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些事实并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存在的呀，我们不去看，那些事实难道不也在那里吗？有什么办法把那些事情尽可能完整地描述出来呢？”
女儿陷入沉思。
既然她开始思考了，我就开始了“教学”：“你忠实地写下了你的观察，这当然没有错，就像爸爸也写下了自己的观察一样，但是，我们这样写的时候，似乎应该提醒读者，这仅仅是我所看到的东西，其他人可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可以这么写：‘我在家里住的时候，到哪里都需要爸爸、妈妈开车接送，但到了绍兴，经常坐外婆的三轮车出去玩，而且发现许多人也骑车出行……’这样是否更具体一些，也把你的视角交代清楚一些呢？”
女儿点点头。
于是我接着说：“写作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写作，一种是复杂的写作。简单的写作，就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事实，并不交代这样的事实是从哪个角度看的，你们教科书上的许多文字，依然是这种简单的写作。复杂的写作则总在讲述事实时告诉你这样的事实是谁叙述的，是从哪个角度看到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不总是交代‘这是波斯人讲的’，‘这是希腊人讲的’吗？所以，我们在讲述我们的事实时，应该尽可能地提醒读者这是我们看到的侧面，当然还可能有许多其他的侧面。再想想，如果两千年后，你这张卡片被那时的人发现，他们也没有其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那么，他们是否读了你的文字，就简单地相信‘中国人不太开车’呢？”
“当然不行了。”女儿恍然大悟，觉得自己这么写有些误导了。
“好，那么你又该想想自己怎么读历史了，当你读到两千年前某人对当时生活的记录，比如‘罗马人相当富有’时，你应该简单地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吗？”
“噢，我明白了，我得想想这个人是个什么背景，罗马人富有究竟是相对谁而言，或者究竟是什么样的罗马人。”
“对呀。我们即使相信他真心实意地描述着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也应该把他的观察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判断其中包含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实。这就是爸爸这个行当干的事情：历史分析。”
父女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女儿学到了从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她的历史课本经常还是充斥着流水账般的事实，这样的信息并非没用，但是习惯于简单地相信课本，孩子的分析力就会丧失。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其实，不知道“罔”，不去怀疑，恐怕是更糟糕的事。
鼓励孩子做项目
我观察女儿从小所受的教育，再与自己小时候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相比较，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孩子多是做项目长大的，中国的孩子是在课程教学中长大的，这种归纳当然非常简单化。美国的孩子一直也有课程教育和课程要求，中国的孩子也并非不做项目，不过，双方在这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比如用积木搭个建筑，手绘一本带有叙事情节的图画书，上小学后就有各种调查研究。到了大学阶段，一些精英的小型文理学院夸口：我们虽然没有常青藤那么多研究设施和明星教授，但因为规模小，学生可以有两三年的时间参加教授的研究团队，一起做项目，进而完全可以和常青藤竞争。这么说当然有老王卖瓜之嫌，但是，人家选择这么“吹牛”，也多少说明了美国人在教育上的“价值观念”：亲身做项目、从实干中去学习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这样的差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在美国博士课程的资格考试中，一些教授喜欢对学生说：我们关心的是你知道什么，而不是你不知道什么。博士课程当然不是早教，不过这也大体说出了以做项目为核心的教育哲学。人对世界的贡献，其实就在于自己最终完成了什么“项目”：是写了本书，是发明了一个游戏，是创建了一个公司，或是设计了一栋建筑……教育的使命也就是从小教你怎么做项目。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如果你感到必须去学某种知识，那么就更有动机和兴趣。另外，只有当你把学到的东西真正运用于各种项目中，才能证明自己真的学会了。中国那种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哲学正好相反：核心要考察的是你不懂什么，而不是你懂什么。考试就是要测一下你对课程要求的哪些东西还不知道，课程中没有的东西，你想出来也没用，因为那是不考的，这样的哲学当然就不鼓励创造了。另外，项目多可以回家去做，你有机会向许多人求教，和其他人合作，这是生活中很自然的过程，这就鼓励和培养了孩子在人际方面的互动。课程中心则要以考试检测一切，而考试是全封闭的，交头接耳属于作弊，鼓励的是一种自我隔绝的学习过程。
