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较少表明所依据的文献，但从路线上可以看出，他对德国式的保护主义和国家主义较认同，这些见解在德国国民经济学派（如李斯特）的著作内，也可以找到相当的共同点。简言之，孙派仿效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福利路线，再加上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以及《民报》所强调的土地国有论；梁则采德国式的国家主义和保护政策。双方的立论，基本上还是吸收日本和英美的学说，然后依照自己对中国国情的见解修正后，向读者作半专业经济学、半政治性诉求、兼攻击对手的诉求。
从行文的策略来看，《民报》较诉诸理念，旨在唤起读者的热情与希望，共同期盼中国将来能有一个新的经济面貌，在理想上、目标上、说理上都相当引人。而梁的文体则较务实，着重在落实执行时的诸种困难。对同一问题，因双方的着重面不同，所引发的阅读冲击度也各异：孙派是革命者式的许诺远景与愿景，梁是以现实的执行为考虑。梁的笔锋较锐，文字平实，论点简明。相对地，《民报》（尤其是朱执信）的文笔较松软，冲击力较低，时常过度冗长无味，论证的能力远不如梁那只能“搅动社会”的笔端（严复语）。《民报》在这场论战中，较精彩的是第12号那篇长文，恐怕是因为有汪精卫合著才有此效果。梁在这场笔仗中，以一人之力敌《民报》众人而毫不示弱失色，确有过人之处。
在这场经济路线的论战中，《民报》较居弱势之处，在于当时各国尚无实施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化成功之例可引述；此外，梁所举的实际问题与障碍确实存在，而且难以立即铲除。清末的状况因为贫困者多，社会与经济的正义有严重缺失，所以《民报》诉诸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化，是一项很具吸引力的宣示；然而他们的论点有时较情绪化，让读者有稍较不成熟的感受，反而有害说服力。相对地，梁主张中国应该培植大资本家、采取保护主义，希望能借此改善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的局部状况。但这么做的代价，是会对国内所产生贫富差距恶化、农工两部门不均等发展的后果。梁的说理较冷静、清晰、有说服力，《民报》派人士在激情之下，反而把一手好牌打坏了，梁则是把格局有限的牌打得有声有色。最后尚有一项观念需辩明：土地国有化并非亨利·乔治的主张。
“我并不提议去购买或没收私有的土地财产权。购买是不公正的事（因为土地价值的增加并非土地所赚取来的），而没收土地是没必要的事。让目前拥有土地的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仍旧持有土地，也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土地。让他们继续称之为‘他们的’土地。让他们买卖、继承、分割土地。我们可以安全地让他们拥有外壳，我们要的是精髓。没有必要去没收土地，只需要把地租充公就够了。”[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1916：401-402，见Schiffrin和Sohn（1959：89-90）的引文]
孙文和《民报》的单一税论是承自亨利·乔治，但土地国有论则是胡汉民等人的主张。回观孙文的土地政策，在精神上是以“平均地权”为主，他要征收的是土地增值不劳而获的部分，他也要把土地分配给使用者，但这不等于土地国有化。《民报》的作者既主张单一税，又高喊土地国有化，其实这是逻辑上的矛盾：土地一旦国有化，则必然无行无市，就算可以出租，但租金必低，何以足够国用？
《民报》高喊土地国有论，对推翻清朝并无帮助，因为一般拥有土地的人，必生恐惧而不愿支持。其实《民报》在土地政策上，只需喊出平均地权和配合性的措施（例如：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耕者有其田）就够了，国有论反而是个有害的论点，因为若要国有化，又何必要地主申报地价，然后又涨价归公？至于单一税是否能在中国适用？梁从财政、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所作的顾虑，回顾地看来是对的，Schiffrin（1959：563）也有类似的判断。
6.5延伸讨论
以上四节对《新民丛报》和《民报》在1906-1907年的争辩，作了对比性的摘述与评论。双方日后并未再度就此主题对阵，所以此事应已结束，但有个子题可以作为附录性的续谈。梁在1926年10月发表一封信《复刘勉己论对俄问题》（42：65-68），简要谈到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这个主题在同年11月的讲演稿（《国产之保护及奖励》，43：87-103）中，表达得非常详细，可视为梁在20年之后，对与《民报》辩论的再申论。
