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释解】
人们生活中恒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此外，另有几种情态，不经常、短暂出现，称为“时态”。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足见这种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此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足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加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不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假若以上述三种情态为原则与他人交往，就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点评】
时态综述
鉴人察性，本来没有固定的方法，更无人敢说他的知人能力天下第一。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命理学家袁树珊，在其巨著《命谱》中讲了几句话，说他看了那么多人的四柱，总有不通之处，后来终于明白人的命数不可由生辰八字来决定，而是冥冥之中定有天意。命理学的对错暂不讨论，但在知人之上，许多困惑之处实不得确解。人的成功失败决定于时、空、心力等多种因素，要想未卜先知，实在不是人心所能愿的。
前面谈到恒态与时态的异同，于此专论时态。通过时态，既能知道他心中所想，也可由此推断他的品行德性。
通过情态中的时态鉴别人物心性品质，途径很多，不只是原典中提到的几种。北宋蔡京，得权柄乱朝政之前，有叫陈瓘的见蔡京正在看太阳，直视很久而不眨眼，便告诉彬人说：“蔡京直视太阳很久而不眨眼，精神意志充沛坚强，定力稳健，将来必定能显达富贵。但他自恃天资过人，敢与太阳敌对，心志太高，这种高不是一般的高，将来得志后一定会飞扬跋扈，目中无君，肆意妄为，扰乱朝政。”当陈瓘担任专门为皇帝进谏各种事务的官时，就检举蔡京的奸情罪恶，但因蔡京给皇上当秘书，奸情尚未显露，众人都认为陈瓘无是生非，不以为然。后来蔡京得志，果如陈瓘所言，大家才想起陈瓘的预见来。可惜，天下有陈瓘这样知人才能的少；能知陈瓘知人之能的人，也少；能相信陈瓘预见的人，更少。有才之人少，像蔡京这样天资聪慧、奸心内萌的人自然能得志乱天下了。
深险难近者
“方有对谈，神忽他往”。正在与人交谈时，他却随便将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或者一个话题正在交谈中，他却突然把话题转到与此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显然这种人既不尊重对方，又缺乏诚意，心中定有别情。
“众方称言，此独冷矣”。大家正谈得笑语焉然，兴致勃勃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作冷然观，无动于衷，可见此人自外于众人，且为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
以上两种情况均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急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险恶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良好友谊不容易，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因此，曾国藩评论为“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前面谈到要从细处分辨，以上二种情形不细心，是不易察觉到的。粗者粗处看，细者细处看。曾国藩的价值取向和审慎之处就在于此。
“不足与论事者”，重要的是断准他当时情态下的真实内心想法，否则会冤枉好人。因此仅以情态中的时态论人，而不问其平素的表现，容易失误。这与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凡欣赏与评论古典音乐，如不熟悉，应先了解该乐曲的作曲背景、作者当时的心境状态，作者的一贯倾向，再细细听赏音乐，才能不闹笑话。
卑庸可耻者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别人发表的观点和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未必十分精当，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一味点头“是，是，是”。这种人如非故意，定是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讨好别人。这类人当不得重任。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像，就在人背后飞短流长，说人坏话，恶意诽谤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自知。
