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东游击纵队组织了一个敌后爆破队，以原二十二军干部训练班的爆破教官王果亭为队长，队员30人，每1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3人为一组，皆精壮果敢的士兵。他们于1938年5月渡过黄河深入到敌占区的包绥铁路沿线，熟悉了群众，取得支持，买到敌伪“良民证”，开展游击破坏活动。爆破队在敌后配合伊东纵队李师纲、杨子俊、阎寿珠三个游击连队，神出鬼没地炸毁敌人铁路、桥梁、车皮、汽车、仓库、营房二百多次。他们还联络大青山的八路军游击队长耶大六，共同侦察敌情，遥相声援，捣毁了日寇尔格森俱乐部，炸毁机车一台，炸坏磴口铁桥。王果亭之妻白秀英自告奋勇，随丈夫北上。她学习八路军作风，给士兵们做饭，拆洗衣服，看护伤兵，并在战斗中担任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络工作。白秀英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女性。日寇被爆破队所困扰，悬赏5000元伪蒙钞捉拿王果亭。1942年6月，王果亭在又一次去炸敌人军车时，因地痞败类告密，遭敌截击，他与敌激战，负重伤而牺牲。
（四）壮烈的新城防卫战
1938年12月5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邓宝珊下令北线部队严密防范。次年1月，驻包头黄河南岸大树湾西南方十公里处新城的伊东纵队第四支队，得悉包头敌军有集中兵力攻取该处之计划。纵队司令部即派精干连长张志琳前去增援。该连官兵年龄多在30岁以下，久经战斗，作战经验丰富，是军长高双成十分赏识的一个连队。新城地势低洼，土质松散，容易塌陷，稍稍下挖，就有地下水渗出，构筑工事不易。纵队令支队长陈秉义灵活指挥，不必固守，以歼敌为务。第三天拂晓，包头敌军倾巢出动，进犯新城。我军奋起迎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敌人暴虐狠毒，施放毒气，使我抗日官兵头痛难忍，继以湿毛巾捂住口鼻，准备撤走。但敌军从四面围上，又以飞机大炮交替轰击，城内工事全被震塌，官兵伤亡甚众。敌人还是日夜轰击，新城内弹坑累累，张志琳全连壮烈牺牲。陈秉义苦苦坚持了三日后，方乘夜撤出。时阵地全毁，人员伤亡过半。伊东纵队即派第五支队由板汗圪堵迂回攻击敌后，高致凯代司令和王伯谋参谋长率主力于夜间反攻正面。乘夜间敌机不能出动之时，发起进攻，激战两小时后，夺回新城，敌人逃窜。此役敌我伤亡都在200人以上。
（五）奇袭大树湾受挫
大树湾是包头敌军外围重要据点之一。1939年4月，驻大树湾南十公里处羊圈圪巴的第二支队队长王永清探悉，该处敌军兵力减少约半，请求伊东纵队让他率队去打。战士们衔枚夜行，来到大树湾寨下。不料当即为敌发现，枪弹如雨而来。王永清指挥部队从三面攻敌，杀声震天。包头之敌闻讯乘汽车赶到，我军处两面夹击之中。王永清部系地方团队组成，缺乏训练；王本人不知道互相掩护撤走的战术，一声下令撤退，骑兵首先撤下，其他部队亦多混乱，伤亡不少。而纵队派去协助作战的程思义连，虽连长在激战中阵亡，但部下平时训练好，枪法准，腿脚快，实战经验多，且战且退，脱离了敌人火力范围。此次战役虽然受挫，但敌伤亡多我一倍以上，计八十多人。
（六）攻击柴磴和昭君坟的战斗
昭君坟是包头外围敌军据点之一。其东五公里处有一个日寇占领的小据点叫柴磴，在敌我对峙中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战斗，有几次也曾发展到团以上兵力的战斗。每当伊东纵队攻打柴磴时，昭君坟的敌军就赶来增援，使我军不能得手。伊东纵队欲拔去昭君坟这个敌人据点，因日军重兵驻扎于此，敌我兵力武器皆甚悬殊，不能下手。1939年6月，日军大部东调，昭君坟只留敌军千人。高双成派张云衢来指挥进攻昭君坟。伊东纵队以四千兵力从三面夹攻，担任主攻的是步兵李师纲营、追击炮和重机枪连各一。又以第二、第五支队的骑兵协助作战。在夺取了附近几处高地，昭君坟城寨亦有几处被突破。讵料包头方面的日寇援军乘汽车大量赶来，形势顿变。日军从东、北两边潮水般地涌来，敌机数架则在我军上空投弹扫射，伊东纵队伤亡太大，只得下令撤退。二、五支队骑兵撤下后，步兵相互用火力掩护撤退，敌军猛追不舍。幸我后继步兵一营赶到，占领了高地，轻重武器齐发，毙敌百余人，掩护主攻部队撤下。此役伊东纵队伤亡二百余人，战马一百多匹。李师纲营长作战阵亡，是八十六师抗战中牺牲官兵中军阶最高的人。敌人伤亡更多。张云衢是八十六师战将之一，失利后羞愤难忍，6月间又组织数次进攻，以灵活机动的打法，毙敌二百余人，击毁敌军车五辆，俘虏日军队长士兵共三人，夺战马五十余匹，其他战利品无算。然后返回榆林。同年11月，王伯谋领第三纵队，配合傅作义部反攻包头，渡河奇袭磴口火车站，狙击归绥敌人援军，斩获亦多。
