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博学古今，独树一帜
古代散文属于中国正统文学或曰雅文学的范畴。随着宋元通俗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散文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是，清初，因为改朝换代，有些作家的散文记录了时代的反思、悲哀和痛苦，有些作家提倡经世致用之文，有些作家延续了晚明小品的异趣风格，有些作家对尖锐的现实矛盾采取逃避的态度，有些作家对自己误入清廷追悔莫及，有些作家我行我素独往独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散文创作呈现了新的气象，放射出新的光彩。相比较而言，李渔的散文题材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知识性，又有文化性，也有审美性。李渔专门教人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化的享受，散文论题不十分集中，思想也不十分尖锐，除了写作一些应酬文章之外，大抵倾注一种审美闲逸的格调，真实的感情与灵动的笔触相交织，创新的思维和放达的个性相融会，在清初散文作品当中别具风味。
一、意到笔随悉发底蕴
清代散文，作者众多，文派亦众，号称极盛。这种趋势在清初已经显露端倪。清初，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对明代文坛积弊进行了深刻反思，重倡复古，以正文风。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说：“顺康之交，易堂诸子，竞冶古文。”后来的桐城派、公安派、竟陵派等都有一种归宗或者归性的变革精神，其对后人的影响重大，功不可没。《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收清人文集4575种，今人柯愈春辑成的《清集簿录》收清人诗文集16000家，在数量上超出明以前的历朝总和。清代散文创作质量虽然不如唐宋，但是确实凌驾元明，特别是骈文复苏中兴，散文起衰振弊，二者争奇斗艳，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清代的散文发展趋势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初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散文主要是扭转晚明的浮靡文风，大体上回到了讲求“文以载道”的唐宋古文的传统路径上。清初散文的“学人之文”以清初三老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为代表。他们三人都曾经参加过抗清活动，志在反清复明，明亡不仕；文学主张各有侧重，共同点是强调经世致用。“文人之文”以“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为代表。他们三人的散文都富有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各人的风格则不尽相同。清初散文作家除侯方域、魏禧、汪琬之外，还有廖燕、方以智、彭士望、姜辰英、周亮工、邵长衡等人，他们或卓然成家，或写有某些优秀作品，而总体成就不高，缺乏在明清易代之际令人振颤的长歌当哭的时代感。
相比较而言，李渔创作的散文主要包括各种体裁的具有文学性或应用性的文章，而以随笔式的散文集《闲情偶寄》和《笠翁论古》为著。措辞家常话语般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引进堂奥，现身说法，张扬个性，是李渔散文创作的鲜明特色。在《笠翁一家言文集》里，《笠翁文集》共4卷，前3卷收有李渔各体散文201篇；《笠翁别集》即原名《笠翁论古》共2卷，收有李渔论史随笔134篇。《闲情偶寄》是有关戏曲艺术和文化生活的随笔，单独成册出版刊行，内容上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8部，共239款。从李渔各体散文来看，文学创作成就略逊于他的诗词创作，但是仍然是李渔人生经历的客观反映和独特心绪的逼真外露。《笠翁论古》独出机杼，引经据典，论古谈今，苦心孤诣。《闲情偶寄》为文别立机杼，超轶尘堨，其中的某些篇章堪称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载誉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古典文化艺术的一座里程碑。诸如此类，对从文体风格的角度正确认识李渔作为审美文化“全人”具有重要价值。