以上两种情况，生活中并不是不曾有。有的是少不更事者，不知做人真谛，碰壁之后，自会改掉这个缺点。否则，则是鄙贱小人，虽有一时之权势，也难得长久，不足与之论事。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另有一种情况需要区别。怀才不遇的人，为吸引别人注意，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奇谈怪论。要鉴察他的真实目的。首先，这不是一般的人，勇气可嘉，而见识心智也不是泛泛之辈；其次，要考察其心性品德，如这一点不差，当然是奇才，不可与“不足与论事”等量齐观。就像陈子昂长安卖琴一样，如果不是真伯乐，是难以发现奇才之美的，反而当作奇谈怪论而抹杀掉。但对有才之人而言，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闪光的。现代社会给个人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天空，即使不为人所识所用，也可以退而自己打天下，完全勿需像古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那样牢骚满腹，叹怀才不遇了。
妇人之仁者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优柔寡断、畏头畏尾是一种气质很差的性情状态，因为没有信心，因此也成不了什么事功，久而久之，只能去搞因循守旧、勿需动脑的事。这样人一生的状况可想而知。其实，这种最大的弱点不是性格软弱，而是胸无大志！因此遇事无主见，不敢承担责任，拈轻怕重，唯唯诺诺，到头来，什么见地也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空老终身。所谓的“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即这个道理。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指生活中那类多愁善感的人，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心，如病中的小女人，软弱憔悴。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种病中女儿态。
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均评之为妇人之仁。这个评断正确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文中所指的两种类型之人，确是存在于生活中的，与这种人交谈共事，的确很让他人为难。须眉丈夫，整天象小女孩扭惶垂泪，谁能长久持之？这种人能去办什么事情？没有意志、没有头脑，全凭“夫君”作主，不会有所成就。
不必定人终身
人的气质性格个性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终生不变，而是一变俱变的。因而曾国藩最后一句“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不以一语伤事之情状。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真的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会有所变化。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社会现实生活，就能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社会生活太复杂，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仅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与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做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与小人交往，以趋吉避凶。这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评判遇到的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士，大致可保无误。
曾国藩慧眼识人
清咸丰年间，曾国藩广招人才，有的是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经过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人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有人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经过事实证明，沉思的人王某，年余病发，功劳不显扬。踱步的彭玉麟，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军功打胜仗，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沙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事典】
言行乖巧的蔡京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登熙宁三年（1070）进士第，调任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此时他的弟弟蔡卞已是中书舍人，按规定，做官要以先后为序，蔡卞请求排位在蔡京之后，兄弟二人同时负责书写诏命，朝廷以此为荣。蔡京被改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元丰末（1078～1085），群臣议立新君，蔡京附会蔡确，想害王珪并贪定策之功，未成。司马光掌权，恢复差未法，限期五天，臣僚们都担心太急迫，只有蔡京如约，使其辖区全部改雇役为差役，没一人违反。他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汇报，司马光高兴地说：“若人人奉法如君，有什么行不通！”不久，台、谏官说蔡京怀奸邪、坏法度，因此蔡京调到地方为知成德军，改知瀛州，调到成部。谏官范祖禹论说蔡京不可用，于是改为江、淮、荆、浙发运使，又改知扬州。经过在郓州、永兴军任官后，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成都。
