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社会的生活情状，已经是那样陌生和遥远。中国上古的社会生活，传说与历史并存，而对它的理解，由于重重累积的意识形成有意无意的包裹和遮蔽，更是仁智不一，莫之或从。但是有了前面对夏商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生产的分析，我们对夏商制度的本质就不难作出正确的认识。
【第一节】 传说的启示
关于中国上古社会的传说，现在可见的最早文献是西周的《诗》、《书》。《诗》中有关“禹”的传说：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大雅·信南山》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大雅·韩奕》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文王有声》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诗·商颂·长发》
《诗》关于“商”的传说：
“天命玄乌，降而生商”《商颂·玄鸟》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有绒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恒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长发》
由玄鸟和有绒氏（《天问》《帝繇》中称简狄）诞育了他们的始祖契。
关于“周”的传说：
“厥初生民，时维姜螈。……履帝武敏欣，……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大雅·生民》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未胥宇。”《大雅·绵》
“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逸周书·商誓》
《尚书·吕刑》中说，上帝曾派下来三个神人“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稷是周的宗神，伯夷是周的婚姻氏族姜族的宗神。
《诗》、《书》中的古代传说，是最古老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产物。虽然人物不多，大都只与各自的氏族有关，而且事迹简略，但都是从文明初曙时代留传下来的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真实”故事。前已说明，禹的传说反映的是中原民族龙图腾崇拜的朦胧历史；商的传说则反映了东方鸟图腾信仰民族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它们的意义最主要的是与农业生产的历法时代有关。周族始祖后稷的故事与前二者比较起来，其派生性就明显得多。周人是龙崇拜的民族。周人一直视自己为夏民之后裔，上古龙崇拜的主要文化遗产《易经》由周人而始发扬光大应该不是偶然的。后稷和禹、商一样。都是以农业生产专家的身份出现的，只不过禹和商的身上由于笼罩着一层更古老的图腾崇拜的灵光，所以难以辨别。但后稷由于“辈分”稍晚，身上就只剩下我们现在还很熟悉的祖先崇拜的影子。
到战国以后，诸子百家兴，神话人物及其事迹亦日益繁多复杂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官学下渐，原来传布于民间的上古事迹得以上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过去的历史自觉和反省的结果。历史发展到那样的时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口，未来的路到底怎样走，大家有很多意见的分争，这种分争的结果就是诸子百家的诞生。为了光大己说，大家纷纷“引经据典”、“以史为鉴”，正是在这个反省的过程中，上古社会的历史就日渐清晰或繁杂起来。
对过去的人物和历史传说记叙最完整的莫过于《世本》。《世本》有《作篇》，专门记述上古社会的人物制作，兹摘录如下：
[燧]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为名。
[神农]（一）神农和药济人。
[蚩尤]蚩尤作兵。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
[黄帝]（一）黄帝见百物，始穿井。（二）黄帝乐名《成池》。（三）黄帝造火食、旃冕。黄帝作旃冕。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旒。黄帝作冕。（四）羲和占日。（五）常仪占月。羲和作占月。（六）后益作占岁。（七）臾区占星气。（八）大挠作甲子。黄帝令大挠作甲子。（九）隶首作算数。隶首作数。（十）伶伦造律吕。（十一）容成造历。（十二）苍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十三）史皇作图。（十四）伯余作衣裳。（十五）胡曹作衣。胡曹作冕。（十六）於则作屝履。（十七）雍父作舂杵。（十八）胲作服牛。（十九）相土作乘马。……（二十五）挥作弓。（二十六）夷牟作矢。（二十七）巫彭作医。
[颛项]祝融作市。
[尧]（一）巫成初作医。巫成作筮。巫咸作鼓。（二）无句作馨。（三）化益作井。
[舜]（一）舜始陶。（二）垂作规矩准绳。（三）垂作耒耜。垂作未耨。（四）咎繇作耒耜。（五）伯夷作五刑。
[夏]（一）鲧作城郭。（二）禹作宫室。（三）奚仲作车。（四）夏作赎刑。（五）仪狄造酒。
《世本》之外，诸经、诸子记载古代之人物制作，亦可与《作篇》相参证。如：
《易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未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离。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卦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
《管子》：“虑戏造六漉，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
《尸子》：“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
《吕氏春秋》：“大挠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
《山海经》：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番遇是始为舟。吉光始为木为年。般始为弓矢，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义均是始为巧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日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白虎通》：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黄帝作宫室，以避寒署。
《说文》：古者芒氏初作罗。古者夙沙氏初作煮海盐。黄帝初教作糜。古者黄帝初作冕。古者掘地为臼。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古者女娲作簧。古者随作笙。古者挥作弓。古者昆吾作匋。古者垂作耒枱，以振民也。古者垂作钟。古者马曹作簿。车，夏后氏奚仲所造。
《汉书》：“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
《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诸此种种，不一而足。《礼记·考工记》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考工记》：作者的这一席话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中国的上古圣王，或者祖宗神，或者人神，他们之所以成圣王、宗神、人神，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制作和事功，他们是上古社会的发明家、专家和领导者。
离我们最近，已经站在文明门槛边上，从而得以引导先民初窥文明之堂奥的是尧、舜、禹三位传说很广的圣人。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鏖裘，夏日葛衣，虽临门之服养，不专职于此矣。”《韩非子·五蠹》
