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长到三四岁以后，和成人建立了基本的沟通能力，我们有对她传授知识的机会了。但是，我们从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万事让孩子自己先经历体验，切不可事先给她一个框框或结论。做家长的，必须保持在孩子面前的谦卑以及对童年的崇拜。如果我们相信孩子是花朵的话，就让她自然绽放，也不要想当然地预期花开了后是个什么形状和颜色。用手去把花瓣掰开，即使能一时领略盛开的景象，那花也很快会枯萎。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对环境作出反应，孩子则根据她的内在直觉和经验对环境作出不同的反应。我们总怀疑自己的反应是平庸的，她的反应则是这个小生命对世界的新贡献。过早地对她“传授知识”，实际上就是用我们有时是陈腐的知识替代了她最有创造性的直觉。还是回到开篇：孩子要是太早就被传授了“白日依山尽”、脑子被成人的知识框住，可能就丧失了自己的感知能力，说不出“破碎般的美丽”来。
好爸爸有多重要
这是本父亲写的书。虽然我对母亲们的伟大充满敬意，但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讲讲爸爸的重要。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中记述育女的经验，说在女儿7岁半前，我每晚都要和她一同躺下，抚摸、按摩着她的背，直至她入睡。这一“保留节目”，没有一日错过。直到女儿11岁半时，我偶尔跳过几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如此。连她自己都知道这样实在太娇惯了。
女儿跟妈妈亲是天性。有些明明需要找爸爸的事情，也本能地喊“妈咪”。这时做父亲的总难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但我的“保留节目”当妈的却抢不走。妈妈哄女儿睡觉，很难哄着，经常万般无奈之下把事情再推给我。而女儿一旦看到爸爸到了床前，马上有一种安宁之感，睡意蒙眬，一会儿就进入梦乡。
更重要的一点：我哄女儿睡觉时，她经常话特别多。父女俩有时干脆讨论起问题来，从音乐、历史、文学，到道德、人生、社会、经济、政治，几乎无所不涉及。我一直称这是“睡前讨论班”。比如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影响、政府是否应该在财政困难时大印钞票等等大人的问题，女儿居然也兴致盎然地要和我讨论，有时兴奋得不想睡觉。
俗话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更不用说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母乳喂养，和妈妈在身体上几乎都难以分开。20世纪对发展心理学、教育学、儿科医学等影响巨大的依恋理论，主要也是围绕着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展开。养育孩子是母亲的天性，举世皆然。父亲在这方面和母亲竞争，难免要自讨没趣，还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好。甚至动物世界都是这个规矩。美国虽然经历了女权运动的洗礼，父亲越来越多地操持家务、带孩子，但耶鲁大学的临床心理教授和儿童专家Kyle D.Pruett惊叹，关于父亲在教育孩子中的角色问题，在英文资料中几乎没有像样的专著。
根据Pruett教授的研究，新生儿六周时就能分辨出父母的声音，八周时就对父母发展出不同的期待。父爱和母爱一样，对孩子的发育都非常重要。比如，那些经常受到父亲照顾（包括换尿布、抱着哄觉、讲故事、读书等等）的孩子，长大后抵御生活压力的能力明显要强一些。他们更自信、更有耐心，功课也好很多。和父亲独处时间长的孩子，探索性的行为和社会技能都更加突出。这在父女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心理学家Ellen B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过一项开创性研究，发现父亲小时候给女儿读书，对女儿高中时的语文能力有重大影响，而母亲不管是给儿子还是女儿读书，都没有这么强的影响。另一位学者Norma Radin发现，女儿或儿子的智商，和父亲的关爱程度有正比关系，和父亲的严厉程度则有反比关系。中国那种“严父慈母”的教育方法，似乎有些站不住脚。Henry Biller则揭示出，缺乏父爱的孩子在学习数学时的能力要稍弱。20世纪70年代对MIT（麻省理工学院）一年级女生的研究也证实，父亲和女儿分享在数学和分析性思维上的兴趣，对孩子日后在这些领域的能力和兴趣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Frank Furstenberg和Kathleen Harris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具体的数据：那些感觉和父亲亲密的孩子与那些和父亲没有这种亲密感的孩子比起来，上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后维持稳定工作的比例要高一倍，进监狱的比例低80%，青春期怀孕的比例低75%，经历多种抑郁症的比例减少一半。
