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这次在北平住了一个月有余。其间，多次与傅作义交淡国内时局演变问题，并反复研究华北战局的发展前景。当时傅、邓两人的思想状况是：邓宝珊起义的思想已经明确，但他认为“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两次榆林战役已使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恶化，现在必须联合其他一些力量，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起义归向人民，方能取得共产党的谅解。傅作义虽然也曾萌动过起义的念头，但想到自己有几十万大军，认为只能在一战而胜的情况下与共产党讲和，既可保存实力，又可不担“有辱名节”的“降将”之称。由于认识上尚有差距，两人之间，关于起义问题未达到十分明确的交换意见的程度。
10月初，因晋绥人民解放军有进攻包头的动向，傅作义请邓宝珊和冯钦哉一起回包头，并要邓将新十一旅由榆林调往包头，改编为二二八师，以加强包头防卫，并调八十六师二五八团团长杨仲璜为师长，改原新十一旅第一团为六八二团，第二团为六八三团。邓在包头组成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驻包办事处，调副参谋长尹志伊等十余人来此办公。
10月19日，邓获悉贺龙带两个纵队，绕过归绥，正由清水河托克托向萨拉齐县前进，有直趋包头的意向。21日下午4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占领萨拉齐火车站。晚11时许，尖兵到达磴口火车站。邓宝珊认为，以两团兵力迎拒解放军两个纵队无异以卵击石，遂命令杨仲璜师于22日凌晨3时沿包（头）宁（夏）公路向五原方向撤退。人民解放军占包头后，没有立即西进。邓宝珊率其总部人员撤退到西山嘴，下令焚毁了西山嘴河桥，退驻陕坝。解放军为集中兵力，遂将追击部队撤回包头（一周后又放弃包头）。邓宝珊认为自己这次处置得当，保存了部队，又未与解放军大规模交火。
在陕坝，邓宝珊天天晚上收听解放军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10月底，闻知东北战场上解放军已俘虏了国民党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等；11月初，又闻知营口、沈阳已获解放。邓感到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进入关内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作战已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接受自己9月间所献三策中的最后两策的可能性增大了。原来，傅作义当时曾要邓宝珊为自己考虑出路。邓提出：第一策，为蒋介石献忠诚，把部队集中到唐山、秦皇岛地区，和入关的解放大军试决一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由海陆两路东移南撤，保存实力退往江南；第二策，为个人计，放弃张家口、平津，退守绥西，让开大路，听任入关解放军南下，再与共产党讲条件，将不失封侯之位；第三策，也是邓的本意，即适时宣布起义，以几十万大军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不过当时未便明说，只说了一个“和”字，傅作义领会了，也未再追问。
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入关大军与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平津，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不断失利。邓宝珊对起义问题感到迫在眉睫，但他仍不愿单独行动，准备力争与傅作义共进退。
当时，宁夏马鸿逵已坐立不安，他急派飞机接邓宝珊去宁夏。邓此行在宁夏住了3天，明确劝马走和平起义道路。马鸿逵犹豫之后，认为自己曾参与过“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战争，共产党不会宽恕他；同时舍弃不了自己多年搜刮的黄金财宝。他一方面幻想国民党政权占据西北、西南、华南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准备将财产运往香港，已联系好由陈纳德的飞机承运。马最后对邓宝珊说：“我把儿子托给你了，紧急了我就走香港。”事后马对邓宝珊的参谋张润民说：“你跟对了人，宝珊与共产党交了朋友。我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了，共产党把我宣布成战犯，是四十三名战犯中的最后一名。战犯是要杀头的。”
劝告马鸿逵失败后，邓宝珊返回陕坝，他对亲信人员说：“马少云（马鸿逵字）闻风丧胆，不敢在宁夏呆了，把儿子托给我。他用飞机将宁夏贮存的羊毛运往香港销售，实际上夹着黄金财宝。我没有财产可向国外转移，也不想当‘白华’，还是走和平民主道路吧。”
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
1948年12月22日，邯郸解放军电台说，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被围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又宣告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第十一兵团一个军、七个师被歼，兵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去向不明（后逃返包头）。华北战局的急速发展使傅作义陷入了困境。傅感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细致的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他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随时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促使他走向起义的工作。在已经开始的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秘密和平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傅作义由于一些思想顾虑尚未解决，起义决心也未最后下定。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正在他找不到出路之时，马占山一句话提醒了他：“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当时马占山在北平治病，但他受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影响，力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傅、马均认为，邓宝珊虽说一直缺乏军事实力，但他的政治眼光在国民党北方将领中是少有的，难怪有人把他比作排难解纷的鲁仲连。
傅作义立电邓宝珊来北平。时邓宝珊已令二二八师回驻包头，自己带随员数名往住绥远，好与董其武商议军务。发电报后傅作义马上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到归绥接邓。在安排二二八师暂归董其武指挥后，邓宝珊于12月28日飞往北平。
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均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追云”号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的傅作义先说了一句：“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傅顿时感到思想上轻松了一些。在乘车进城的路上，傅作义突然“啪啪”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邓问其故，傅板着脸一言不发。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傅的办公处，傅作义才说：今年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北平时，有一次正开着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蒋随即说了句“南京方面有要事”，表示要立即回去，会议只好草草结束。后来经了解，原来是蒋经国在上海查办金圆券投机倒把案时，把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给抓了起来。为此事其母宋霭龄闹到了宋美龄处，宋美龄于是电蒋介石回南京。傅感叹说，偌大一个华北竟然没有一个孔令侃重要，我们卖这个命还有什么意思！傅接着表示自己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但还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和思想顾虑。
