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回顾检讨
1926年梁53岁，12月以病体渐痊，再度恢复忙碌生活，并常为学术讲演。其中有一场是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讲《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43：11-17），由孙碧奇笔记，刊于《清华周刊》第394期（12月17日）。他说：“讲起中国的币制改革，这也是一段伤心怄气之事。我个人从前关于币制的工作甚多，但现在几乎破坏无遗了。……我要讲的是我个人两次的经历： 第一是民二上半年在******币制委员会中，及民二下半年以后在币制总裁任内所作事（案：币制总裁是在民国3年而非2年）。第二是民六在财政总长任内所作事。此中共有大小问题十余项，现在分两类来说。第一类为根本的、全部的问题： 第一是改正单位重量， 第二是采用金本位或虚金本位， 第三是统一纸币发行权。第二类为临时的、局部的问题，其中包含甚广。”（43：11）讲演的时间是在梁逝前三年，内容是回顾他的货币改革政策与成果。从下列的四项反思，甚可见政治与军事因素对币制改革的干扰。
（1）废两改元（即取消规元改用国币）不能彻底办到。中国历来流通的货币大都是有孔的铜钱，此外也用银子，但因未铸成法定形式，只依重量计算，结果生出许多弊病。币改的第一步是铸造国币，废除银元，全国通用国币。废两改元的历史背景与各界的不同见解，在魏建猷（1955：174-178）和《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104-105、713-717）都有详细析述，因为梁是主要的当事者之一，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自从《国币条例》颁发之后，政府各项预算均按国币估计，各机关衙门收入支出一律改用银元，市场社会亦然。今日除上海、天津诸地仍有一部袭用银两外（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全国贸易几已尽改国币。何以废两改元不能彻底办到呢？此事从表面上看来，总说商民习惯一时不易改革，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海关不愿取消。……关税（是）财政上的大宗收入，……他既不愿废两改元，困难于是就多了。关税的存放，本在汇丰（英）、汇理（法）、德华（德）、正金（日）、道胜（俄）五行，五银行团因恐改元后不能再以银两操纵金融，所以连结海关及外交界的要人来反抗我们的政策。我们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致不能完全达到改元废两之目的。”（43：12）
（2）整理铜元另创十进辅币。清末各省自铸的银币与辅币种类繁多，成色不一，银辅币与大银元之间并无明确的比价，其实在光绪末就屡有十进化之议，但皆未行。与此事相关的文献，辑录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310-321）内。梁也是主要当事者之一，他的观感是：“……市面铜元充斥，物价腾贵，小民生计日感困难。因之，我们要想法处分铜元，并且另创十进的辅币。……因当时中央政府尚有权力，滥铸之弊可以禁止。不料洪宪以后，事遂中止。民六回到财部，因为任期很短，未能整理，而当时币制局的人员又是一种性质，与前不同。从前币制局人少事多，非常辛苦。后来各处铸造货币来局呈报时，局中只要一笔报效便不深究，所以币制局的事遂成一个肥缺，而办事精神完全松懈，以致今天铜元充斥的状况比从前更甚。我们从前一年多的乐观，都云散烟消了。”（43：13）
（3）集中造币厂。此事属于币制行政方面的问题，而非货币性的政策。张家骧（1925， 第4编页3-112）详述各地造币机构与造币厂的沿革概要，资料相当详细，梁的反省很能说明整件事情的始末与性质。“民国二、三年的时候，全国的造币厂大小共有十六个，……所以集中造币厂也是我的政策之一。我把造币厂集中在三个沿海的口岸，一是天津，一是上海，一是广州，其余一律裁撤。……可是在裁厂的时候，因为与别人的饭碗问题有关，所以麻烦极了。外面造谣的也有，恫吓的也有，……但到了后来，各地军阀要筹款，便找造币厂，将造币厂当作他们的摇钱树。因此造币厂愈开愈多，今天已不知增加了多少。从前集中的功夫又算白费了。”（43：13-14）
（4）采用金本位或虚金本位。虚金制的背景、正反意见以及梁的立场，已在第2.1节内详述，现在来看梁晚年对财政总长时期议改虚金制事件的回顾。“采用金本位是我多年的怀抱，但是筹备之先须买许多金子。当时国家财政困苦，不易举办。后来……欧战，当时世界金价大跌，……确是整理外债及改换金本位的好机会。……当时我做得有很详细的计划书和统计表，预计三年之中外债可清，金本位也可从容不迫的立稳了。当时我便下令给总税务司，叫他将应付未付之赔款提出，汇往外国购买金子。但是此时军阀们正无钱用，见有此存蓄都想染指，所以百计破坏，将镑盈提用，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便失之交臂。”（43：16-17）
这四项是梁两次入阁时期较重要的作为，前三项是属于体制内的改革或行政上的措施，在那个变乱的时代状况下，他所遭遇的障碍很能理解。真正重要的是他想把银本位改为虚金本位，此事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但如第2.1节末的结论所说，梁历次主张改采虚金制虽未能成功，到了晚年也屡以为恨，但以现在的眼光重新理解此事，反而要庆幸他的主张没能成功。
2.4结论
清末民初的货币问题错综复杂，有国际性的因素，例如国际银价长贬、外债、战争赔款等。有国内币制的问题，例如各地银两、铜元的成色不一，对币改的抗拒心随地而异。也有政治上的干扰，例如辛亥革命前后政局的动荡，以及各省对中央货币政策的服从度不一，等等。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乡村（传统）和城市（现代）两部门，对改革币制的反应不一，士农工商各业也各自有不同的立场与心声。在这些庞杂的诸多问题与面向中，本章只考虑国际金融与国内货币制度这两项因素，政治与社会性的面向无法在此详述。