李渔的散文率性而写，意到笔随，漫无遮拦，悉发底蕴，虽然很少涉及明清鼎革、国破家亡等严肃的时代主题，或者文以载道等儒家的传统理念，但是，很多散文却充分体现了其思想内容上怀疑和艺术手法上创新的可贵精神，以及不同凡响的独特个性、胸襟和抱负。例如，李渔“余生平恶闻影响之谈，于妖邪惑众之事，必避之是力”。【1】在《不登高赋·序》中，李渔认为九九重阳节流行的登高避祸的风俗不可取，质疑当年桓景独自一人免灾的说法是荒谬不可信的。李渔说：“夫桓之有灾，命也；命之有灾，适逢是日，盖就景一人之命推之，而测其然也。一人有一人之命，岂天下后世之人尽以景命为命乎？设谓是日天必降灾，则当日趋而避之者惟景一人，何以众皆无恙，鸡犬牛羊皆不死？即此可证当日之诬，亦可辟千百年后人登高之谬矣”，【2】所以李渔公开申明：“若谓九日登高为千古不易之事，我则曰：虽违众，吾从下矣”。李渔素来讲究经世之用的实际效果，不盲从流俗，对虚无缥缈的登高民俗本事，一旦认为是愚弄人民的迷信就敢于坚决否定，其有意匡正时弊的疑古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从中折射出晚明个性和思想解放思潮对李渔的深刻影响，诚如李渔自己所言：“湖滨顽叟，才谫腹虚。好与古战，不安其愚”。当然，李渔也不是随心所欲否定所有民俗，李渔说：“重五竞渡，重九登高；竞渡宜往，登高弗劳。竞渡吊忠臣，又复悲孝女；于理无可非，其义有所取”。【3】由此可见，李渔对待民俗的好恶有自己的是非评判标准。儒家向来提倡忠孝节义，这些传统观念影响了民俗的价值取向，也浸润了李渔的灵魂，是李渔恪守的处世原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社会生存环境，李渔当然概莫能外。
在《东安赛神记》中，李渔不满于世人借祭祀所谓的土谷神而寻欢作乐、挥霍无度、劳民伤财、迷信虚妄，指责说：
新城县有土谷祠，其神曰“刘十三公”者，以六月某日为诞辰，邑人争设祭。其为祭也，非止穷山极海，亦且变错幻珍，人工镂琢之巧，无复剩技。一城十五乡，男妇耆雅毕集；其集也，名为谒神而实则观祭。设祭之家，闻人赞奢颂巧，则喜有骄色，因其贫而致俭朴者，不以神之见叱为忧，而忧贻嗤观者。日晷时彻祭演剧，观者虽不稍减，亦只如初。迨昏暮，为银花火树之娱，则哄然、骚然，近祠四、五里，桑麻豆蔬，躏为赤地。夫赛神以祈五谷，今谷先以赛神祲，吾不知刘十三相公者此时安乎？芒背乎？……
嗟乎，细民拮据终岁，被食而外，能余几钱？今赛神一昼夜，自设祭、演剧以至种种火焰之费，亦甚不赀，吾又不知刘十三相公者当如何土谷斯民，而始不芒背也。【4】
李渔在这一篇散文当中真实地记录了新城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生活、民俗风情，特别是阐明了对世人借谒神之名行陋俗之实、铺张浪费的独到见解，不苛同****风情，表达了关心民生民瘼的求实精神，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重人和重民的积极思想价值。对此，钱谦益评价说：“世俗糜侈相高，事神则有余，济人则不足；供耳目玩好则有余，输国家匮乏则不足。有心当世者，莫不忧之。笠翁借题示儆，大有远见，不独以文词见好”，【5】范文白也评价说：“世人专于事鬼，略于事人，得笠翁先生此记，巫风自此寝矣”。【6】
李渔的散文在艺术手法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大胆创新，直言无讳，反映个人才华或者家庭生活时能够做到不隐私不讳恶，体现并且张扬了鲜明的创作个性。例如。李渔的散文《归故乡赋》乃晚年回归故里所作，作品题名仿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散文《去故乡赋》和鲍照的散文《思游赋》，但是用意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散文里，李渔一方面抒发了自己“少年作客，老大言归，深阅行迈之艰，始识归休之逸”的轻松愉悦的心情，欢快地说：“逸莫逸兮故园栖，欢莫欢兮游子归；怅独怅夫岁月迈，嗟复嗟此时事非”；另一方面又在回首往事时就自己没能建功立业，壮志未酬，流露出因身遭褒贬不一而感受世态炎凉的怨尤，不无慨叹地说：“已焉哉！男子生兮，弧失四方。世莫予宗兮，盍归父母之邦。采兰纫佩兮，观瀫引觞。与鼎食而为萍为梗兮，宁啜菽而为梓为桑者也”。【7】值得注意的是，李渔抒发慨叹的词句化用了屈原名篇《离骚》的词句，不难看出李渔在归乡的快乐心情背后显露着类似屈原的怀才不遇的伤感情绪，当然，这两种伤感情绪在本质上又是迥然而异的，毫无疑问，李渔的伤感情绪是纯粹属于李渔个人的。
中国古代散文具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留传下来的散文作品数量众多，思想内容斑驳陆离，但是，现代散文逐渐脱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道路，更加个性化，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周作人认为，这一现代散文的文学潮流从晚明公安“三袁”、张岱、金圣叹、李渔、郑燮、金农、袁枚等人就已经开始了，“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8】周作人还评价说：“李笠翁所著《笠翁一家言》，其中对于文学的见解和人生的见解也都很好。”【9】在这里，周作人把李渔推崇为现代散文的祖宗之一。李渔正是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自觉选择了一条亦商亦优的人生道路，把人生的全部精神浸渍在艺术的追求当中，散文创作艺术形式精彩纷呈，创作个性鲜明独特，致使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李渔的充满艺术个性和生活情趣的散文，其对后世的影响至今依然如故。
