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方面深知邓宝珊在国民党内的困难处境，一方面体谅邓宝珊与高双成，对延安、榆林之间因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挑衅发生的问题，决不归咎于邓、高二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胡宗南策划削弱邓宝珊力量时，帮助邓渡过困难。1941年9月初，军委会西安办公厅派一姓魏的高参为点验委员来点验晋陕绥边区部队。魏某先往桃力民点验了新二十六师和骑七师以及察哈尔游击队军第一支队后，到安边点验张廷芝的察哈尔游击军第二支队和陕西省保安十三团。保安十三团团长张廷祥和张廷芝是堂兄弟，张家是靖边县金风坪的恶霸地主。张廷芝与新十一旅旅长刘保堂有隙，必欲置刘于死地。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徐经济，秉承胡宗南旨意，先已策动张氏兄弟反共和暗算新十一旅。此时，他们以为时机已到，于9月3日借宴清点验委员为名义，请新十一旅连长以上军官赴宴。席间，张廷芝突然击毙刘保堂，张廷芝扣押了新十一旅十多个军官。继而派部队分头进攻，企图解除新十一旅驻安边部队的武装。新十一旅排以下官兵奋起抵抗，双方激战至天明，经地方士绅出面调停，张氏兄弟放回了被扣的新十一旅营、连长，带领部队撤至城外70里的白泥井。事变之日，新十一旅第一团少校团副牛化东因事去了定边。牛是中共地下党员，闻讯即与驻定边的八路军警备第三旅旅长贺晋年联系，商定贺带部队在安边附近长城外埋伏，作为援军，牛化东到白泥井组织反攻。新十一旅官兵推举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曹又参为指挥官，牛化东为副指挥官，进攻安边。攻城之前，派人进城，以同乡关系争取了城内保安队中队长杜廷发、夏品三，到时开城门接应。9月10日凌晨，新十一旅一举攻入城内，击毙了张廷祥之父张玉亭，活捉张廷祥，将其活祭了刘保堂灵牌。张廷芝与其父张兰亭带队逃跑，新十一旅派队追击，在乌审旗西南白城子彻底将其击溃。这起安边事变，由于八路军的支持，反动的张氏兄弟玩火自焚，被新十一旅消灭了，可谓咎由自取。国民党暗算新十一旅由来已久：新十一旅的老根底，是三边地方人士组织的武装，但发展在甘肃。到陕北后，主要兵力两度驻在三边。该旅许多军官和八路军中的本地人有同学、同事或亲友关系，少不了访问叙旧，往来频繁。榆林和三边的国民党特务因此勾结起来，指名诬告新十一旅军官“通共”，企图制造口实对他们下毒手。蒋介石侍从室据报要求邓宝珊查办，邓总是以“亲朋往来，人之常情”解释，使特务的诡计不能得逞。
国民党顽固派对邓宝珊基本部队的“暗算”未成，又来了一个“明调”。决定把新十一旅由三边调到桃力民整训，而把桃力民的二十六师何文鼎部换防三边。延安方面认为，这不是“换防”，而是要吃掉邓宝珊的基本队伍，同时为进攻陕甘宁边区创造条件。于是，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进驻靖边县的毛团库囵，指挥三个团“包围”了新十一旅所驻各据点，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每夜进攻各据点，声言先消灭新十一旅，再迎击二十六师。邓宝珊派副参谋长于浚都到靖边见王震，王震叫于转告邓：“狼要来吃羊，我轰狼来了！”邓宝珊于是了解了延安方面这次进攻三边的意图，便打电报告急。胡宗南不得不停止调走新十一旅的部署。这时全国反对内战的呼声很高，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三边形势趋于缓和。王震返回绥德时，曾与贺晋年一起到安边，与新十一旅新任旅长陈国宾交谈，解释中共方面对新十一旅明围暗保的内情，并请他们转达对邓的问候。宾主尽欢而别。
除了通情报和帮助邓宝珊巩固自己的部队外，抗战时期延安对榆林国民党军的支持还有：
（一）帮助榆林方面购买军粮
榆林地处陕北高原最北部，土地贫瘠、灾荒连年，军食往往发生困难。国民党当局对杂牌军的供应，刁难甚多。榆林部队不得不常到陕甘宁边区购粮。在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边区军民的粮食也很困难，但出于抗日大局的考虑，尽力节约出粮食支援榆林方面。有一次，听闻榆林急需军粮，驻绥德的王震司令员即派粮食科科长和田子亨去榆林，谈妥帮助榆林方面购粮二千石，并很快兑现。1943年二十二军派军需处副处长严佑民来延安采购粮食，住了好几个月，延安方面帮助他解决了购粮和新兵过境的吃粮住宿问题，并受到了朱德、贺龙、肖劲光等八路军领导人的接见。
（二）给予运输方便，免税免检
榆林军队的军需补给品，由西安方面拨发，经延安运输最为方便，否则要绕道宁夏、伊克昭盟，行程两倍有余，沿途无兵站设施，困难极大。延安方面对榆林军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被服装备等，给予运输方便，并保护其不受意外损失。由于国民党当局歧视杂牌军，榆林军队的军饷、军需常常受到克扣，迫使他们的运输队每去关中时，都要兼带土特产去做生意，货物中有羊毛、驼毛、酥油、蘑菇、毛线、地毯等。对这些货物按理都应由边区税务所、检查站抽税和检查，但边区政府为了表示对榆林军队的支持，决定予以免税免检。每次过境，由榆林方面通知延安交际处，再由交际处转告边区沿途检查站、税务所，使其运输队畅行无阻。这样，有时不免有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混乘车辆上往返榆林、西安之间，但为了照顾同榆林部队的关系，延安方面只是加强安全保卫措施，不予公开揭露，以免榆林方面难堪。
（三）热情接待过往陕甘宁边区的榆林部队官兵