本章以梁历年来对币制改革的言论，和担任两次阁员时的行政决策为主轴，佐以相关的史实和论点，作为旁证性的解说。在虚金本位问题方面（第2.1节），先解说国际银价长贬对中国的冲击，梁对此事的意见，以及各界所提出的各种对策。梁从赴日之前到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一直都主张虚金制是中国对抗国际银价长贬的良策，但各界对此制也有不同的意见，反对阵营中以张之洞最具代表性，而梁是属于极力赞同派内的要角。第2.1节除了对比正反双方的意见之外，也解说了梁对虚金制的认知在1904年时并不够正确，有些违背学理之处，到了1910年时他才对虚金制有正确的理解。
本节的另一项重点是：虽然梁在1917年时，念念不忘要把中国的币制改为虚金制，但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若中国当时真的改成虚金制，恐怕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中，会被金本位国家（英、法、美、德）拖下水，产生“金脚镣的溺毙效果”。再说，英国在1931年脱离金本位之后，国际金本位制度随即崩垮，中国若在1917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加入“黄金俱乐部”，在十多年后又如何应变？所以中国不采梁所主张的虚金制，而停留在原来的银本位制，事后看来并非错事。梁当时的主张与见解都不错，只是日后国际金融局势的变化，是他当时所未能预见的。
第2.2节的内容与国际金融无涉，纯是国内币制改革的钱钞与银行问题。梁对晚清铜元泛滥、币制混乱的弊害甚感痛心，写了好几篇议论性的文章，都甚有见地。他受到日本运用公债来整理币制成功的启发，提议中国仿行；但鉴于清末几次公债失败的例子，民间对梁的提议并无热烈回应。他在1914年就任币制局总裁时，也提议过要发行国币汇兑券，但此议在新义上、行政费用上、可行性上都有很大的困难。这些子题在第2.2节内都已详述，结论是：梁对推行国币改革的诸项提议，主意虽佳但都难以落实。
梁在1914年和1917年两次入阁，先任币制局总裁，后任财政总长，但任期都很短。两次担任阁员期间，他力图有所作为，例如制定国币条例，积极向列强贷款以进行币制改革，要把中国带上虚金制的轨道上。此外，他也积极地做了一些改革性的工作，例如废两改元、整理铜元、创十进辅币、集中管理造币厂，等等，但这些努力后来都没能成功。他晚年回顾这些改革失败的原因，认为在国际政治方面，主要是列强不愿配合，干涉币改政策；在国内政治方面，主要是政局动荡，人事更迭，行政人员不够积极任事；在军事方面，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把造币厂当作摇钱树，破坏了货币发行的管理制度。
整体而言，梁在清末民初对中国币改的问题下过许多功夫，有过不少政策性的提议；在两次阁员任内也极思振作，但被国内外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干扰，这些努力都没能成功。
2.5附论：格里森法则
梁在《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1910，21：110-113）中所谈的，是现代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这是英国商人、官员格里森（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所提出的见解，梁一开始就把它的意义界定得很好：
“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之货币并行于市场，其法价同而实价异者，则良币必为恶币所驱逐而澌灭以尽。”他举了六个中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第一例最简明，抄录如下，但其他五例亦值得参照，才能展现此法则的多面向性：“昔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制钱，分两凝重、肉好完整，且所含铜质亦极纯良。及咸丰、同治等钱出，一切不如彼，而每枚法价彼此相等，故康、乾等良币为咸、同等恶币所驱逐，渐绝其迹。此格里森原则之作用也。唐、宋以来之钱币，有所谓短陌者，皆由于此。”（21：110）
梁写此文的目的，是清末屡有改革币制之议，他要提醒国人说：
“我国前此及现行之币制，其犯此原则而导其作用者不一而足。”导致“圜法旋立旋坏，终无持久之效”，“数千年来币则所以纠纷而不可理者，皆不明此原则之作用使然”。其实在中国货币史里，很早就明白这个现象（梁所举的六例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未曾赋予固定名称，也未析述其中的运作原理。梁的优势是参考日文的货币银行学著作，依西洋经济分析的手法，先界定此法则的意义，然后举六个中国实例，之后再依货币学书籍，举出八项会触犯此法则的禁忌，以及此法则运作之后的四项祸害。以下各举一例说明梁所谓的禁忌与祸害。
禁忌三：“国家既定某种金属若干重量，为本位货币一枚之定量，而后此铸币时，或官吏舞弊或国家欲借此为筹款之一手段，而续铸之币有减低其成色者，则此原则之作用必起。”祸害三：“良币日流出国外，金融紊乱，国家遂渐成中干。”
这三页多的短文，简要地说，是把当时货币银行学教科书内的基本道理，以生动条列的方式，提醒倡议改革货币者要注意古今中外都存在的现象。梁用六个例子、八大禁忌、四项祸害的写作方式，清楚明白，简洁有力。然而梁在此处以及其他文章中，举例说明此法则时，都犯了一项基本认知上的错误。以《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21：106-110）为例，他说各省滥铸铜元，会产生格里森法则即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得市面上的铜元成色愈来愈差，终致只有劣钱流通，民间大受其害。这个例子是正确的，但他进而推论说，劣质铜元会进而把银金等“良币”也驱逐出境，“不及数年，而格里森原则之作用起，全国之富力销溢于外，国民悉为饿殍”（21：107）。梁显然过度推论了。金银会外流，主要是国际收支逆差造成的，不是被劣质铜元逐出去的。若硬要拉上关系也可以，但较曲折：
铜元泛滥造成中国币值不稳，国币贬值会造成进口成本增高，但也会帮助出口成长。若进口值超过出口值，就会产生逆差，金银外流，但这已不是格里森法则的原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