1926年梁54岁（逝前3年），当时他已退出政治活动，在清华园内讲学；从1917年末他卸任财政总长之后，对经济问题已多年不研究不谈论了。之所以会再引发他这场豪兴，主要是在1926年10月23日给刘勉己的信上，谈到俄国侵华的问题，其中牵涉共产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子题。“我的主张是很平凡的（或者也可以说很顽固的），也许连你都不赞成。我不懂得什么人类最大幸福，我也没有什么国家百年计划，我只是就中国的‘当时此地’着想，求现在活着的中国人不致饿死。因此提出极庸腐的主张是：‘在保护关税政策之下，采劳资调节的精神奖厉国产。’不妨害这种主张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我都认为友，妨害的都认为敌。”（42：66）或许梁当时对这个问题勾起了兴趣，所以在11月的一场演讲中，以《国产之保护及奖励》为题，申论他对中国经济诸问题的见解，以及他对中国产业症结的几项看法，附带地对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了相当的批评。梁的讲辞相当生动，或许由于发言时没有心理负担，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动人心弦。
先看一段他对“三民主义”的批评：“我们广东人有幸福，生活在三民主义政府之下已经好几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繁盛城市商民们的产，有多少被伟人们共到荷包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乡下，几百年以农为业的，现在的田都荒废不耕。为什么呢？因为乡团里头几根自卫的枪，都被‘民生主义’抢去。你耕田，强盗爷爷来收谷，只好不耕便了。我们这个小村落诚然不足道，但至（少）也有几百亩田和千来个壮丁的生产力因此消灭掉了。”（43：89）这段话大概是梁借题发挥，其实他有更严肃的分析与诉求：“中国生产为什么颓废到这步田地呢？其在农产方面，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内战频仍、盗贼充斥、征敛烦苛、堤防失修、道路梗塞，等等，这些都是历朝叔季之世通有的现象。救济之法，全在政治本身，拿什么欧美经济学说搬腾讨论，纯属隔靴搔痒。”（43：90）
依梁的分析，在产业方面中国有几大病源：
（1）没有人才，没有运用现代工业组织的学识和技能，企业中十有九都是从旧官僚或旧式商业转型的，常常因为看人办厂赚钱，就起哄贸然创办企业，“一帮一帮的在台面胡闹一阵，转瞬间便风扫残叶，夹着尾巴滚下去完事”（43：91）。话说得虽然有点轻佻刻薄，但也反映出一大面事实。
（2）没有资本：“据丁文江君的统计，……所有新式事业合计最多两千兆元，比例全国人口，每人摊不到两块大洋。工业资本觳薄到如此，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每项工业，合起我们资本的全部，只怕还比不上人家一两个托辣斯，试问怎样子和人竞争？……你看！前几年轰轰烈烈的纱厂，现在那一家不是跪着求日本人接办？”（43：91-92）
（3）内政腐败：“公司要存案吗？拿黑钱来。要火车运货吗？拿黑钱来。想通过一个厘卡吗？拿黑钱来。……诸如此类，平常种种刁难勒索，已经无法应付。何止如此，一个督军来借十万，别个督军来借二十万。强盗来抢一个空，穿制服的强盗来更抢一个空。近来越发文明了，择肥而噬，看看哪件有点油水可沾的，便高喊‘收归国有’、‘收归党有’。”（43：92-93）
（4）关税弱势：“以没有人才、没有资本的中国，所谓嫩芽者已经娇脆到无以复加，却是关税受条约的束缚，丝毫没有保护的可能。不宁惟是，还有许多外国货物所享特权，如子口半税之类，自己人一概享不着。……正如抱在怀里又黄又瘦的小孩，出去和久经战阵的赳赳武夫打仗，人家拿脚随便一踢，便可以叫他变成肉泥，他的父母还像没事人的笼着手在旁边白看，你想这孩子还有几希幸存之望吗？”（43：93）
除了分析这些客观的形式，他也说了一些悲观愤怒的话，其中有对孙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时髦的青年们，十有九是孙中山‘知难行易’的信徒，只贪着求书本上智识或求幻想中创解，对于实际情形和实在条理都不屑注意。……所以做起事来，才能方面，并不见得比旧官僚高明；道德方面，因为有新学说做护符，作恶倒比旧官僚更凶几倍；学问方面，坏的不消说，好的也多半在学堂里听些高深空洞的理论，或研究些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欧美社会实际问题。漂亮点的便贩些‘主义’来谈谈，调子越唱得高，锋头越出得足。”（43：95-96）大肆批评之后，梁提出四项政策性的建议，希望能对中国的生产事业有所帮助：（1）关税自主，此事前已分析，不赘。（2）裁厘：废除19世纪中叶以来在各省的内地货物通关税；这是因为关卡重重，对生产者与消费者都造成相当重的负担。（3）洋商在通商口岸用机器纺制的棉纱棉布，除了缴交出厂税外，其余尽行豁免。梁认为出厂税是国内税的性质，不容外国用条约来规定，这不但干涉内政，而且对国内厂商不公平。（4）主张政府对特种工业应格外保护奖励，以低利贷款的“保息”方式来协助。（43：97-99）
这四个论点其实并无多少新意，此外他又杂谈几项议题（43：100-103）。（1）具有独立性质的事业（如铁路、自来水），因为成绩不佳，所以梁主张这类事业“都暂许私有”，但要规定若干年后，以某种条件可以随时收归公有即可。（2）累进率的所得税制虽然合理，但因为经营成功的企业太少，所以梁反对立即实施。“老实说，‘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现在想救这奄奄垂毙的中国，只有全副精神奖励国产，先求对于外国资本家脱离羁绊宣告独立。至于将来本国资本发达后会生出流弊，自有那时的政治家讲救济之策，不劳我们现在越俎代庖（如地价差增税、遗产税之类，对于那种非用生产手段勤劳获得之利益，增加税目或税率，我自然主张立刻实行）。”（43：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