不论总司令、军长、师长，还是中下级军官乃至士兵，无一例外地给予热情接待。高级人士，安排参观、游览、出席欢迎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有文艺演出，即请他们前往观看。榆林部队的新兵，大部分由关中人口众多的地区招募，过陕甘宁边区要经过十一个兵站。边区对兵站用粮给予照顾，优先提取，最后在边区粮食局汇总后按优惠价格结算。每批新兵过境，边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都给予照顾，有时组织欢迎和欢送，使新兵认识抗战的伟大意义，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1941年春节期间，有几队榆林部队的新兵过延安，边区政府即组织群众去给他们扭秧歌，还送了猪肉、豆腐等过年食品。在敲锣打鼓的气氛中，新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新兵过境中，往往有一些人患病，边区政府积极为之治病，暂时走不了的，就送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单位继续治疗。某次有一个患天花重症的新兵，到延安后不能随队北上，全身脓肿，无一处完好的皮肤，身上发散的臭味惹得苍蝇满屋乱飞，经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介绍送往八路军医院，治疗月余方愈，自行赴榆林归队。
延安和榆林方面的睦邻关系，打破了胡宗南、阎锡山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加之绥远的傅作义部队、马占山部队以及蒙古族沙王等都与陕甘宁边区保持了友好关系，结成了一个地方实力派与边区团结抗战的联盟，大大有利于抗日形势，促进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可靠的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地开展对日作战。
陕甘宁边区与榆林方面的团结合作，树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中共与国民党、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团结抗日的范例，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孤立共产党和人民抗日武装做出了贡献。
三 榆林地区军民的抗日斗争
高双成将军的抗日热忱
高双成行伍出身，注重练兵，早年总结出了“跑步、射击、服从”的六字训练要诀。他考虑到本部的军官多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因此为适应陕北地形的需要，提出六字要诀，力图把部队训练成一支战斗力强的快速队伍。关于六字要诀，他曾给人解释说：“跑步练好了，打了胜仗敌人跑不了，打了败仗敌人追不上；枪法练准了，才能不失战机地消灭敌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服从我，我服从上级，才能上下一条心，指挥员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外部势力不易侵入他的部队，与此大有关系。后来随着武器的改进和战术的演变，高双成及时派出各级军官去外地学习，又招纳四方人才，提高部队应战能力。曾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有胡景通、杨仲璜等，去南京、洛阳、太原国民党军官学校学习的，更不可胜数。1937年起，高双成以外出学习归来的军官和接纳的人才为教官，办起了八十六师训练团，轮训各级青年军官。邓宝珊到榆林后，部队训练进一步加强，内容、方法均大加改进。
高双成成长于陕西地方部队中，政治上虽一度盲目，卷入军阀争地之战和攻打红军的内战，但其民族感情未曾泯灭。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的爱国主义情绪不断提高。邓宝珊到榆林后，高双成抗日保国思想更加明确。他所辖的部队遂成了北线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时期高双成受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全面抗战路线的影响，一再向部队讲：“人民是我们的掌柜的，我们是人民的伙计。我们要当好伙计，要完成好保国守土之责！”日寇侵略到绥、包和晋西北以后，他经常激励官兵说：“我们吃了陕北百姓几十年的饭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日本鬼子和我们只有一河之隔，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保住陕北。我等可殁，陕北不可不存！我们要用这个决心报答供养我们多年的百姓。”
自从榆林方面把东边的河防交给了八路军的后方留守部队后，既疏通了陕甘宁边区通往晋西北的关隘，也缩短了八十六师的防区范围，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包绥的日伪联军。
