关被夺，热河相继沉沦，又是今年最大的伤痕！
至若列强的裁军会议，日内瓦同盟，都是各帝国主义者怀着鬼胎，在那里秣马厉兵，作弱肉强食的酣梦。但是我们的势力，虽这样的孤单，世界的风云，虽这样的险恶，我们仍要艰苦卓绝，精诚团结，在死里求生，并要本着先总理呻吟床褥时的呼号去努力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便是先总理与世长辞的时候对我们的遗训，也是本党今天对朱主席的嘱托。
朱主席的责任，就是要把本党的意旨，和中央政府的法令，一一的去实行。我们留心看看，甘肃的人民颠沛流离，非饥即寒，尤其是社会的不安，政治的颓废，更是无可讳言的。在这种惨苦的情形之下，希望朱主席作救济全甘的领导者，发扬民气，努力西北建设。但是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一人能完全担负的，也不是一手一足能迅速奏效的，还要大家共策共励，戮力同心……我们知道朱主席是本党的中坚，在革命过程中，他有不少的事绩，昭昭在人耳目。从此他担起甘肃政治的责任，领袖群伦，使西北的一切，渐次入于正轨，甘肃的民众，都能得到安宁，这是我代表中央勉励朱主席的最大意义。
继由行政院监誓员曾友豪发表训词。
朱绍良是国民党大员莅甘任主席之第二人，在国民党军人中亦属老资格人物。他1909年赴日本学习军事，1910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因父丧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前往汉口参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昌行营参谋长、第九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兼军政厅厅长、办公厅主任。中原大战时在陇海线战场任左翼总指挥，围剿红军中先后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第三军团军团长、总司令部参议。在国民党势力进入甘肃，统治西北的过程上，朱绍良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朱绍良到兰州后，颇有向邓使出一招“杀手锏”之意。邓宝珊审时度势，为了家乡的安定，自己既不能急流勇退，也不能和朱硬干，只能与之巧为周旋，立存于艰难之境。当时国民党甘肃党部常务委员田昆山联络了一些地方士绅，以攻击邓宝珊而取悦于朱绍良，造谣说邓在代理省主席事务期间，把禁烟罚款40万吞入私囊。朱到后不久，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杨德亮，带部队把驻甘行署教导队在兰州东校场的营房包围，捕去政治教官梁干丞。梁系共产党员，时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不久被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中共党员谢冠军（行署特务营二连连副）。为此，邓宝珊的堂侄邓鸿宾（中共党员，行署特务营二连连长）也被撤职。于是，兰州政界掀起了一阵反对邓宝珊的舆论，说行署教导队“红”了，还说“邓宝珊过去就是反对委员长的”，“邓宝珊与杨虎城勾连，要控制西北与中央抗衡”，等等。其时，省政府中山堂发现一张中共地下组织的传单，于是反邓之声悄然而起，反动分子随意指说邓身边的人为共产党。
邓宝珊对此初不予理睬，继而感到任其发展，将引起株连，进而影响社会，不仅对自己处境不利，亦将波及亲朋部属。遂在一次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会上，表示要离开兰州，以临时赠言的方式讲话说：“近来兰州出现了很多谣言，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共产党并未在脸上刻字，哪里肯定谁是谁不是呢？就是委员长的左右，又有谁能保险没有共产党呢？希望大家和衷共济，一切处以镇静，勿再听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
朱绍良虽系蒋介石嫡系，但出身官僚家庭，自己在宦海中早年也有几番沉浮，积累了一些世故经验。到甘肃后本欲一试锋芒，既而感到形势复杂，亦不敢轻率从事。同时，邓宝珊并无实力，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决定看情况发展再作行动。当晚，就和秘书长李勉堂带了两瓶白兰地到邓家，表示要痛饮一番。举杯之间，朱说：“邓先生今天讲得太好了，太痛快了！我们希望和邓先生长久共事，这样的态度是最好的了。”
酒过三巡，朱绍良以试探性的口气问邓：“甘肃人反对你，连李贵清也反对你，这是什么原因？”邓宝珊心里明白，朱所说的“甘肃人”乃是那些夤缘求进之徒。李贵清正是这样一个小人。原来孙蔚如于1932年冬离开甘肃时把两个在甘肃收编的杂牌旅交给了邓宝珊，一个是李贵清的新十旅，一个是石英秀的新十一旅。朱绍良到甘后，李贵清也附和反邓。邓听朱说完，很坦然地回答道：“这个并不奇怪，他搞那一点人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要极力把它保存下来。朱先生是中央大员、委员长的左右手，李贵清跟上朱先生，就可以生存，见机而作。‘弃暗投明’，虫蛾尚且如此。李贵清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他话中有话，但又说的都是事实。朱绍良听了笑着说：“邓先生太豁达了！太豁达了！”从此改变了对邓的态度，在几次公开讲话中说“邓先生胸怀坦荡，磊落无私”，进一步向邓表示亲善。朱绍良第一次履任甘肃省主席，省政府委员除朱外，还有邓宝珊、李极中、许显时、喇世俊、张维、水梓、朱信富。由于邓宝珊一心以地方安定、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恢复为己任，颇得社会各界的信赖，故在朱绍良自己因事离甘时，指定由邓代行主席事务。
“西北诸马”在民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地方军阀势力。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子承父业，不断扩充实力，形成了半独立状态的区域性家族统治。“诸马”军阀起源于左（宗棠）系湘军收抚的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领袖马占鳌，中经董福祥的甘军时期，积蓄了力量。到了民国建立以后，逐步占据了青海、宁夏、凉州等地，有了坐大的地盘。“西北诸马”有“前五马”与“后五马”之说。“前五马”指活动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马安良、马廷黝、马福祥、马麒、马麟“后五马”指活动于蒋介石统治时期韵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和马仲英。30年代初，正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分别把两个军阀家族推向“鼎盛阶段”的时候，邓宝珊在甘肃也遇到了如何处理和“诸马”关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