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对“青马”（主要是马步芳）和“宁马”（主要是马鸿逵）的裂土为王是很不满的。但在民族成见由来已久的甘肃，为了立定脚跟，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必须与邻省青海、宁夏协调关系，以求缓冲。邓与邵力子联袂入甘前，已派王新令到青海联络交好马麟。马麟继其兄马麒主政青海，只图“守成”不图发展，和其侄马步芳意见相左。邓宝珊、王新令认为，交好马麟既可外却强力，又可抑制马步芳之嚣张。邓宝珊和邵力子人甘后，马步青自山西宋哲元部归，青海方面请改编甘州、凉州的马麟部队为甘肃骑兵师，委任马步青为师长。邵、邓就请国民党中央给他以骑二师师长名义。已而请改一旅为步兵，以节民力，不增饷项。不料马步芳、马步青借口步兵人数多于骑兵，在河西大肆征拔壮丁，引起社会骚动。邵、邓又电请国民党政府严电制止。可见，邵、邓对“青马”叔侄两辈是区别对待的。马步芳、马步青势力盘踞河西，邵、邓亟图收回甘、凉、肃三地财政权，和马步芳之间是有过斗争的。
宁夏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对邓宝珊持排斥态度。邓来甘肃前，马福祥就反对邓归来。在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委会议上，当提出对邓的任命案后，何应钦首先表示同意，其他委员也没有什么异议，本应立即通过，讵料马福祥起而反对，他认为此案既是任命军事官员，应通过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反驳说：“国难当头，中委大多数在场，还一定要通过军委会吗？”马才默然。但事后又大肆活动，企图为儿子马鸿逵活动这个职务，直闹到蒋介石跟前。蒋对邓素有芥蒂，听马福祥说“邓宝珊身边有共产党（指葛霁云等）”，便又犯了踌躇。蒋向刘守中征求意见，刘说：“邓宝珊英而不雄，不争实权，处世随和，善于排难解纷，他和邵力子同去甘肃，可以起到协调各方、消弭祸乱的作用。至于他身边的葛霁云等人，都不过是老部属、老朋友的关系，这些人北伐时和共产党有些往来，马福祥怎么能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呢？”经过斡旋，蒋介石才下令邓宝珊尽快赴任，但叫人转告不得起用葛霁云。
尽管有这一段历史纠葛，邓宝珊对“宁马”仍一持和平态度。1932年夏，马福祥病逝于涿州。邓宝珊认为，马福祥毕竟不同于其他回军悍将，后期转向全国政界活动，职至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是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其对于回汉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尚不乏可称道之处。因此，送挽联曰：“燕市语犹温，忍看蓟野星沉，陇镇月冷；令威魂倘返，定伤山川未改，景物全非。”“山川未改，景物全非”寓意甘肃由于地方武装势力割据，以及绵亘多年的“河州事变”致使社会生产凋敝的状况。意在说服马鸿逵体恤家乡民生困难，勿事骚扰。
虽然名义上青、宁军事应受驻甘行署节制，邓宝珊知其不可，只望他们各守其境，敛其觊觎甘肃之心，亦为不得已的办法。及邵力子飘然远举，朱绍良前来甘肃，情况变化，邵、邓抑制“诸马”之想，皆成空言。朱的中心思想是：国民党中央尚无暇经营西北，与其积极革兴，毋宁消极维持。将河西实权畀之青马，以为羁縻。“青马”“宁马”也以朱绍良后台坚实，中央军已入甘肃，对朱卑礼厚币，备极谦逊。“两马”就是在与朱绍良的互相利用中乘机扩大实力的。此段时间，邓宝珊与马步芳、马鸿逵关系淡漠，几至不相往来。
新一军的成立及其概况
蒋介石统治时期，一个非其嫡系而又不向其俯首听命的国民党将领的处境如何，我们从抗战爆发前邓宝珊的情况可以看到一斑。
蒋介石对地方杂牌军惯用的手段之一是挑起火并，让他们互相消灭。人们称蒋这种作法是“以毒攻毒”。1933年6月，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孙殿英为青海西区（柴达木）屯垦督办，率部西来。孙殿英，河南永城人，赌棍、土匪出身，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军阀。命令发表后，震动了甘、宁、青三省的统治者。马鸿逵、马鸿宾担心孙“假途灭虢”、消灭自己，马步芳担心孙来青海反客为主、“鸠占鹊巢”，朱绍良弄不清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安起来了。