邓宝珊不断在思想上帮助高双成，军事上给其以指导。此外。还不断保荐提升高双成的地位，这一方面加强了两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同时也鼓舞了高的抗战热情。高双成升任二十二军军长后，对邓更加竭诚拥护。高的部下和家属受其影响，也很敬重邓宝珊。二十二军从上至下，无人敢轻慢邓和他总部的人员。1941年，河南省的济源、温、孟等县群众，不堪日寇蹂躏，兼之水旱灾荒严重，逃来榆林者三百余人。在饥饿和疾病交加之下，日有死亡。二十二军中的河南籍官佐组织了同乡会，发起募捐赈济。《陕北日报》登载了这一消息，邓宝珊看后十分支持。他对高双成说：“我要劝嫂夫人捐赠十万，以襄善举。”高说：“那就请总司令命驾！”邓宝珊亲往高宅募捐，高夫人立即慷慨解囊，捐助法币十万元。连同榆林军政机关、军民的捐助共三十多万元，办起了一个毛纺厂，安置逃难来榆林的河南难民生产自救。后到1943年秋，蒋介石任命董钊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榆林的特务乘机制造谣言，离间邓、高关系，说什么“董是邓调来取代高的”。更荒诞的是：董钊和西安某校校花童芝君续弦已半年多了，特务们却说，邓要把正在上大学的女儿订婚于董。一时人言啧啧，疑团满布，高双成也陷入了恼怒和苦闷之中。邓宝珊适从重庆归来，了解情况后立即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玩了一个“掉包计”。原来，邓在重庆感到内战气氛严重，打算将来找个借口离开榆林。所以给蒋写了签呈，保举高双成为副总司令，以为自己移交的过渡。岂料他离开后发表的却是董钊！邓一面请胡景通向高作解释，一面急电重庆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要他尽快从中斡旋，告诉蒋介石，榆林军务离开高无法开展。旬日后，蒋批准高双成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的命令来了，高前疑尽释，恢复了对邓的信赖。他给人说：“总司令到底是咱们的人！”
1945年1月，高双成偶患伤寒症，病情转重。榆林方面急电陕甘宁边区派医生前来会诊。延安方面即派八路军后方医院医生中的高手携带药品赴榆。行至中途，高已逝世。邓宝珊亲自主持高双成丧事，榆林、延安、西安不少军政单位发来唁电。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携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机关送的挽联、挽幛，赶来榆林致祭。边区参议会、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送的挽联是：
练兵辛勤 驱逐倭寇著功勋
救国友谊 传来讣报悼善邻
后高双成的灵柩运往蒲城安葬，经过延安时，中共中央为高举行了致祭大会。朱德、林伯渠、贺龙、李鼎铭等人前往致祭。陕甘宁边区对高双成的隆重哀悼，是表彰他团结抗日的功绩，而高双成晚年可风，多赖邓宝珊的合作帮助。
八十六师驱逐北线日伪联军史实
1938年和1939年，八十六师配合八路军、山西新军两次击败日寇在黄河防线上的进攻后，东线战事，完全由晋西北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支撑，日寇再未能窜拢到黄河岸边。榆林军队的抗战就主要在包头滩上了，作战部队是邓宝珊、高双成组建的伊东游击纵队。
伊东游击纵队以八十六师的两个精锐步兵团和绥远地方抗日武装结合组成，成立于1937年年底。由高双成亲自兼任纵队司令，团长高致凯（中共地下党员）为代司令，王伯谋为参谋长。下属的五个游击支队，队长为邬青云、王永清、张步成、陈秉义、段宝珊。整个纵队步骑总数共八千多人。纵队司令部设在东胜县。
抗战期问，伊东游击纵队在黄河上下，对敌作战近百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战役十余次，使敌人损失惨重。日寇侵占我西北的计划在傅作义、邓宝珊部的打击下未能得逞。八十六师伊东游击纵队的战斗，保护了陕北和伊克昭盟的安全。伊东游击纵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官兵九百余人，连同受伤人员共两千五百多人。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是西北地方部队在抗日前线表现突出的部队之一。
下面记叙几次重要战役的情况：
（一）协助东北挺进军夺取达拉特旗
达旗位于伊克昭盟东北部。该旗的康王投降了日寇，王府附近驻有日军几百人，对驻在准格尔旗一带（总司令部设在哈拉寨）的马占山东北挺进军威胁很大。马占山想除去这个敌人据点，但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兵员也感不足，就请伊东游击纵队协助作战。1938年春，伊东纵队第一支队一千三百多人，配合东北挺进军血战两天，迫使日军狼狈逃往黄河以东。首战告捷，挺进军和伊东纵队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康王被俘，解往重庆。同时被俘的达旗伪军队长马子希经教育放回，重招旧部，后来一直和抗日部队合作抗战，再未变节。
（二）东胜阻击战的胜利
1938年4月。驻包头的伪蒙军李守信部三千多人，配合坦克十多辆、野炮数门、飞机数架，并由一部日军配合作战，长驱直入猛扑我伊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东胜县。适八十六师旅长左世允视察前方。即指挥三个支队和地方团队阻击。高致凯代司令当时驻附近小淖，派步兵两营以急行军赶到参战。敌坦克在沙漠中失灵，敌我混战在一起，故敌人的飞机大炮不敢投弹、射击，敌势因之顿挫。而我官兵乘势英勇冲杀，日伪军逃窜，又被我追击，遗尸遍野。
（三）爆破队在包绥铁路沿线破坏敌人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