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暂且抛开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再从孔子的思想着手，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考量一下，正统儒家思想为何会成为此后历代帝王统治工具的首选？对于中央集权的作用何在？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制”。“礼”是一种等级制度或等级学说。中国商周时代弱者向强者进贡的规矩，就是掠夺与征服的延伸。周代用严格的礼制使得这种掠夺合法化，进贡成了天经地义的“文明”行为，成了叫孔子眷恋不已的“礼”，“礼”被赋予了高贵神圣的意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这样的等级社会，天子主宰着所有国家大政，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级规范行事，绝不能越雷池一步。
《韩非子》记载了一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长沟，子路作为邑宰（县令），熬了点粥给奴隶吃。孔子知道后，大发雷霆，派子贡去砸了饭锅饭碗。孔子说，天子诸侯士大夫都应该遵守周礼规定的爱，超出周礼规定的爱就是逾礼，是蔑视上级的侵权行为。“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
孔子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是说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所在等级的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只能“思不出其位”。孔子把这种等级制度用礼固定下来，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臣民如果都能守礼，就会驯服地、毫无怨言地接受君主的绝对统治而不至于犯上作乱。所以孔子特别提醒君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人民知道怎么做，不让人民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人民就不会怀疑统治者，更不会反抗了。所以，当孔子得知晋卿赵鞅铸刑鼎，把刑书刻于其上时，就抨击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晋国公布成文法破坏了等级秩序。如果不公布成文法，“民”就只知按习惯服从上级，不会有非分之妄想和妄动，君主就可任意摆布臣民。现晋国公布成文法，那“民”就会根据法的规范行事，而不听从统治者的任意摆布了；且统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律的某些制约，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按等级制的习惯法去处理（参见《左传·昭公元年》子产决公孙楚与公孙黑一案），因此势必会造成“贵贱无序”，而且民既已知道法律规定，还谈什么“不可使知之”的规矩呢？
儒家所谓的平等原则，仅仅指“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是平等的。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有贤与不贤之分。孔子把人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学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属于“学而不知者”，只能作为被统治阶级听从和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学而知之者”为他们制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孔子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对愚者的统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推举。
孔子认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无知的。不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虽然教育和环境能够改变人们的品性，但对于这些根底恶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无法令其好转，这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种既愚昧又狡诈之民虽然难于改变愚性，仍可通过对忠孝仁义之道的培养，去其狡诈，返归愚直，这样的愚直之民才是君主最易统治的良民，所以孔子非常自信地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还表现在他要求人们安于贫困上。孔子极称誉颜回，因颜回能安于贫困。但现实中像颜回能安于贫困的人又有几个呢？所以孔子告诫人们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级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贵之道？没有求得富贵之道的人们只有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生活、温顺地接受剥削和奴役，决不能有非分之想。如果人们都安于贫困、乐于接受统治阶级所施与的一切，就不会有非分之想，更不会因生活的困苦铤而走险，走上反叛的道路。像这样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曾用“无违”概括了孝悌的实质，“无违”是指不要违背君父官长的意志。只有平时在家里养成不违背父母兄长的习惯，在社会上才不会违背君主官长之令。
孔子把是否违背父亲意志作为衡量孝的标准。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变其生前的意志，这才算孝。若真如此，中国人如同鲁迅小说中的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了。这种只知道对父母兄长唯唯诺诺、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和抱负的“孝子”只能是“愚子”。这些“愚子”到社会上就变成了忠臣或顺民；他们是一群逆来顺受的“良民”，是绝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有人感慨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在这里把孝悌与政治画了等号。孔子认为一般的人只要培养其孝悌思想就行了（他称这种伦理道德的培养为“学”），一般人能够懂得孝道，就算是学习过了。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是根本，学文只不过是“行有余力”的人的进一步深造。子夏进一步阐发了孔子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直截了当地把孝悌的培养当做学习的主要内容了。
可见，培养没有自己意志、没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标。后世人把这种教育看做是愚民教育，在如今的我们看来，的确如此，不是吗？
另外孔子还有一些“有教无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与其说教化，倒不如说潜移默化地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一个小范围内。这也正是统治者需要的。