二、《闲情偶寄》言近旨远
李渔不仅在戏曲、小说、生活艺术、园林艺术等多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色彩，而且也在散文作品中展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襟和怀抱，这一特点最显著地体现在《闲情偶寄》当中。《闲情偶寄》曾又名《笠翁偶集》，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部，共二百三十九款，论及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妆饰美容、园林建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树、医疗养生等许多方面，内容相当丰富，充分反映了李渔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旨趣，足见李渔知识之深厚，兴致之广博，不失为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艺术大家。
《闲情偶寄》是一部现身说法、言近旨远、展露才襟、寓含抱负的寄情之作，采用的是随笔体裁，其中各部分内容都可谓李渔的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别开生面，是中国古代散文美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著作。例如，《词曲部》是专门阐述戏曲编剧理论的。在戏曲编剧理论的阐发上，李渔善于总结以往和同时代人的戏曲创作与理论的经验及教训，结合自己的戏曲创作和体会，阐明了颇具独创性的戏曲编剧理论。李渔紧密围绕戏曲艺术本体的核心即“戏”字，详细论述了戏曲编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内容，可谓面面俱到，鞭辟入里，突破了中国古代思想理论阐发注重形象思维而忽略抽象思维的拘囿，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论思辨色彩和辩证逻辑特征。在内容主次序列安排上，李渔立足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拨乱反正，以“结构第一”为首章，递进式地涉猎相应章节条款，可谓有条不紊，丝丝入扣，创造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表述结构的严谨、整饬、统一的范例。在写作方法和论述技巧上，李渔有文就录，有理就说，有事就记，有感就发，率性而为，不尚拘泥，尤其以凸显个人的独特见解进而增强文本的魅力见长。例如，李渔为了提高戏曲的文学地位，开篇振聋发聩，说：“填词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遂能不泯其国事者。……由是观之，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10】这种观点并非哗众取宠，而是有着正确定位通俗文学的积极现实意义的，在明末清初文坛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李渔还坦陈自己写作《闲情偶寄》的宗旨说：
以我论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后世之名贤悉为同调。胜我者我师之，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类我者我友之，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持此为心，遂不觉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并前人已传之书，亦为取长弃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从违，而不为诵读所误。知我，罪我，怜我，杀我，悉听世人，不复能顾其后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趋者，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谢千秋之罚。噫，元人可作，当必贳予。【11】
这一段话意味深长，一方面申明了自己的良苦用心，表达了自己谦逊而执拗的人生个性；另一方面蕴涵了复杂的世态人情，体现了自己肆意洒脱而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字里行间，透露了李渔“敢为天下先”的超越历史和现实的自信、才能和胸襟。