（七）渡河奇袭与击落敌机
1939年11月，黄河已经结冰，冰面形成坦途，人马车辆均可通行。伊东纵队先发制敌，在一个北风凛冽、尘土飞扬的夜晚，调集五个支队的骑兵三千多人，暗渡黄河，三面合围敌军驻地鄂尔各塞。一时枪声大作，喊杀声连天，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慌成一团，纷纷四散逃命。及至天明，毙敌三百余人，重伤不能动者百余人。击毙敌军团长一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为防敌援军赶到，立即撤退，不能带走的物资付之一炬。各支队满载战利品而归。这是伊东纵队奇袭日伪军战斗中最漂亮的一仗，因此也引起敌人的不断反扑。敌人经常派队在飞机掩护下进攻我据点，我军也加强了对空狙击的准备。1940年1月19日上午，日寇飞机数架掩护一个步兵团，向我一支队驻地梁家圪堵进攻。一支队官兵依靠阵地工事射击地上来犯之敌，同时组织对空射击。当一架敌机在杨占山团的上空扫射时，我抗日勇士将其击中，该机坠毁，机上四名敌人全部丧生，地面敌军亦狼狈逃走。此役缴敌军汽车二辆及枪支等。飞机残骸送榆林展览，重庆军委会为此嘉奖了作战部队。
（八）因指挥失当再次受挫的新民堡战役
1939年底，伊东纵队为加强对敌作战，把司令部移驻到了更接近敌人的新民堡。1940年1月底，得悉包头敌军要进攻新民堡的消息。敌人集中了大量兵力，配备了不少大炮、坦克和飞机。新任纵队代司令张杰召集会议，研究应战之法，多数人主张采取灵活机动战术，避开敌锋，攻其不意。张杰以敌来就走，岂非笑话，不纳众议。遂下令以新民堡为中心，布置各队在周围构筑坚固工事，要求互相呼应支援，准备迎敌。第四天拂晓，敌军来犯，先排列大炮对我阵地轰击，接着飞机投弹。我阵地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工事多被摧毁，电话线被炸断，各队之间失去联系。这时张杰下令撤退。忽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以坦克为先导，在飞机掩护下遍地蜂拥而来。我阵地上之部队顿时混乱，各自急急向西南撤去。因目标集中，遭敌火力追击。伊东纵队参谋长兼第三支队队长王伯谋脚上受伤，几乎坠马。幸遇我军战前所挖躲藏马匹的一条深沟，挡住了敌人坦克，迟滞了敌人步兵行动，我军方脱离敌地面部队的追击。可是，半途又遇敌机投弹和扫射，损失极大。第二天退到东胜，点计兵员，共伤亡官兵近四百人、战马二百多匹、枪弹物资无数，是八十六师抗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张杰不反躬自责，反枪毙两个连长以卸责任，引起部队思想混乱，造成第一、四支队队长邬青云、陈秉义后来投奔伪蒙军王英的恶果。
伊东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为整饬内部，曾于1939年11月枪毙了是年5月暗杀第三支队队长张步成的野心分子刘牛，此后参谋长王伯谋兼领第三支队。
新民堡战役中伊东游击纵队第二、三、五支队损失有半。此后，伊东纵队在包头滩上无力进攻，采取守势。日寇因战略转移，也减少了对北线的进犯。1941年起，日军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以及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更为凶狠毒辣的进攻。同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北线战事因侵华日军减少更趋稀少。伊东游击纵队防务为傅作义部队接替，集中到沙圪堵与八十六师骑兵团合编为骑六师，左世允任师长。
