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有一个方面意味深长，就是“神经质”这个词的各种不同运用。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完备的，坚韧的，强劲的”。这个词有一个引申义，也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意思：“神经衰弱或有病，受制于或受苦于神经过于激动，易激动，性格软弱”。这些复杂的含义，表述各种神经疾病，目前已成了我们经常使用的语词了。无疑，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神经病也要比上一个世纪更常见。
但是，我们眼下要说的，并非那些“神经病”，而是通常的西方人，他们没什么疾患，却用各种方式反复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各种人体器官之中最强烈的部分。总之，我们是用这个词来指那些“神经质”，我们知道这个词囊括了我们所有的读者。起码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同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样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相比，他们的神经状况当然不同。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有活力，而又浮躁。我们没有闲暇品味食物，神经也始终处于绷紧状态，其结果，大众很清楚。
在我们时代里，人们做事，有一种焦急的神情（起码西方人如此），他们仿佛随时在等待一封电报——他们经常这样——电报的到来，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心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坐卧不安，脾气焦躁。我们谈话时，也拿着铅笔，好像此刻不记下来，就永远没机会了。我们走来走去，好像准备全力以赴去干一件大事。我们的手忙个不停，或者像野兽那样突然往后看，以避免各种危险。我们感到现在应该赶紧做事，以便我们能在此之后办完六件更紧急的事。我们的神经超负荷工作，其后果主要还不是表现在“提琴手痉挛”、“电报员痉挛”和“抄写员痉挛”等等，而是表现得更广泛。我们已不能像往昔那样恬然入睡了，睡眠时间短，效果不好。我们经常被一些细小的声音惊醒，往往是恼人的小“案子”，比如树上的鸟鸣、射入我们昏暗卧室的一束阳光、拂过百叶窗的风声、人的说话声，一旦被吵醒，就再也无法入睡。我们惦记着一天的日常生活进入休息，弄得无法真正得到休息。有一句话差不多成了格言：银行要办好，除非行长带着银行进入梦乡。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股东坐享其成时，行长正愁眉不展，这不奇怪。
如此，我们已全面提到了西方生活中我们熟悉的各种事实。当西方人见识中国人时，他自己在中国的种种见闻，便与上面这些事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尸体解剖并不常见，尽管无疑也解剖过，而我们也从没听到过什么理由，在神经解剖方面，可以表明这个“黑发人种”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差异。尽管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相比，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属于“相似形”，但他们的神经与我们所熟悉的很不一样，这一点非常清楚。
对一个中国人而言，在一个位置上，呆多久也都没有什么异样。他会像一台机器那样，写上一整天。要是他是一个工匠，他会一直呆在一个地方，从黎明干到摸黑，编织，打造金箔，或者干别的事情。天天如此，乏味得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感觉不到有什么需要改变。中国的小学生也同样受到各种束缚，没什么休息，功课又单一重复。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小学生肯定没多久就会接近疯狂。襁褓中的婴儿也是安静地躺着，就像泥塑一样，而不像我们的婴儿，一生下来就动个不停。大一点之后，西方的孩子会做一些最可笑的动作，就像顽皮的泼猴，而中国的孩子则通常很长时间不动一下，就那么一直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蹲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锻炼是多余的。这看来是个生理学上的事实。他们不理解所有的外国人为何都嗜好四处漫游；不理解究竟是何玩意驱使西方人玩打猎游戏，“狗追兔子”扮演者双方冒着生命危险在乡野奔跑；也不理解究竟出于何种目的，那些“上流”的西方人会整个下午站在烈日下面，把棒球打到一个别人够不着的地方，或者几个人争抢一个球，为了把另一个人“封杀”在他的“垒”里。一位广东教师问一个仆人，那个外国妇女为什么打网球：“她这样奔忙，人家付给她多少钱？”仆人告诉他：“一文没有。”他是不会相信的。为何完全可以雇一个苦力去干的事，他们一定要自己去干呢？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不能理解。即使解释给他听，他也弄不懂。