绍圣初（1094～1098），回到朝廷，任代理户部尚书。章惇又改变役法，设机构讨论，长时间不能决策。蔡京对章惇说：“按熙宁役法实行，还有什么可议论的？”章惇同意，于是决定采用雇役法。差役雇役两法，司马光、章惇不同。十年间蔡京再历此事，易如反掌，蔡京与他们两人互相依仗而成就此事，有见识的人因而发现他的奸猾。
蔡卞为右丞，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文及甫一案出现，命蔡京追查处理，蔡京逮捕内侍张士良，命他讲出陈衍事状，就以大逆不道罪处理陈衍、刘挚、梁焘一起受到弹劾。陈衍被诛杀，刘挚、梁焘也遭贬死，他们的子孙都被禁锢。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被流放到远方。蔡京觊觎执政的位置，曾布知枢密院，忌恨蔡京，暗地对皇帝说蔡卞已备位枢府，蔡京不能同时升入，只进宫为承旨即可。
徽宗即位，蔡京被罢官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徽宗留蔡京完成修史工作。过了几个月，谏官陈瓘弹刻他与内待交结，陈瓘获罪被斥退，蔡京也被贬，出知江宁，蔡京很不满，拖延着不去赴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相继议论他的罪恶，蔡京被夺去官职，让他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杭州。
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访求名家书画，各种奇巧之物，在杭州住了几个月，蔡京极力巴结他，日夜陪伴他，凡是蔡京画的屏幛、扇带等物，童贯都送到宫中，并附上自己的评论，于是皇上开始留意蔡京。太学博士范致虚一向与左街道录徐知常友好，徐知常认为符水出入元符后殿，是在预示着什么，范致虚进一步交结他，讲出他平日意向，说非让蔡京为相，就不能有作为。不久，嫔妃、宦官也一起称赞蔡京，于是范致虚升为右正言，起用蔡京为定州知州。崇宁元年（1102），调蔡京知大名府。韩忠彦与曾布不和，谋划荐举蔡京以自助，于是，蔡京仍为学士承旨。徽宗有意修饰熙、丰政事，起居舍人邓洵武偏袒蔡京，作了《爱莫助之图》献给徽宗，徽宗才决定重用蔡京。韩忠彦被罢相，蔡京为尚书左丞，不久，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诏命传下那天，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他，赐坐，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两遭变更，国家大计还未确定。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卿有何指教？”蔡京叩头谢恩，表示愿效死力。崇宁二年（1103）二月，升任左仆射。
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一旦得志，天下人拭目以待，希望他能有所作为，而蔡京暗暗假托“绍述”的名义，掌握大权，箝制天子，用条例司故事，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自任提举，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重要的国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每事由三人负责。所有决策，都出自讲议司。采用冯琺、钱谲的建议，又废元澥皇后，罢去科举法，令州县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考试选官，在汴京城南建辟雍，为太学的外学，用以安置各地学者。在天下推行方田法。国家对江、淮七路茶实行专卖。盐钞法被全部改变，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富商大贾曾拥有数十万缗，一朝化为乌有，成为乞丐，更有甚者竟赴水或吊死。淮东提点刑狱章縡见此情景对他们十分同情，于是上书说改盐钞法坑害百姓，蔡京大怒，免他的官；并铸当十大钱，陷害章縡所有的兄弟。御史沈畸等因办案不合蔡京意，有六人被捕或削官。陈瓘之子陈正汇因上书触犯蔡京被处黯刑并流放到海岛。
宋向南开辟黔中，建靖州。辰溪徭反叛，杀了溆浦县令，蔡京悬重赏，招募能杀辰溪徭的人，规定杀他们的首领一人，赐绢三百匹，拜官班行，且不必追究原委。荆南守马稈说：“有生徭，有省地徭，现在不知叛乱的是哪一族，如果按杀人多少行赏，恐怕会有冤死和滥赏的事。”蒋之奇知枢密院，害怕违背蔡京的意思，上言说马稈不体谅国家，蔡京免马稈的官，命舒愒代替，希望他能剿灭徭人的反叛。于是，向西收复湟川、鄯、廓，攻取甦竣、夜郎。
提拔童贯领节度使，以后杨筍、蓝从熙、谭稹、梁师成都沿袭而为节度使。凡是内侍升迁都依外官例归于吏部，使祖宗的法度荡然无存。蔡京又想控制兵权，建澶、郑、曹、拱州为四辅，每辅屯兵二万，用他的姻亲及亲信宋乔年、胡师文为郡守。禁军巡夜打更每月给钱五百，蔡京立即增加十倍来收买人心。他擅作威福，朝廷内外没有人敢有异议。他连续升官至司空，并被封为嘉国公。
崇宁五年正月，西方出现彗星，尾巴很长。皇上因言者指责党人碑，于是，凡是蔡京建置的事物都罢去。蔡京免官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乙宫使。蔡京的党羽暗中在皇上面前推举他，大观元年（1107），又拜他为左仆射。因南丹纳土，他一跃而为太尉；接受八宝，拜为太师。