像《词曲部》一样，《演习部》是专门论述戏曲搬演理论的。李渔以遵循戏曲搬演规律为圭臬，从“选剧第一”开辟，灌注戏曲搬演实践的深切体验，渐进式地论及相应条款，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涵盖了戏曲搬演的全部内容，尤其是首创导演理论，填补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空白。从《词曲部》到《演习部》，加上《声容部》中关于戏曲演员的教育培养理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因此构建了成熟、完整而全面的体系，在世界戏剧理论界独树一帜，堪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专著《诗学》相媲美。在写作上，《演习部》莫衷一是，手法变换多样而不离其宗，有品评，有实例，有正反，有比较，有规诫，有褒贬。在论证上，往往归纳与演绎相结合，例证与比较相参照，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不受体裁限制，不为表叙束缚，灵活多样，别创体格。在论证上，或者作理论性强的阐释，或者一事一议详细剖析，或者对同类事物进行综合议论。在思路上，行文缜密而不失活泼，结构自由而不失谨严，脉络清晰而不失主次。在表达上，语言轻松散漫，浅显通俗，平易近人，流转自如，绕有情味，没有深奥的句意，没有华丽的辞藻，启人心智，引人深思，富有“理趣”的风格。尤其是李渔常常中断文脉，穿插个人的感想，甚或略微炫耀自己的自信，例如：“插科打诨之语，若欲变旧为新，其难易较此奚止百倍。无论剧剧可增，出出可改，即欲隔日一新，逾月一换，亦诚易事。可惜当世贵人，家蓄名优数辈，不得一诙谐弄笔之人，为种词林萱草，使之刻刻忘忧。若天假笠翁以年，授以黄金一斗，使得自买歌童，自编词曲，口授而身导之，则戏场关目，日日更新，毡上诙谐，时时变相。此种技艺，非特自能夸之，天下人亦共信之。然谋生不给，遑问其他？只好作贫女缝衣，为他人助娇，看他人出阁而已矣”，【12】既强调了导演对剧本的选择原则，又显示了自己的非凡才情，更坦露了自己经济拮据力不从心的遗憾。类似的语言在《闲情偶寄》当中随处可见，使《闲情偶寄》深刻地烙下了李渔个性化言语的特征。统而言之，体系化的戏曲理论和个性化的言语风格，使得李渔的戏曲理论攀上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巅峰。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今天，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仍可从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
综观《闲情偶寄》的其他部分，如《声容部》写美容服装、丝竹歌舞，《居室部》写房舍园林、环境装潢，《器玩部》写家具古玩、制度位置，《饮馔部》写饮食种植、草木花卉，《颐养部》行乐养生、节欲疗病等，均属生活常识，但是，在内容和表达上，有理论有事实，或是一次独特经历，或是一点铭心感悟，或是一个崭新观点，或是一种快乐心情；有议论有说明，审美视角瞄准日常生活事理的本真之美，从事物的具体细微处入手，张扬自我，独抒性灵，娓娓而谈，自然妥帖；有长篇有短制，短的几十个字，长的成百上千个字，不受篇幅的限制，皆由内容和心情而定；语言通俗，文字清新，平明新颖，图文并茂，潇洒自如，不拘一格，侃侃讲述人生吃、喝、玩、乐等各种闲情逸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生活艺术大全，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从文体来看，几乎每一款的每一篇论述都是很媚人很可爱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充满闲情、逸致与雅趣，或多或少体现了晚明类似于张岱的小品文的遗风，适合广大市民百姓欣赏、散文爱好者品味、休闲爱好者阅读，是和平安定生活和物质供应充足时期茶余饭后可滋愉悦享受的精神养料。无庸置疑，现代散文史上的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俞平伯等一大批散文大师的某些小品文，说花竹，谈养鸟，论骨董，品点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颇具李渔式的闲情逸志，可见李渔散文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林语堂深中肯綮地说：“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准去搜寻它。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与风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寻这样的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为非正统派的作者，带一些左道旁门的色彩的。