此前，有关睡眠，我们已说了一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通常中国人可以睡在任何地方。那些令我们抓狂的小骚扰，都无法闹醒他。用块破砖当枕头，他便可以躺倒在草、泥砖或枝条做的床上，不管不顾地睡去。他不用把房间的光线弄暗，也不需要别人不出声。“夜哭郎”只管啼，不会把他吵醒的。有的地方，作为一种普遍的本能（就像熊的冬眠），所有的人在夏日正午后的两小时中好像都入睡了。这已成了风俗，不管他们人在何处。午后的这两个小时内，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午夜后的两个小时。起码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毫不在意。其他人也一样，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垂着头，像一只蜘蛛，张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要是举办一场这种能力的比赛，在中国就能招募到一支几百万计——不，几千万计——的大军！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有无新鲜空气是无所谓的。没有一个地方谈得上空气流通，除非台风吹走了屋顶，或者是主人因为饥荒拆房子卖木料。我们听说过不少居住拥挤的事，但这很平常，他们完全没感到什么不便，或者说这种不便不足挂齿。要是他们具有盎格鲁-撤克逊人的神经系统，那么，他们就会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痛苦不堪。
中国人忍痛的能耐，显示出中国人可全然不受神经的控制。那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中国病人忍受疼痛是多么常见，几乎是普遍情况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们最壮实的人望而生畏。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容易扩展成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搁置不谈，我们只提及一下乔治·艾略特，她在一封信中说：“最高的召唤和选择”——显然有几分恼怒，无疑是因为她讨厌神学用语——“是不使用鸦片，却睁眼忍受疼痛”。要是她是对的，那么，无疑，起码大多数中国人肯定有过召唤和选择。
白朗宁夫人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就是一种折磨。”无疑，这种人就是像她那样敏感的女诗人，以及同她相类似的人。
西方人不喜欢被人围观，特别是当他做细活或苦事时。但中国人或许在别人目不转晴地盯着才会干得最漂亮。在外国人少见的地方，我们总是很讨厌好奇的中国人围观。我们经常声称，要是不撵走他们，我们就会“抓狂”，而这些人只是没有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理会给我们造成的心理伤害。但对中国人而言，西方人的这种出自本能的感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中国人不在意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意何时看，看多久。他会情不自禁地认为，那些特别反感别人观看的人，真是“神经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他以前从不在乎安静，生病时也要求不受噪音的骚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一起维护安静这个康复的必要条件；要是康复无望，病人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安静，超过以前任何时候。在照料病人的行为上，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习惯，有最明显的不同。病情是一种信号，与病人有关的各种人从四处赶来看望，人数与病情成正比。一刻都不会有人会想到安静，说来也怪，也没有人表现出想要安静。那么多客人的来去与招待，对即刻降临的死亡感到害怕而发出的哭叫，特别是和尚、尼姑等等驱鬼行为而弄得乱作一团。如此等等，造成的环境，足以使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死亡倒不失为一种开心的摆脱。那位知名的法国夫人传话给前来探望的人：“对不起，我正忙于死亡。”对此，西方人都禁不住抱以同情，而在中国，这样的请求不会有，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接受。
在这个乱哄哄的人世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担忧都难以避免。中国人不仅与别的民族一样饱经苦难，而且更为水深火热。任何地方都有相当比例的人经常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雨水略少，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水，对此只有听天由命。任何一个中国人总难免惹上官司，哪怕完全无辜，也会就此完蛋。这样的灾祸不仅经常见到，而且可以感受到它们在接踵而至，好似铁制尸衣在逐渐收紧。对我们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带来各种恶果。中国人面对这一切时，正因为无法避免，也就只能“睁眼忍着”，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目的事情之一。在荒年里，亲眼目睹过默默饿死的上百万个人，你就会理解这里的意思。你要完全理解，就要亲眼去看。但不管怎么看，西方人还是很难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的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念。
从任何方面去看，对我们而言，中国人或多或少仍将是一个谜。我们只有在心中断定，中国人与我们相比，天性就是“神经麻木”，我们才会很快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怎样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越来越大。我们相信，起码总体而言，适者生存。在20世纪的各种争斗中，最适于生存，究竟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从不疲倦、无孔不入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