记得我不久前去医院作肠镜检查，主治医生是当地一位知名专家，在开始前，他来到我的病床前自我介绍，并讲解检查的程序和意义。当他听说我是个中国人时，马上说他读高中的儿子正忙着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甚至能讲起有关《人民日报》等的许多历史细节。我惊叹他对中国的知识，他笑着说：“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儿子当研究助理，不过，现在发现这工作其实很有意思。”这么说着说着，我的全身麻醉生效，人昏睡过去了。
记得刚来美国时听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开玩笑，说医生和医生结婚生不出孩子来，因为两人都太忙，没有见面的机会。此话当然夸张，但美国的医生，特别是名医，确实一向行色匆匆，似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位名医却在儿子的项目中倾注全力，乃至几周间变身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可见在孩子学校中的项目，不仅是孩子学业中的大事，甚至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使一个这么忙的家长也要全身心地去投入。
也正是如此，你会看到一些申请常青藤的高中生“吓人”的履历，他们最骄人的地方不是什么考试成绩，而是在某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或者进入了由某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当然，对此也有许多批评，有人指出，在许多科技大赛中，参赛的青少年所拿出来的项目复杂成熟得出奇，一看其家庭背景，发现身后原来是高科技出身的父母。这在美国人看来，会带来教育的不公平，使那些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学生占据了过大的优势。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欺骗：靠父母帮助搞出来的项目怎么能是自己的项目？这和考试偷看、作弊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既然家长是高科技精英，那么让孩子把这样的精英纳入自己的团队一起研究创新，岂不是更好的训练？学校教师在科技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父母的水准，父母们越卷入孩子的项目，对孩子就越好。事实上，女儿学校里分派下来的有些项目，还特别要求家长的参与，所鼓励的，就是这种团队研究的习惯。
我在大学教历史，也利用自己的专业帮助女儿做项目，对此颇有些直接经验。女儿学习罗马史时，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在班上作一个读书报告，这就出现了许多我们中国的历史课堂上很少出现的现象。比如，有位学生的报告是罗马人的食物。她不仅进行了许多研究，细致讲解了罗马人准备食物的程序，而且确实做了许多罗马食物供同学们品尝。另有位女孩儿报告罗马人的服装，也穿上了自己缝制的罗马衣袍。男孩子们则喜欢罗马的军事，有的制造了罗马的武器——战船模型，还有一位制造了罗马军队攻城用的掷石机，用一个棒球当石头，在班上演示那机器如何把“石头”扔出去……所有这一切，离开家长的合作都很难实现，不过，孩子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把项目全做出来了，无论是自己还是同学，都对罗马社会有了相当立体的了解。想想我们当年高考也不是没有背过罗马史的内容，但如果有人问我罗马的食品是什么，我是一头雾水，我这个“高考尖子”是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女儿的读书报告则更“传统”一些，她要讲布匿战争，这是崛起于北非的迦太基和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决定性的争霸战，总共打了三次，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其中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扫荡意大利，几乎灭掉了罗马共和国，最后又被西庇阿在家门口击败最为惊心动魄。其实，关于布匿战争，课本上就提了几句，女儿选这个题目时，老师还没有讲，但女儿阅读后马上问：“为什么人们谈起罗马史来总要说恺撒、奥古斯都？如果布匿战争打不赢的话，就无所谓日后的罗马帝国了，历史将会完全不一样。”对此，我相当认同，并告诉她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有意义的题目，而这个题目的意义相当深远，值得她努力去钻研。
女儿马上开始了初期研究，查阅各种百科全书。我马上提醒她，这类工具书虽然很方便，但过于常规，如果你的研究只是抄工具书的话，就难有新意。于是我给她介绍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厚厚的《布匿战争》，以及从《剑桥古代罗马史》中下载的有关军事的章节。我惊异地发现，剑桥史这种学术性著作，有的章节她虽然还读不下来，有些则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女儿一钻研起来就废寝忘食，一下子被淹没在资料的汪洋大海里。我先让她自己这么折腾一下，有些亲身体验，然后及时提醒她：不管你多么用功，材料实在太多，在课上讲的时间也有限，你必须学会怎么收缩覆盖领域。与其平铺直叙地讲布匿战争，不如聚焦于其中的亮点。孩子们恐怕没有耐心听你从头到尾地唠叨每个历史细节，但是，如果你先突出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们就会有兴趣听你挖掘其背后的意义。在我的启发下，她把目光集中在汉尼拔和最终击败他的罗马将军西庇阿身上。最后，她进一步锁定在了两人最后一战的阵法上，反复琢磨两军当时是怎么调度，是什么决定了胜负。