他们即富有充实的才力，势不能不有轻视体裁骸壳的天然倾向。这样的作者，随意举几个为例，即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自珍，他们都是智识的革命者，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受当时朝廷的苛评，或被禁止，或受贬斥。他们具有个性的作风和思想，为正统派学者目为过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13】当然，毫无疑问，李渔的闲适性情和津津乐道，从李渔的人生境况来看，自有一番因由和内蕴在其中，并非现代散文大师们可以媲美。
中国传统学术通常忽视理论的体系建立和逻辑论证。这种思维方式到明末开始受到怀疑。李渔戏曲理论的贡献之一就是自成体系性。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李渔将戏曲理论与其他生活常识合写，不作学理性太强以至于令人不能卒读的专著，足见李渔认为文化艺术附丽于日常生活之中，是日常生活愉悦享乐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将精辟的艺术理论构建和严肃的艺术理论阐释通俗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写法，切近生活本身的审美方式，与当今小康社会的审美方式极为相近，对今天人们提高娱乐品位、生活质量、营造艺术人生氛围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这大概就是李渔的《闲情偶寄》之所以至今仍然备受人们青睐的原因之一吧！
三、《笠翁论古》曲直往事
古代历史评论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体裁的议论性散文。清初的历史学家们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史学思想的熏染下，逐渐摒弃明代虚无学风，沿着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两个思路来考虑问题，明显地体现了崇实黜虚的史学思想和学术风气的转型。在这种学术思潮发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评论领域，李渔的《笠翁论古》无不受到清初具有进步思想的历史学家们的积极影响。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明辨是非，鉴定得失，博物洽闻，广泛涉猎。李渔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及其经验与教训，以个人独到的是非标准，纵横捭阖，论断国是。例如，李渔针对司马迁《史记·李广列传》所叙卫青认为李广贻误战机的原因，在《论李广数奇》中为李广辩解道：
广之死，非死于数，乃死于武帝诫青之一言。盖君相有造命之权，“数奇”二字，不当出于帝王之口也。即使广数果奇，而为天子者能以优诏奖之、威权授之，不虑造化之权不为我夺；奈何以兵凶战危之事，未经发轫，先以“数奇”二字，夺英雄之气而惑将士之心乎！且既知数奇，即不当使之远从征伐，使之远从征伐，又诫曰“毋令当单于”，将欲其束手待毙于锋镝之下乎？抑冀其侥幸成功于谈笑之间乎？使果束手以待毙，则帝谋甚拙；如其侥幸成功也，则广之数为不奇矣。
又进一步地发挥说：
前人皆以不侯故，占李广之数奇。以予观之，盖武帝谬执数奇之见，谓此薄命汉不足封赏耳。不然，岂广威行塞外，能得“飞将军”之号于匈奴，不能得封侯之赏于本国乎？若是，则天子爵人于朝，皆当令术士推其五行，可则予之，否则夺之，而才德勋猷，皆可置之不论矣。后世之帝王，亦有谓薄福之人不可与其功名，必相其魁梧奇伟而后用之者，然择而后用，非用而后择。择将用此法，吾犹虑其“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矧下于此者乎？甚矣，武帝之言，不可为训于后世也！【14】
在这里，李渔依据思维逻辑的合式推理反驳“数奇”之论，指出武帝的先入为主和既定偏见阻碍了李广的军事才能的全面发挥，矛头直刺武帝谬论之核心，论述合情合理；同时，李渔又从逻辑推理的演绎过程揭示了李广不被封侯的理由之缺陋，尤其是顺理成章地归结到帝王用人“令术士推其五行”和“以貌取人”的作为，所运用的归谬论证方法火力直射武帝荒诞之肌理，严谨完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此，吴季舒感慨地指出：“李广不侯，刘蕡下第，为千古两恨事。然蕡之下第，犹有登科汗颜之同辈，代为舒写其不平，是公道虽泯而未泯也。至广之不侯而且死，则上下交致其冤，成一覆盆世界。非笠翁，孰与平反之！甚矣，千古上下，文人之不可少也！”【15】王仕云则评价说：“李子笠翁，博物洽闻。其于二十一史，靡不根盘节解，条入叶贯。间取其源流同异而以意断之，有翻案，有定案，不执己见，不依人墙宇，不立非非之堂，不矜察察之照，而究归于理之所然，心之所安而止”。【16】当然，从《论李广数奇》的言语当中不难发现，李渔为李广鸣不平，一方面颇得司马迁叙事和人格之神韵，再现了司马迁写史笃真、公正、平实、持衡之姿态，甚至比司马迁的论史言语更加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渗透了自己怀才不遇、无缘科名、夙志难酬、抱负未伸的深层怨尤。