邓宝珊对蒋之用心洞若观火，深切地感到一场灾难将降临甘、青、宁，自己的处境将更加不妙。秘书长王新令向他进言：“你的驻甘行署主任，快要站不住脚了。最好借此机会，顺水推舟，给朱送个人情。”王已风闻马步芳、马鸿逵乞援于朱，有拥朱为统帅，联合拒孙之意，希望邓乘机表个态。邓、王当下议计，决定由王联络、奔走，促成邓和马麟一起联合各方保举朱绍良为“特派驻甘绥靖主任”。蒋介石接电立即照准。驻甘绥靖公署成立，原“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便失去存在必要，奉令撤销。朱绍良以邓宝珊有“推举之情”，保荐邓一个新编第一军军长的职位，所辖仍是新十旅和新十一旅。朱还把李贵清叫去训了一顿，最后说：“邓先生是西北一个人才，跟上他，你还可以多存在一个时期，否则你这点队伍难以保存。”1935年9月国民党政府给高级将领正式授衔，邓宝珊被授予中将。
孙殿英军西来，蒋介石出尔反尔，又令孙军停止前进。这样，朱绍良指挥“三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在宁夏彻底打垮了孙殿英，结束了民国史上一场“奇异的战争”。
揖让换来“新半军”。驻甘行署成立时，除各处室设置外，还有一个随营军官学校，安置军官一百多人，由邓兼任校长，下设一个大队部，分辖两个队——军官补习队和军士教育队。经费每月25000元，官佐不分等级每月每人给维持费20元，士兵一律10元。逢年过节，加发维持费一个月。不久，补习队部分人员调充特务营等单位的连长、排长，教育队的人员，除拨特务营当班长的以外，尚余八九十人，与新十一旅派来受训的十余人，编为一个教导队，由特务一营营长杜汉三兼任队长。由于新十旅和新十一旅是新附之众，邓宝珊可以指挥的队伍，不过行署两个特务营及军官队、教导队而已。新一军成立后，一部分人被裁遣，大部分人留用。特务营等并入新十旅编为一个团，原新十旅的第一、二团并编为一个团。新十一旅不动。另成立军部特务连、骑兵连（后并入张英杰部，编为骑兵营）。全军经费32000元，军部8000元。饷项开始按级别发给，上校100元，中校80元，少校60元，上尉40元，中尉30元，少尉24元，准尉20元，上士9元，下士8元，上等兵7．5元，一等兵7元，二等兵6．5元，均包括给养在内。两个旅各12000元，官兵仍按维持费发给。全军共有人员六千余人，各种枪支四千五百余，重机枪28挺，手枪四百余把，各旅当时曾派人出去招兵，为邓制止。新一军始终只有四个团多一点之众，当时人们就讥之为“新半军”。
军部干部情况为：参谋长张性白，政治训练处处长俞墉，总参议续范亭，秘书长王新令，军需处长郝梦九。张性白为朱绍良所派来。俞墉为蒋介石所派，同来者还有蒋的外甥黄正山，黄来先任政训处处长，俞副之。旋黄离去，俞墉接任。蒋介石嫡系始终没有放松对邓宝珊部队的监视，胡宗南的团长林树人，曾兼兰州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一段时间对邓的秘书长王新令像拜门一样，每天拿着新作的诗词或字画，到王处请教，来时执弟子礼。后来才知是来间接了解邓的思想和行动的。张性白又引进黄埔系新人谋图取代邓的嫡系。
为了应付蒋与朱绍良、胡宗南的监视和瓦解阴谋，邓宝珊一方面作出“疏懒”之态。军部事务均交部下办理，自己不作过细之问，有人称他“邓不管”。他还经常往来各地，好作较久盘桓，人们又叫他“邓半年”。另一方面，由他的心腹干部对蒋介石势力的渗透，进行抵制。按国民党军委会规定，各部队排以上干部的任用，必须是各军校的毕业生，提升亦是如此。新一军为防止黄埔系的篡夺，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对黄埔毕业生委以较高的副职，使他们既感满意，又一时不能掌握部队；二是极力选拔原有军官，保送到国民党办的各种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队，争取进修取得资格。所派人员先后进入南京军校高教班、洛阳军官训练班、天水军训班进修。同时军部自办三期军官教育队，孙远志任教育长，把黄埔九期毕业生全部调为队长和教官。这样，既提高了部队质量，又把黄埔系人员调离了基本部队。这些人为了急于争取到升官机会，多数很快自寻出路了。至于派到新一军的政工人员，只能在“总理纪念周”上作些时事报告和反共宣传，而且永远是老一套，久听生厌，军官、士兵渐渐也不理会他们了。当时新一军流行有“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工人员上台乱叫”的说法。
这样，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一军得以幸存。邓宝珊于危机时的良策，使他在蒋介石营垒中保存了暂时栖身之所。其用心良苦，可以想见。正因为新一军得以保存，抗战爆发后，邓宝珊才可能驰赴榆林，为国共合作和抗战事业做出了一番贡献。
新十旅是陆洪涛的甘军旅长黄得贵的残部。黄被刘郁芬打败后流亡大连，复被陈珪璋请回。后黄、陈反目，黄得贵被陈暗杀，其部下李贵清投孙蔚如，编为新十旅。入新一军序列后旅部设在靖远，第一团驻定西，第二团驻靖远。抗战爆发后在开赴榆林途中，李贵清、李平之（新一军代参谋长）、傅子赉（接杜汉三的一团团长）等投靠胡宗南，决定将新十旅开陕西扩编为师。当开抵泾川时，奉令停止前进，整顿后开到陕西凤翔，改编为暂编第十五师。胡宗南另派刘志宏为师长，李贵清只捞得个副师长。后李因失望回了老家固原，从此再无所闻。