而到了汉武帝时候，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高于人的“天”正是他的神学理论的成功基础，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纵观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以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而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以致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百家没有了立足之地，在此后的千年甚至更远的岁月里，也失去了重生的土壤。
给自己盖一座监牢
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使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没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规范、法律章程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哲学体系。汉武帝时，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于是汉武帝便招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东西。
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被采纳之后，他对汉武帝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意思是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息灭，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这正是董仲舒文化学术专制的体现，而与其在政治专制“三纲”思想上是完全统一的。登上巅峰位置的儒学，在学者们的大肆弘扬中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
在儒家思想的这个“磨”周围，人们都成了“驴子”，正像统治者希望的那样，谈到中国哲学，我们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大多是人伦哲学，人们自然想到儒家，谈到社会政治思想，人们还是想到儒家，而谈到个人个性的发展，人们傻了眼，自上而下，自我们有记忆以来，衡量一个人好坏，判断社会风气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作为，我们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儒家思想。
曾经百花齐放的诸子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独有的标志和传说，而两千年来的人们，思想就在这个儒家的圈子里，谈个性就不够时尚，但却让人憧憬。当西方文艺复兴，让欧洲的“人性”觉醒时，我们的子民们正在儒家思想的“甜甜圈”里面沉睡。正是思想界的风平浪静，文化思想的单一，让中国的封建社会阶段步入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7、18世纪，中华帝国的发展步伐终于在国人的沉睡中放慢了速度，而西方文艺复兴给人性复苏打开了一道明亮的窗户，把东方雄踞的睡龙狠狠地甩在了后面，不仅如此，这条睡着的巨龙还被无情地遭到侵犯，这一切不光彩的历史，也正是中国人思想匮乏、创造力匮乏、国家落后的根源所在。
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看看春秋战国时代那段思想解放、学术自由、令后世人向往的历史吧。
每一次思想解放兴起前，必定是有禁锢思想的对象存在。而以我们惯用的思维来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西周王朝对其子子孙孙的传承和分级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那就是周礼。这套制度不仅约束全国上下的阶级分配，还约束民众的道德行为，虽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就这么一个粗陋的周礼却称霸数百年，与尊崇周礼的孔家思想相比，前者好比一个栅栏，而后者却是“石磨”兼蒙在众人眼睛上的黑纱。
春秋后期，礼乐征伐的发号施令者逐渐从天子手中分散至下一级的诸侯国君。诸侯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战争就不可避免。而频繁的战争就会刺激国君们想方设法地变强大，只有这样，才会得以生存，进而才有称霸的希望。离经叛道的诸侯国首先反对的就是封建制周礼。顾名思义，所谓封建，就是封邦建国。历史发展的需求以及人类思想长期禁锢下的期盼，百家争鸣在华丽的历史舞台上登场。春秋诸强和战国七雄的产生，早就宣告周礼的灭亡了。“乱臣贼子”都可以建邦立国，逐鹿天下，哪里还有“礼”存在的位置？直到秦国的崛起和其后步步灭六国的历史演变，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应运而生。至此，周礼原有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战乱并存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终究要在秦王朝的手里告一段落。
诸侯国之间的角逐，实际上也是思想界的激烈斗争。曾经让小小的秦国一跃成为统一天下的帝国的法家思想胜出，成为所有思想学派中最大的赢家。但是戎狄出身的秦始皇并不像周礼里成长起来的其他国君那样善于摆弄柔性的制度，而是采取强硬的手段治国，与法家的“严苛”不谋而合。此时，用武力和法制根本成就不了秦始皇所希望的民众思想道德建设，于是丞相李斯跳出来献策，那就是把法家推向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讲，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也就会遵从法家了。可是事与愿违，法家思想不像其他学派，例如儒家那样温柔，而是像高压电网一样危险，稍有不慎，人人都会成为“刑徒”，不是被发配到边疆，就是去搬砖头。从政治体制上讲，秦王朝标志着中国从原本的封建社会进步成为君主专制社会，迈入了中央集权的门槛。
但是法家思想终究对百姓不够温柔，以至于连一介草民都指着朝廷大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迅速地平息，从秦王朝这一看似平静的湖面上，却暗藏着汹涌的力量。秦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是这力量的爆发。一时间，诸子百家思想又一次冲破法家尚不坚固的牢笼，奔向全国的各个角落。
新王朝的建立者非常的清楚，前车之鉴就在隔壁不远，此时若要再施行高压管理，刚刚平息的暗涌势必再次崛起，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任自流。于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被选中了。人们在宽松自由的政策下，疗战火带来的伤，休养生息，甚至在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而到了汉武帝时候，思想解放和松散的管理策略已经不是当朝所希望的了。汉武帝对于禁锢思想更感兴趣，因为他想采取的一些措施需要一种思想作为前锋。这时候，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跳了出来，正合汉武帝心意。就这样，孔家的明灯照耀着普天之下。中国人真正的“被洗脑”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尽管董仲舒和李斯在前期都相当高调，而后来又识时务地顺应潮流，但是董仲舒比李斯确实要聪明，不仅仅是手段高明。按照中国人“恻隐之心”大多倾向于同情弱者，所以近年来为李斯翻案的都叫好，而为董仲舒翻案的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