大观三年（1109），台谏官相继弹刻他，于是辞官退休。仍负责修《哲宗实录》，改封楚国公，每月一日、十五日朝拜皇上。太学生陈朝老上流追究蔡京十四大罪状，即：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箝台谏，炽亲党，长奔兢，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请求把他流放到远方，以御魑魅。陈朝老书一出现，士人争相抄写，作为实录。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又在奎宿、娄宿之间出现，御史张克公议论蔡京辅政八年，权震海内，轻易赏赐以蠹国用，凭借爵禄以市私恩，役使工匠修缮舍第，动用漕船运送花石。名为祝圣而修塔，使临平山壮美；借口灌田而决水，以符合“兴化”的预言。法名“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法骚扰安居乐业的百姓，牢狱中有很多流放的犯人。不轨不忠，共数十事。先前，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多次弹劾蔡京，没允奏，这时，贬蔡京为太子少保，杭州居住。
政和二年（1112），把蔡京召回京师，仍为宰相，改封鲁国公，三天去一次都堂办理政事。蔡京离朝时，中外学官很多以时政为题考试的。提举淮西学士苏绖想向上爬，献议请搜取五年来的考试题，进行询问比较，以观向背，有三十多人因此获罪。
原来宋制规定，凡诏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然后令学士草拟。到熙宁间（1068～1077），有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之事，是因为有大臣暗中所为。到蔡京时又怕言者非议自己，故而作御笔秘密进上、请徽宗亲自批示颁布，称为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论罪。事无巨细，都借以推行，甚至有不像皇帝手书的，群僚都不敢说。于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以至让内侍杨球代书，号为“书杨”，蔡京又担心起来但也无法禁止了。
蔡京常对皇上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用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开凿大菴三山，建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两河人民，愁困不聊生，而蔡京竟以稷、契、周公、召公自居。又想扩大宫室规模以求恩宠，召童贯等五人，暗示说宫中狭窄简陋。童贯等都听命于他，他们各显神通，争相以堂皇奢侈为得意，而延福宫、景龙江的修建，使徽宗等更奢靡，修了更加华丽的艮岳。
蔡京的儿子蔡攸、蔡倏、蔡註，蔡攸的儿子蔡行，皆官至大学士，相当执政。蔡註娶茂德帝姬。皇上七次到他这，赏赐不计其数。让他坐着与皇上饮酒，大致使用家人的礼仪。蔡京家的仆役有做大官的，陪嫁的婢女有封为夫人的，这样公论渐渐地不赞许他了，皇上也讨厌、看不起他。
宣和二年（1120），令他辞官退休。六年，凭朱証的势力，再度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到此四次掌权，老眼昏花不能办事，政事都由他的小儿子处理。凡是蔡京所批，都是蔡註所做，并替蔡京上奏。蔡註每次上朝，侍从以下都拱手相迎，低声耳语，堂吏数十人，怀抱案卷跟在后面，于是他恣意为奸，窃弄威权，立即用他的妻兄韩詠为户部侍郎。他们一起密谋，挑拨是非，陷害和驱逐朝士，建宣和库式贡司，各地的金帛及库藏，都被搜刮来充实它，做为天子的私财。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只奉行文书而已，不久，蔡註不能胜任其职，他的哥哥蔡攸也揭发他们，皇上大怒，想流放他们，蔡京极力请求免他的罪，皇上只令停他的侍养，但把韩詠贬到黄州。不久，革去蔡註侍读，毁掉赐出身的诏令，蔡京也辞职。当时白时中等上书请罢蔡註以动摇蔡京的地位，蔡京毫无退意。皇上让童贯去蔡京那儿，令他上章辞官，童贯到后，蔡京哭着说：“皇上为何不容京几年？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童贯说：“不知道。”蔡京不得已，把辞职的章奏交给童贯，皇上命词臣代他作辞职三表，于是，皇上降诏同意。
钦宗即位，边事日紧，蔡京举家南下，逃避战乱。天下士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开始上书极力陈述他的奸恶，于是蔡京以秘书监的身份管南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走到潭州，蔡京去世，终年八十岁。
蔡京天资凶狠狡诈，舞弄权术、以智慧按制别人，在皇帝面前，专门窥伺人主之意以求固位专宠，始终对皇帝说，不必拘泥流俗，应该竭尽四海九州的财力来满足自己享乐。皇上也知道他奸诈，故屡罢屡起，并选与蔡京不合的人为执政来牵制他。蔡京每当要被免职时，就去向皇帝哀求，跪地嗑头，毫无廉耻。宋收复燕山时，蔡京送诗给蔡攸，表明此事行不通，希望此事不成以自我解脱。见利忘义，以至兄弟不合睦，如参、商二星；父子不相关，如秦、越二国。晚年以家为官府，谋求升官的人，聚集在他的门下，只要输钱纳货，就是仆隶也可当上美官，丢弃国家纲纪法度，使它们如同虚设。处处患得患失，培植个人势力，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最终导致国家祸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