可见，尽管对父爱、父教的研究还很缺乏，但是父亲对孩子成长发育至关重要的意义已经被许多心理学家所证实。随着西方对这一问题渐渐开始重视，估计更多的研究结果会不断涌现出来。
那么，父爱、父教和母爱、母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生物进化过程造就了父母的明确分工。母亲从一开始就负责满足孩子基本的生存需求，比如喂奶。母亲后来对孩子的照顾，也多是围绕着这种生存的物质需求而展开的：孩子是否吃饱了、穿暖了，是否干净，等等。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当母亲完成了这些职能后，对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也正好为父亲提供了舞台。研究者发现，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主要不是体现在温饱等方面的基本物质照顾上，父亲更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直接和孩子玩起来。母亲虽然也和孩子玩，但即使玩起来也处处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基本物质需求的考虑。母亲总是用儿童玩具和孩子玩，玩的是地道的孩子游戏。父亲则更加“非功利”，经常不通过玩具和孩子随意地玩，而且特别喜欢让孩子参与自己的游戏，比如打球，而不是玩孩子的游戏。总之，父亲和孩子的互动，往往超越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进而引领孩子冒险、探究。当然，人类的文化又强化了这一模式。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一般家庭中大多还是父亲在外面闯天下，母亲在内理家照顾亲人。孩子往往会顺着父亲的视野去看社会。因此，父亲经常是孩子和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
以孩子练琴为例。你观察许多家庭就会发现，母亲监督孩子练琴，孩子经常会撒娇，拖延或干脆拒绝练习。即使母亲自己是个音乐家，也往往一筹莫展。父亲监督，孩子则更多地集中精力工作。我们中国人往往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严父慈母”的功能。其实未必如此。我们家的女儿从来不怕我。她学钢琴从来都是妈妈带着去，我等于是“圈外人”。但是，监督练琴，常常是我更有效率。女儿见了爸爸，本能的反应就是该工作了。见了妈妈，则摆出一副吃奶的小样子没完没了地发嗲、贫嘴。
总之，孩子对父母的感情需要是不同的。父爱和父教，在塑造孩子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方面，恐怕比母爱、母教还重要。西方在女权运动之后，男女的角色确实有混同之趋势。母亲在外面忙，父亲守家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但是，这种社会角色的混同，并不能取消进化过程为人类家庭设计的基本模式。怀孕、母乳喂养孩子的只能是母亲。母亲照顾孩子的基本物质需求，也是这种自然安排。父亲扮演着更多的社会角色。通过这种社会角色，父亲把一定的“社会期待”带给了孩子。“爸爸期待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在学前孩子的心灵中就根深蒂固。所以，父亲在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念、人生目标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母亲很难取代的。也只有当父亲和孩子关系亲密时，才能把自己的期待传达给孩子，让孩子的生活有个方向感。这比一天到晚督促孩子用功要重要得多。我和女儿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其实是个很能“硬”得起来的父亲，可以非常严厉，我经常告诫女儿工作时要有工作的样子，不许跟我耍在妈妈那里常耍的小孩子脾气。但是，正是因为我不时地对她严厉，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睡觉时我总要守候在她身边，保证她带着无可置疑的父爱进入梦乡。我不一味地反对“严父”，但“严父”的本钱是孩子对父爱的信心。我虽然从来不具体要求女儿成为什么人，但她知道爸爸期待她有精彩的生活，能对社会作出卓越的贡献。因此，她根本不用督促，每天课后能够用功三四个小时甚至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