是夜，傅、邓作了竟夕之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目前国共战争，徐（州）、蚌（埠）是主战场，但是国民党军方面主帅非人，中枢遥控，取胜非易；华北是支战场，四面受敌，除非出现奇迹，势难支持下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傅作义选定走“和局”这条路的思想更明朗了。但傅思想中还有个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的问题，像一条小蛇啃噬着他的心头。邓宝珊体察到此，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举措失当，才演变成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局面，你我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战火，宜生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啊！”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廓清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嗣后的十几天里，傅、邓等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在此期间，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人在王捷三家秘密接了头。他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邓宝珊到北平前，傅作义派出与解放军和谈的代表是崔载之。崔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该报是傅作义的舆论喉舌，崔本人也受到傅的信任。陪同他出城的是该报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行前，傅作义未给他交代谈判中的具体条件。谈判从12月8日进行至26日，未取得实质性结果而结束。邓宝珊到北平后，傅作义又派周北峰（傅部少将政治处长）和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于1月6日出城进行谈判。周、张到蓟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同林彪、聂荣臻商谈后，草签了一个《会谈纪要》，涉及傅部改编、官兵安排、傅作义的政治地位，以及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中被俘的傅部官兵的处置等问题。解放军方面要求，各项条款务必于14日前答复。聂荣臻还提出：“下次来，请傅作义将军派他的全权代表来，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一些。”周北峰于11日携此件回城复命。由于傅作义对解放军提出的一些条件仍有保留意见，他又一次陷入了极度的心理矛盾之中，这一点可从周北峰记述回城后情况的一段文字中看到。
在这几天内，我内心非常不安，因为看傅的神情，说不定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如果真的那样，北平这个数百年的故都岂不是同锦州的情况一样了吗？过去的文物古迹岂不都将付诸战火了？……此时傅的大女儿冬菊也知道傅每天老是唉声叹气，异常痛苦，……傅这几天见了我总是闷闷不语。我一提到十四日午夜前要作答复的事，他便用别的话岔开。
一个人在面临他一生最重大的抉择时，出现思想上的反复和痛苦是不奇怪的。这时傅作义想到，元旦以后，平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谁能担此重任，傅和周围的重要人士均认为“非邓莫属”，理由是邓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考虑到以上两个条件，解放军方面不会难为他。傅还认为，邓宝珊处事沉稳，大开大合，既不墨守陈规，又不失之法度，而且能言善辩，谈判一定能尽快取得结果。13日上午，由周北峰电告解放军方面，傅将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解放军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
11日至13日几天中，傅、邓有过几次深入谈话，邓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崔月犁的回忆说明了这一情况：当他第二次和邓宝珊见面时，邓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他还写道：“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这个人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这一次一见面就带着微笑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月13日中午，邓宝珊在周北峰陪同下，带傅部参谋刁可成和自己的副官王焕文出发。汽车送至德胜门后，步行出城，以视察前沿阵地为名，离开国民党军队控制区域，进入解放军占领区。早有解放军派出人员等待，备有马匹。一行骑马到了清河镇，稍事休息后换乘中吉普，经沙河由城北绕到城东，于下午到达通县马各庄。这里有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招待所。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处长苏静出面接待。
14日至16日，邓宝珊和解放军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午3时天津已获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问题的解决上了。绥远傅作义部队的起义问题，按中共中央意见留待以后再谈。最后就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邮政、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整理归纳出了条款十余条。15日谈判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但仍有一些分歧。邓宝珊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晚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中央军委电示林、罗、聂：“你们应向邓（宝珊）、周（北峰）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榆林方面，接邓八日电，要派人寻见毛主席的消息，毛主席已知道了，此点你们亦可告他。”这样就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双方在上面签字。
17日，邓宝珊在完成谈判任务后返回北平城内，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以及作战科科长王朝纲，和邓一起进入北平市区。周北峰暂留城外以便联络。
苏静进城的任务是进一步落实和平协议。19日，苏静代表解放军，王克俊、崔载之代表国民党华北总部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这一协议是通县《北平和平初步协议》主要内容的重申和更加具体化。它的全文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人选详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整编原则详附件；
（四）移至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五）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候以上工作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此；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候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项接替之，但傅作义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