新十一旅是三边（陕北安边、定边、靖边）地方武装纠合的一支部队，石英秀领其众，早年投靠了宁夏的杂牌军苏雨生部。苏雨生于1929年被马鸿宾打败，逃往陕西。石英秀为马鸿宾所收编，但又得不到马的信任。陕军入甘，杜斌丞通过曹又参的关系（杜在榆林中学当校长时，曹亦在该校当老师，故有旧谊）说动石英秀归顺陕军。但石对孙蔚如多有不满，及邓宝珊偕邵力子来甘过平凉时，石从驻地庆阳前往拜谒，表示输诚之意。邓怕影响和孙蔚如关系，只抚慰了一番，要其好好约束部众，保证地方安宁。孙蔚如离甘时，以石英秀、李贵清部皆依附之众，不好统驭，而石、李亦有不愿离甘之意，孙便将两部转交给了邓宝珊。编人新一军序列后，新十一旅部驻静宁，后移驻榆中，第一团驻定西巉口，第二团驻静宁，后移驻榆中。1935年，石英秀病死，刘宝堂继任旅长。这支部队后来开到榆林，是邓宝珊可以直接指挥的唯一部队。由于环境特殊，蒋介石虽用了不少心机，但一直存在了下来。1945年10月，新十一旅部分官兵因不满蒋介石内战政策，起义于陕北三边。
二 坚持开明、进步的政治态度
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
在自己政治处境困难的时候，邓宝珊同情共产党的态度始终不变。
1931年冬，邓宝珊暂住西安，他在老皇城南门外有一所院子。一天，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被国民党特务追踪走到这一带，当他想到这是邓宝珊的公馆后，便快步进去找葛霁云。特务失去了跟踪对象，又不便进邓的公馆去搜，就悻然走开了。汪锋在这里住了两天，经葛霁云介绍认识了邓宝珊。邓很痛快地向汪表示，你在这里住多久都行。
1932年5月，谢子长到兰州活动，经当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介绍，和邓宝珊在城外五泉山会晤，当时常黎夫也在场。他们就如何抵制蒋介石剪除异己和联合抗日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得很投机。后来，邓赠送手枪两支，子弹二百发，由常黎夫转交谢子长。葛霁云随邓宝珊到兰州前，蒋介石要邓迫葛离去，邓佯作不知。到兰州后，特务对葛追踪很紧，中共党组织调葛离开兰州，前往苏联共产国际本部工作。
杨嘉瑞是20年代初邓部的士兵，历任班、排、连、大队长。1926年，葛霁云推荐他当了邓宝珊的副官，次年初在西安由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杨离开邓去洪湖革命根据地。邓宝珊到甘肃后，杨来到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所派的一些同志，利用邵力子、邓宝珊来甘后政治上控制不严的条件，已在积极开展恢复甘肃党组织的工作，建立了一个中共特别支部，常黎夫任书记，杨嘉瑞是该支部的成员。为了影响邓宝珊，杨嘉瑞于1932年冬去会见邓。杨向邓讲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说自己在洪湖当过红军团长。邓宝珊听后郑重地说：“共产党我是同情的。”后又送杨二百块银元和一领羔子皮皮袄，实际上是资助中共地下组织的经费。全国解放后，杨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32年底，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次年2月，特委军委发动靖远保安队和当地农民暴动，宣布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中共党员、原保安队队长王儒林任总指挥。3月，中共党员贺晋年发动兰州水北门兵变，策动邓宝珊特务营一个排起义，然后到靖远红沙岘与抗日义勇军汇合。后抗日义勇军遭甘、宁、青三省国民党部队“会剿”失败，特委军委书记孙作宾以及李慕愚等36人被捕，押送兰州甘肃省警备司令部。邓宝珊闻讯让侄子邓鸿宾（行署少校、中共党员）出面活动，将孙作宾等主要人物要出放了。其他人也以“民族斗殴”、“青年闹事”为词陆续释放。
1935年夏，谢子长发展的中共党员牛化东在靖远县被保安队逮捕，押来兰州。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邓宝珊部的团长陈国宾营救。炼转请于邓，并说靖远保安队有个牛团长，可能是把人抓错了。邓宝珊即打电话叫查询，适靖远保安队的牛团长外出，邓就叫陈国宾保释了牛化东。牛化东后在新十一旅任副团长，1945年10月发动新十一旅在三边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
邓宝珊在兰州期间，救助出狱的共产党员还有紫宗礼、苏河、徐启东等。
这一时期在邓宝珊身边以秘书、副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汤昭武、杨子实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