榆林的抗日宣传和文化活动
在前方官兵武装抗敌的同时，榆林的抗战宣传和文化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偏僻的沙城出现了繁荣一时的抗日文化活动景象。这一切都是和邓宝珊的支持分不开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有许多文化艺术界人士来榆林宣传抗日。其中不少人曾在榆林工作了一段时间。画家张仃、陈小漪夫妇，进步青年沈求我、姚曾依等，应聘到此工作。当时在这里的进步人士还有：《大公报》驻榆记者杨令德，民族革命通讯社绥蒙分社社长段复生，该社记者孙季白、高鲁以及王毅然、沈逸千等。邓宝珊热情接待了他们，鼓励他们开展抗日的文化活动，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建立了此后长久的友谊。
邓宝珊的总司令部设在榆林城内，他原先也住在城内。后因日本飞机经常空袭，乃在城东南金刚寺附近修凿了几孔土窑洞，起了个雅名“桃林山庄”，后来还请于右任题了名，刻石置于窑洞正面顶上。院内修了两栋平房，东房门上题“朝爽”，西房门上题“夕佳”，为邓自己手书。“桃林山庄”只有桃树十数株，稀疏难以成林，取名不过寓含了邓宝珊热爱自然风光的一番情趣。主人的抗战热情和文化修养吸引着四方而来的知识界人士。沈求我、杨令德等人每于夜间来访，桃林山庄的窑洞内成了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邓宝珊思想开朗、待人平近、知识渊博，时而听四方之士的高论，时而借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主客谈话兴致很浓，有时竟通宵达旦。
在邓宝珊的鼓励支持下，榆林文化界出版了一些进步刊物，如《塞风》。当地报纸《陕北日报》也在他的支持下由进步人士掌握了编辑大权，该报原是国民党中央驻榆林党务督导处的机关报，由CC系分子、办事处主任荆宪生把持。邓宝珊到榆林后，给荆“约法三章”，规定除国民党中央社公布的消息外，不准登载涉及国共关系的文章，这样实际上限制了荆刊登破坏抗战的反共文章。他还两度推荐杨令德担任该报主编。杨开辟副刊专栏，发表激烈的抗日言论。曾因一篇短文《斯大林的烟斗》引起风波，国民党顽固分子攻击进步人士亲苏、亲共，喧嚣一时。因进步人士的反击和邓的不予置理而平息下去了。傅作义总部驻地陕坝的《奋斗日报》，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操纵下发表了反共文字，还连篇累牍地刊登某人脱离“奸党”的声明。榆林进步新闻界对此感到愤怒，反映给邓宝珊。邓支持他们写信给傅作义，指其不当，要傅命令《奋斗日报》纠正这种做法。
抗战期间，由于延安、榆林间邮政限制的取消，延安书刊在榆林很流行。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榆林官兵、知识分子多有阅读者。邓宝珊早年了解社会科学知识时，就曾注意过介绍共产主义学说的书籍《共产党ABC》和《唯物史观研究》。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理来研究的，认为要搞懂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非了解这一学说不行。在榆林，他对于延安送来的书刊，常置案头，细细研读。社会主义学说讲阶级斗争，他是赞同的，但不同意建立纯粹的工农政权，主张容纳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他赞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同意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对官僚资本主义，他深恶痛绝。
1938年11月李公朴访问延安，后来到榆林，与邓宝珊多次会晤畅谈。