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野人者几希。”《孟子·尽心上》
禹“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孟子·尽心上》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
禹“行山表木，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
我们所知的上古圣王，无一不是有大功于民，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当然，战功也被后世说成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神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农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战争和掠夺不是积累财富和文明进步的主要方式。在中国上古的传说中，只以战功显赫的圣人是没有的，中国没有战神。鲧殛羽山，一说因他治水无功，一说因他反对尧的继承人而被列为“四凶”之一（事见《韩非子·外传说》），他虽然治水不成，但毕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始作城郭，过不掩功，故仍不失为神。正如《国语·鲁语上》所云：“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扦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在上古社会，民智未开，生存弥艰，人类必须靠集体协作，才能从自然界获取必需的生存资料，在这种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族群的领袖必须是有才智、有能力、能吃苦的行家。如果偶然有什么制作，那就更加是圣（神）人了，他也因此被追认为宗神。禹、商和后稷是其中最杰出的三位。所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圣王，宗神，其实都是专家，发明家，带头人。只是因为他们杰出的才智和卓越的引领，我们的祖先才得以从蒙昧一步一步艰难地迈向文明的门槛。每一位上古祖先的传说和故事无非中国上古先民文明之旅的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里程碑。
【第二节】 禅让与职官
禅让之说，始于儒、墨。
《尚书·尧典》：“帝曰：明明杨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有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1]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日》
记唐、虞禅让之事最详者，无过于《孟子》：
《孟子·万章上》：“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儒家从德治的角度来称赞禅让，但其中仍然透露出一些上古社会的真实消息。舜之被推举为“天子”，实在是因为他的实干精神（参阅《史记·五帝本纪》）。而禹之被推举，则更是由于他治水的丰功伟绩，尽管治水是后世演绎的结果。
《墨子·所染》篇称舜、禹、汤、武“功名蔽天地”。《尚贤》（上、下）篇赞扬尧举舜，禹举益，汤举伊尹等，成为极盛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墨子虽未专篇写尧舜，但在全书中极为推崇尧、舜、禹的尚贤精神及其圣王之道。墨子是从尚贤这个角度来宣扬禅让的。可以说墨家是真正了解了上古禅让的真相。其所以如此，因为墨者是百工一流，本身就是专家出身，秉承了上古专家的遗脉，其记忆印象之至就是上古的专家治“国”时代，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就是恢复上古专家治国的精神。但到墨者之世，专家治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墨者的主张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绝响。
不过关于三代文质彬彬的禅让传说，受到法家韩非子的怀疑。《韩非子·显学》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而且，从当时魏国依据古资料编成的《竹书纪年》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蹇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这种说法与儒墨之说也大有出入。
但无论《竹书》还是韩非子都没有否认尧舜的存在以及尧舜之能。《韩非子·势难》盛称尧舜之贤——这里的“贤”显然不是指道德的意义，因为《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其也。”《忠孝》篇说：舜“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但他所驳离掉的无非是后世儒家给他附会上去的道德的外衣。他把儒家渲染的道德礼让气氛一扫而空。实际上道德的意识在当时还不可能产生，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各自的才干与事功，他与墨家的尚贤的主张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没有否认他们各自的贤能和事功，而这正是上古专家治国的内在精神。
专家政治，强调的是个人的才干和事功，而不是德性，儒家孔孟和太史公无非是以他们当时的道德主张遮蔽了上古社会专家政治的实质。但上古社会的历史残片都在向我们透露出当时专家治国的真实消息。正如前引《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
在中华大地英雄时代的“王”。即所谓“君”、“天子”，有组织领导生产的职责是很明确的。由农业收割工具演化成的礼器，即与陶寺大型甲种墓长方形穿孔石刀相类的玉石器在江苏、浙江、山东、陕西、河南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最高行政长官生产生活管理权是普遍现象。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后，长期保存的藉田典礼则为其遗风。从文献记载看。在五帝时代，黄帝与炎帝战前的准备是“修德治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擒杀蚩尤后的政绩，更包括有“时播百谷草木”，“节用水火材物”等组织生产之事。颛项在传说中是以进行宗教改革的大巫而闻名，却也获得“养材以任地”的赞语。帝喾高辛则能“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归结一点是“溉执中而遍天下。”……可见都是把政方面的职权放在重要位置。至于尧舜禹，从《尚书》到《史记》，记述最详的仍是民政方面的功绩。如尧，一是任命羲和观象授时，二是组织治水。对舜的考察也重在生产斗争的经验及组织生产、处理民政事务的能力……大禹流传千古的功绩更是治水。……夏代太康失国的主要教训也在于统治者“忘伯禹之命”，启始淫逸康乐，太康更盘游无度，失政而崩。此后，夏商王朝覆灭的原因也与此有关。这说明在我国古代社会，王权从萌芽之初到确立之后，民政方面的职责都是其主要内容之一。[2]
王者之道，以生产和民政方面为第一要务，辅佐王者的其他职官就更是如此了。中国古代职官的精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得最具体：“有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分官设职是“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各种职官均以世俗的名称来命名，正是专家时代精神的反映。
夏的职官，据《礼记·明堂位》：“夏后氏百官，殷二百，周三百。”这当然不是确数。但夏代的职官和后世相比要少得多则肯定是事实。《史记·夏本纪》有“敬四辅臣”的话，裴胭集解引《尚书大传》说：“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日疑，后日丞，左日辅，右日弼。”这些是“君主”左右的辅臣，实际上是高级专家，另外又有“六事之人”，“三正”等职官。《尚书·甘誓》：
“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