窜改儒术董仲舒
儒家应该感谢董仲舒，没有他也就没有儒家流芳千年深植民心的今天。但是，诸子百家应该咒骂董仲舒，没有他，百家的思想也就不会淡出历史的记载，更不会那么迅速地失传。中国学者们对董仲舒恨到骨子里，没有他，中国思想界也不会从百花齐放的春天一步跨进万物萧疏的寒冬。
但是，任何事物，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我们在痛恨的同时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翻开那页历史，窥探其中更加耐人寻味的字符。一种思想最理想的推进过程就是以继承、批判、创新与发展来循环的。董仲舒就是那个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如果不被继承，不经过同类的竞争，就不会有创新的机会，更谈不上发展与进一步的继承了。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此时的边患还是来自于北方匈奴的侵扰，尽管凭借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但反击匈奴这一工作，需要西汉的实力，也需要作战的最佳时机。这是两项需要后世继承人努力完成的任务。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有大秦独尊法家而迅速覆灭的前车之鉴，汉文帝景帝之时奉行黄老哲学，实行“无为而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终于使国家恢复了元气，一片太平景象。
公元前140年左右，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刘彻即位。承接“文景之治”的盛世之风，他一边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一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是必然了。改变统治思想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黄老之学维护者的利益，于是，一开始，汉武帝的这一举措就遭到其祖母窦太后的阻挠，不仅附和汉武帝的大臣们被罢免，有的甚至被处死。
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的新治国思想才启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与其说是对儒学的继承，倒不如说是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创新。首先，他“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是汲取“天命”、“天治”、“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阴阳家中，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加上当时天文、历数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而构造出的新体系。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与天是相合的。人的活动认识均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需要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心”、“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显然是继承了思孟学派（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发展得十分精致。
另外，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西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而在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来定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朝统治者巩固并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但是，这一理论虽然有宣传“君权”的一面，也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指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在《春秋繁露·尧舜不善移汤武不专杀》中说：“且天之生民非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董仲舒对于皇位更换和改朝换代的解释。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会出现自然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还不知畏惧，大祸就要临头了。
董仲舒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社会的“大纲人伦、道观、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尽管这一哲学理论遭到后世的严重批判，但是对于西汉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无疑是最适合不过的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认为“道”是源自于天的，“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永远不变。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的观点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更不同于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伪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通过教育就可以达到人性善的结果。君主要按照天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这一理论的重点就是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的“寡语”、“节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显然为封建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西汉对历史经验总结后并经历几十年的选择而确立的官方哲学。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的新思想体系。他不仅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确立了帝王的绝对统治权威，还用“三纲五常”这套伦理学固定了社会阶级架构，而他“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彻底把他的新儒学思想推上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又会禁不住提问，为何汉武帝会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呢？因为法家在大秦帝国的惨败，让新的统治者心生畏惧，而先秦百家思想中的显学——儒家和墨家最具有名气，墨家的思想显然是不受帝王青睐的，在秦末汉初，儒学经历秦朝时的低谷期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至汉武帝时，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每一门学科都是儒学的渊薮，所以很容易统摄社会的思想信息。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儒、从儒，如鲁申公自楚返鲁之后，“退居家教，终生不出门”，但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汉武帝相中了儒家思想。
此外，汉武帝之前的政治特点，是：“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欲政治”后，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其次，《春秋》公羊传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颇采儒术以文之。”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此话太过直截了当，直戗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也仅是“术”而已。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作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而在中国思想界，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在这一点，董仲舒功不可没。
但是，从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来看，董仲舒窜改并且独尊儒术，为民族思维框了一圈不可摆脱的桎梏，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百家不存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于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但在统一政治思想上，汉武帝操作起来要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或者说，董仲舒要比李斯识时务。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的暴力手段统一思想，结果激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反抗。而汉武帝吸取了这个教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和平处理方式的影响远比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个书生要广泛得多、深远得多。而且这二者自身又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严格地归属门派，董仲舒算不上真正的儒家，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外衣，整合阴阳家墨家等思想创立的新理论。而李斯主张的是纯粹的法家思想。之所以说汉武帝高明，是因为他懂得禁锢臣民的思想，烧杀都不管用，而是灌输给他们利于自己集权统治的思想，给他们的思想画一个大圈。就像人们利用驴子的时候，不是把它们绑起来，而是蒙住它们的眼睛，让它在固定的地方拉磨转圈。汉武帝让知识分子拉的磨就是董仲舒窜改后的新儒家思想。
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建构，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