二是核实求真，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秉笔直书。李渔重经世，重现实，重史料之辨证分析，合符逻辑地催生了许多新的历史观点。例如，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叙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是，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国君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由此充分信任吴起，任命他为将军。吴起随后率领鲁国军队与齐国作战，大获全胜。对此，李渔颇不以为然。李渔在《论吴起杀妻求将》中写道：
千古不近人情之事，未有如吴起杀妻与易牙烹子、乐羊食子之三事者也。其所以忍心害理而为之者，不过欲取信于人耳，而人反疑之者，何也？曰：诈也。又有同其事而异其情，能使天下万世相信而不疑者，张巡之杀妾是也，诚也。疑与信之分，在诚与诈之间而已矣。胡以知其诈？曰：起之去鲁而归魏也。
又针对《资治通鉴》第一卷《周纪一》载：“或谮之于鲁侯，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李渔仗义直言道：“夫既已好色，则其在鲁之杀妻，未必专为求将。非憎妇貌不扬，即惑于侍妾之言，借此以除妒妇耳。吾未见贪财好色之人，肯为建功立名而杀一美妇、弃一贤妻者也”。在这里，李渔通过对史料的考证，首先从人情本性的逻辑入手，指出吴起杀妻乃伤天害理，有悖人伦，做法的根本思想动机不纯，因此与其相信其诚，无宁肯定其诈。接着，李渔采用比较的方法，对照吴起杀妻与张巡杀妾的区别，以封建社会普遍认可的妻妾地位不平等及与丈夫的亲疏关系为衡量标准，进一步强调吴起杀妻的非情理性质。最后，李渔根据吴起去鲁适魏和好色的事实得出结论，断定吴起杀妻的行为本质上违拗人情、悖逆天理，虽然可以一时奏效，但是最终还是被国君和世人怀疑、唾弃，“诈”乃确凿无疑。读罢此篇之后，陈天游有一种拨云见日的舒畅感受，说：“快绝之论，令我如子美读《汉书》，浮数大白”，【17】此乃可谓情理之中的感受。
三是本乎时宜，因时变通，断章议论，继承创新。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论正史编纂，求名责实，拘泥形式，缺乏变通思想。自唐以后，正史编纂日益僵化，缺乏创新。清初，历史学家们对此有清醒认识，《明史》编修者如朱彝尊、潘耒、万斯同、汪由敦等人不断发表见解，强调体例的重要。其中，既总结了历代正史编纂的经验，又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大胆进行了变通和创新。李渔在这种历史编纂的创新氛围当中，也刻意突破陈旧模式，在历史评论的写作和体例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例如，李渔撰写的历史评论，绝大多数是采用断章引文加以议论的方式，针对史料的重点内容发表见解。《笠翁别集》总计有历史评论135篇，其中采用断章引文加以议论的方式竟然达到127篇，这种断章引文加以议论式的历史评论写作体例与王夫之的《宋论》、《读通鉴论》等历史评论完全不同，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文学读书笔记也不相同，可谓一种创新之举。王夫之的《宋论》、《读通鉴论》每一节内容都是针对宋史和《资治通鉴》中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一般不直接单独断章引文加以评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文学批评形式多种多样，言简意赅。众所周知，评点是古人研读文本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的内容包括作者的思想、观点、情感等和写作方法进行评论与分析，从而深入理解文本内容。从方法上讲，评点的要义是对话，是交流，是再创造。评点作为对话，是读者与文本、与作者、与想象中的文本的其他读者的交流。毫无疑问，文本是对话的第一个对象，与文本的对话是构成其他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与众不同的是，李渔的断章引文加以议论一般不针对文本的写作方法，其评论与分析主要注重剖析史实包含的人物、事件等的人情物理和现实意义；而且，李渔还注重断章引文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常常善于抓住“文眼”，如《论项羽不渡乌江》紧扣“亭长”二字，举一反三、窥一豹而见全身，所生发的议论常常能够做到主旨鲜明，思想深刻，一针见血，画龙点睛，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眼光和现实视野。至于李渔在《论殷浩拟管、葛》一文当中附《戏为晋人让殷羡书》，以书信体裁取代议论体裁，更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游戏性史论笔墨。这种文体形式的创新化庄为谐，令人无不刮目相看，品读趣味骤增。对此，李渔毫不掩饰地坦言，目的就是要“以资观者一噱”【18】。这充分体现了李渔不拘一格、潇洒放达的真实个性。