1939年9月，重庆文化协会总会代表老舍（舒舍予）、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人随国民党“前线抗日将士慰问团”到达榆林。邓宝珊和这些政治态度左、中、右各异的文化人接触后，了解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邓宝珊的态度是倾向进步的，这可以从因慰问团的到来引起榆林文化界的一场斗争中看到。在榆林各界举行的欢迎慰问团的大会上，首先由慰问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讲话，继由北路分团团长贺衷寒讲话。贺衷寒在国民党内以反共著称，一上台就大放厥词，叫嚷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含沙射影地攻击陕甘宁边区。榆林的反共分子，从贺的言论中体味到了蒋介石暗中酝酿反共阴谋的动向，遂起而配合。9月17日晚，榆林文化界在榆林中学礼堂开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并同时欢迎老舍等莅榆。邓宝珊应邀参加集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将结束时，军统分子、反动文人赵尺子突然站起讲话，污蔑抗日是“青年学生受共产党指使，唱歌、喊口号闹起来的”，是“拿国家命运当儿戏”，说国共合作抗日是“国家政策的流产”。赵的汉奸言论激起了与会者的无比愤怒，大家同声高唱《在松花江上》，表示抗议。
会后，老舍、张西洛、孙季白、沈求我等人聚于杨令德家中商议，决定给赵以打击，以伸张抗日正气。他们公布了赵尺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声讨，并将其驱逐出榆林新闻工作者协会（赵是边疆通讯社社长）。陷入四面楚歌的赵尺子多次求见邓宝珊，想请邓讲话，继续留在榆林。邓宝珊认为他咎由自取，拒绝接见。最后，赵尺子在众口责骂声中逃离榆林，去西安暂住。
榆林的国民党特务很多，邓宝珊得时常关照和保护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王震来榆林，有一进步记者往访，邓告诉他接待人员中时有特务充任，是政工方面安插的，谈话时要防止他们偷听。
重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派著名导演应云卫率队到伊克昭盟拍摄抗日影片《塞上风云》，途经榆林。邓宝珊作为这一地区驻军最高长官热情接见并招待他们，在演职人员的住地梅花楼举行了欢迎会，此后，多次请他们会餐吃饭，邓宝珊还陪同他们浏览了长城等名胜古迹，一起摄影，并为他们签名留念。后来闻名海内的电影演员吴茵、舒绣文、黎莉莉等在榆林演出了抗日内容的话剧，社会反响很热烈。在他们的影响下，榆林青年学生也排演了话剧《家》。和他们一起来的画家沈逸千为邓宝珊画了骑马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电影队在桃林山庄放了电影，据说这是榆林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民间轰动一时。
延安抗战剧团、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战地文工团，曾先后到榆林、神木演出话剧和《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受到榆林军民的热烈欢迎。在邓宝珊的部队中，《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大路歌》、《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普遍传唱。士兵们尤其喜欢《游击队员之歌》，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一时之间，处处都是抗战歌声。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二十二军都成立了抗日宣传队，鼓舞了榆林军民的抗日情绪。榆林人民积极支援前方作战的将士，为坚持北线抗战作出了贡献。
断然戒烟卫国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