在作读书报告的时候，女儿面对全班讲出了一个清晰的故事：让罗马人闻风丧胆的汉尼拔，是被自己最好的学生所击败的，此人就是西庇阿。西庇阿还在青少年时，就随父与汉尼拔交战，第一次是父亲指挥的罗马军队被汉尼拔伏击而打败，父亲受了重伤。此时还是孩子的西庇阿，竟顶着溃败的罗马军队冲上前去救父，使得其父亲的保镖羞愧难当，也都跟着他去营救首领，父亲因此逃过一难。后来罗马军几次败在汉尼拔手下，西庇阿都在场，他甚至有一次反对父亲的战术，但因为年轻缺乏权威而未被接受。接着，女儿在黑板上画起最后一战双方的阵图，以图解的方式叙述整个战役的过程，并和汉尼拔几次经典胜仗的战阵运作相比较，证明西庇阿最后一战运用的完全是从汉尼拔那里学到的战术，而汉尼拔关键时刻犯了几个大错误……历史的分水岭，就是这么形成的。
她的报告远远超时，但孩子们听得入迷，老师也没有叫停，并说自己教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意识到西庇阿赢了汉尼拔，原来是靠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招数。学年结束时，女儿被选为本年级的两个优等生之一，负责来年给下一班的学生讲一节历史课。
在女儿准备的全过程中，我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和她讨论相关的问题，对她提问，间接地塑造她的学习和研究习惯。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她能否记住汉尼拔、西庇阿等一串历史人物的名字和事实，而是她是否能从庞杂的史实中理出头绪、形成观点，并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分析力的基本训练。这就像一个律师能够从庞杂的证据中发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把案情分析清楚一样，将来无论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都属于一种基本的高端技能。照本宣科地讲历史，总难免流于死记硬背。通过自己做项目研究学问，最终所获得的，就是这样的分析能力。
家长和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以为是地告诉孩子历史的发展。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次你告诉孩子一条知识，都是阻碍了一次他对世界的发现。”读历史，最坏的入门书也许就是头头是道地铺陈现成知识的课本。女儿选择的题目，完全超出了历史课本，她的老师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我虽然跟着她读了不少有关的材料，但面对庞杂的史实并无清晰的头绪。所谓西庇阿以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战术击败了汉尼拔之说，是否获得权威历史学家的承认，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对这样的历史细节，我很怀疑史学界会有什么定论。但重要的是，她自己通过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并且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典型的历史学训练，也是良好的思想训练。
关注生活的案例
10月的一天，妻子到诊所做一年两次的例行洗牙，那洗牙的护士边干边聊，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生活的苦水都倾倒出来。
原来，她刚刚生完孩子，不得不马上来上班。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她丈夫自高中毕业起就在一个汽车修理站当油漆工，当妻子生孩子时，就向老板告假三天。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夫妻手忙脚乱。当然，刚当了爹，也实在舍不得离开新生儿，于是，他向老板再告假一天，没想到自己有三个孩子的老板对此毫不理解，反而大怒：“那你就永远在家里待着吧！”于是，他就这么被解雇了。如今经济衰退，这种活儿有的是人要干，他未能工作。家里刚添一口人，突然断了生活来源，当牙科助理的妻子只好刚刚生完产就出来工作。但是，丈夫的工作是全职，全家的医疗保险都靠他，现在没了工作，妻子在这个牙科诊所一周工作35个小时，不算全职工作，拿不到保险。现在全家勉强支撑，正在为保险发愁。
妻子回家，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们俩相对唏嘘一通。等女儿回来，又讲给女儿听，女儿马上的反应是：“他们能不能起诉那位老板？”女儿的问题让妻子很受鼓舞，她马上又启发女儿：“不仅是那个车房的老板，那个牙科诊所也不像话，怎么一周工作35个小时还不算全职呢？这是一天7个小时的常规工作呀。”我马上上网查询资料，发现无论是联邦政府的劳动部，还是我们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对什么是全职都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不过，许多地方规定，一周如果工作40个小时，那么雇主就要支付加班费了。所以，在人们的常规概念中，工作40个小时是全职的门槛。
女儿事情很多，此时没有时间对此事深究，但是，我们都特别注意在家庭饭桌上讨论这一问题，甚至为此去查找一些资料，以便使讨论能变得深入些。这对于每天课后要工作四五个小时的女儿来说，是一种放松，更是一种教育。这跟上一节所讲的鼓励孩子做项目的精神是一样的：家长要不断从生活中寻找案例供孩子思考，并帮助孩子深化这种思考，这些案例和思考积累起来，就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孩子的学习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