四是以文论史，类比引申，抽绎哲理，深入浅出。李渔善于将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增强历史评论的审美性、情感性、生动性和可读性。例如，李渔在《论高帝入咸阳除秦苛法、光武入河北除莽苛政》中写道：
高祖除秦苛法，光武除莽苛政，此皆无甚奇特，即文章家翻案法耳。此法是人皆知，是人能行；但行之不得其法，非失之矫强，即失之支离。惟高祖、光武善作翻案文字，去此二病，故能见赏于人耳。然则翻案之法谓何？曰：其言不繁，止得二字，谓之‘入情’而已。文字入情，即翻尽古来成案，天下不以为非，而且以为是。取天下者亦用此法，即革尽从前旧制，天下不见其可惊，而但见其可喜。
秦取天下于六国，莽取天下于孺子婴，皆值政衰法驰之际，故皆以苛取之，此亦翻案法也。高祖、光武又从而翻之，同一辙也。但秦、莽之翻案，反正为奇者也；高祖、光武之翻案，反奇为正者也。反正为奇者，但能取新于一时，久之则觉其可厌；反奇为正者，传之愈久而愈觉其新。观于文章家可传不可传之别，则知取天下之道可久不可久之分矣。【19】
在这里，李渔把治理国家与写作文章相提并论，正奇比照，类比引譬，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精彩议论别具哲理风味。对此，黄云匏大加赞赏，说：“奇论，快论，实确论！”【20】张仲谋则深刻而精确地揭示了李渔以文论史笔法的当行本色，说：“笠翁此书虽曰《论古》，然实为开发天下之文心，欲人尽戛戛乎陈言之务去也。又虑天下人不知，犹谓其止于论古，故每于论政谈兵处，即以行文之妙诀参之，其度世之心亦良苦矣！然此等议论，又非过耳之言，乃其生平最得力处。海内文人读其书者多矣，试问有一字一句，不毁尽前人之篱壁，而另辟一堂奥者乎？以其所信者告人，而不恃其所能者骄人，则笠翁之肝肠、意气、皆于是乎见矣，又何必饮其醇醪，而始知能令人自醉哉！”【21】李渔的《论檀道济量沙、孙膑减灶之异同》、《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论唐兵三变、唐文三变》、《论柳公绰不诛赃吏而诛舞文者》等，在写作思维和表述方式上与此如出一辙，无不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明史》作者汪由敦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考察史料价值的方法论，即以史料作者的品行心术和作者距离事件发生之地的远近作为考察史料价值的重要标准，特别是以作者人品定其书之价值。汪由敦曾说：“采择诸书之法，太史公所谓择其言尤雅者卓不可易矣。然此就夫事之无可疑者言之也。其有一事互见，彼此异辞者，折衷去取未可臆断，窃谓宜断诸立言之人与所处之地。其人而贤者，必不苟誉毁于人，地切近则见闻真确，此其不可信者或寡矣。若其人而非贤者，心术偏私，好恶乖异，阴挟翰墨以刺人之短长，变乱黑白，眩惑聪明者有之。又地居疏远，但采见闻，并未核实，有如秦之人谈越俗，虽娓娓不已，要非亲历，此其可信者或寡矣。”【22】显然，这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提出了判定史料价值的标准。在主观方面，以其人之贤奸，心术之正邪为根据，“心术偏私，好恶乖异”者，其记事可信者少，反之，可信者多。在客观方面，非亲历目睹其事，只据传闻，也易致误。这种认识无疑是合理的和全面的。《明史》作者辨证看待实录与野史，而且以人品心术优劣论其史著之价值高下的做法，反映了当时历史学家们在史学评论方法论上的辨证认识和对历史学家们主观道德修养的重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史论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与文论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相吻合，具有实事求是、斧正人心的现实价值。李渔的历史评论在体会司马迁作史手法的基础上，在受到《明史》编纂者的求实精神积极影响下，又自创了一条论史之路。李渔把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灵活的文字表达、严谨的逻辑理路统一起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表现出了审视历史的杰出才能和超越时空的独特慧眼，具有不可忽略的积极现实意义。诚如王仕云评价说：“有笠翁之论断，可以持国是，可以正人心，可以誉千秋而权万古”。【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