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得抓耳挠腮。按说创作是女儿的强项，她7岁学芭蕾时就能即兴跳出自己的舞蹈来；现在学钢琴也不停地作曲，有些作品复杂得令我吃惊。况且她又是那么喜欢阅读、喜欢文学，怎么写作就这么难上手呢？
在困惑中，我决定和女儿先围绕书聊一聊，毕竟，女儿总是有能力谈出很有意思的事情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告诉我：能谈出有意思的东西，就能写出有意思的东西。谈和写本质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形式而已。谈吐有趣的初学者，只要克服了形式转换的心理障碍，就会成为很好的写手。于是，我把女儿写出来的流水账念给她自己听，然后问：“如果你是读者，你觉得这些有意思吗？你会读下去吗？”
她摇摇头。
于是我又问她：“你自己都读不下去的东西，写出来会有人愿意看吗？”
她无可奈何地说：“恐怕没有。”
“那么，怎么才能写得有意思，让别人有兴趣看呢？”
“我也不知道。”她一脸惶惑。
我意识到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写作是人类沟通的工具，是作者建立自己和世界关系的过程，我必须帮助女儿找到她和世界的这种关系。于是我进一步地问：“玛撒·华盛顿是两百多年前的人了，和你们现在这些孩子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
看来，我的问题失败了，我问得太抽象。于是，我又试了一遍：“她的故事有意思吗？”
她点点头。
“那么，哪里有意思呢？”
她又流水账般地叙述起来。不过，这次我决定耐心地听完，从中寻找亮点。
女儿说：“玛撒·华盛顿从小在农场长大，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就在农场生活，从小不喜欢读书写字，而且觉得没有必要学习读书、写字，结果基本上不能读不能写。可是后来，她意想不到地嫁给了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位第一夫人。她不得不和世界各国的王室和政界要人及其家属通信，最后她不得不重新学习读书写作……”
我一听马上摆出受教的样子，告诉她这些事情我自己从来不知道，是从她这里第一次听说的。而且我提起希拉里·克林顿，问她现在的第一夫人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她恍然有所悟，觉得现在的女性独立多了，当完第一夫人还可以自己选总统。我进一步问她：“你现在觉得你的未来是取决于自己嫁给谁，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她马上说当然是取决于自己有什么本事、能为社会做什么。
这样一番讨论，帮助她思考两百多年来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她个人未来的影响。由此，她建立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讨论使她摆脱了像考试回答问题时的那种紧张，变得健谈多了，谈出来的话也有意思多了。由此，我开始挖掘她的写作潜力。
我问她：“玛撒·华盛顿的生活是不是很有戏剧性？她小时候是不是从来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第一夫人？”
女儿点头表示同意。
我接着说：“看看，那时候妇女地位全是依附男人，出路其实很狭窄。即使如此，玛撒·华盛顿还是有了一种自己始料不及的生活。你看看现在，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独立，有着一样多的机会，一样可以选总统。你能预料到你长大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吗？”
“绝对不能。”她十分肯定地说，“也许我长大会干一些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那么，你怎么为未来不可预料的生活作准备呢？”
这个问题又使她陷入了沉思，接着又是一番父女间的讨论。她和我讲起她班里同学的种种故事。比如，有位叫杰克的男孩，立志长大当工程师，但又不肯学习数学，说自己不需要数学。她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好笑。我借此把话题重新引回到作文上：“你看，你的文章要想引起别人的兴趣，就必须对读者有意义，让他们感觉到你讲的事情和他们的生活相关。既然你们小朋友之间经常在讨论各自的未来，那么，你从玛撒·华盛顿开始讲讲怎么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准备，是不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呢？”
女儿渐渐开窍了。最后她的作文大体写成了上节所描述的那样：“我叫玛撒·华盛顿，从小在农场长大，也不知道农场以外的世界。我小时候觉得自己一辈子就是在农场度过，不需要读书写字，所以我就不去学习。可是，后来阴差阳错，成为美国第一位第一夫人，因为国事和外交，我必须不停地与各国王室、将军、政要及其眷属通信。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读和写。可是，长大后学习要比小时候学困难多了。现在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未来的出路比我宽广多了，你们可能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未来。所以，我的生活告诉你们：不要早早地就对自己的未来下结论，不要想当然地觉得你不需要数学、你不需要读书。生活总会让你惊异、让你措手不及，要为不可预见的未来作准备，就必须什么都学一些，那样才能有备无患。”
这样，女儿和历史、她的读者（主要是她的同学）就都建立了联系。她小小年纪，体验了跨越两百多年的人际沟通。
这几乎是我第一次教女儿写文章。教得太多并不好，可能会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她，压抑了她自己的创造力。我的角色是和她交流，启发她应该注意的某些亮点，不断向她提问：你究竟想说什么？这样才能把她内心的东西启发出来，帮助她从流水账般的发散式读书笔记过渡到有目的、有主题的写作。但是，从事这样的教育要非常小心。你不管学养多高，也可能把孩子的一些思想亮点当作枝蔓而修剪掉，操之过急就会把她的许多智慧抹杀，她就永远不可能超过你。所以，我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给女儿上写作课，总是提心吊胆，一定要限制自己的角色，尽可能让孩子自己来完成。这次指导属于干预最多的一次，目的在于帮女儿上路。类似的指导，日后我还干过许多次，不过每次都注意让自己扮演更小的角色，最后指导变成了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女儿自信地走向世界，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
怎样教育“富二代”
几年前弟弟来访，在家里住了两日。临走前，他表示想给我女儿留下点零花钱。毕竟自己是当叔叔的，上次来时小女才两岁，他和自己的侄女七八年没有见面了。这次两人就像第一次认识一样，做长辈的给个红包作为见面礼，也属于人之常情。我马上告诉他：“我们之间这一套还是免了吧。大家彼此都不要给对方的孩子送钱，否则会把孩子惯坏的。我们在家一直这样教育女儿：要钱自己挣去，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弟弟点头称是。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事后我回想一下，送红包的事情，在我们家里还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当时两岸关系开禁，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姨妈从台湾来到北京。一见面，我们这些小辈人手一个红包。姨妈自己没有孩子，把留给孩子的爱心全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让人心里十分温暖。另外，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除了她带来的礼物之外，一个红包就是几个月的工资，对我们也确实有着非常实际的帮助。日后大家常来常往，给小辈送红包就成了规矩。后来祖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生活都大为改善后，还是继续从她老人家那里拿红包。直到我们兄弟的下一代出生，这种红包的习惯也就继续传了下去。
我本来一直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次听国内一位富人朋友说，他给自己的侄女买了很贵的礼物，竟被对方说“抠门儿”，因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年轻人受惠于长辈，不仅不心存感激，还觉得人家欠着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又怎么能有出息？
静心想想，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抱怨后辈。比如，我1979年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25元的生活费，其实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记得班上农村来的学生，一个月的助学金就22元，他们周末还不像我，能回家改善一下，一个月至少节省五六天的伙食费，甚至有些农村学生还把钱省下来寄给父母。但是，我对自己的25元钱还很不高兴，觉得父亲一人月薪就有170元，对我也太抠门儿了。经过不停地和父母讨价还价，两年后25元终于变成了30元。可见，在没有见过红包的时代，在中国还处于赤贫的时代，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向长辈伸手的价值观念中长大的。如今经济发展了，我们这代几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也产生了许多的成功人士，这种价值观念自然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代，习惯性地给他们礼物和红包。下一代并不因此知足，其实不过是重复我们当年对自己父母的行为。当然，我们年轻时经济条件很差，即使现在有了钱，过去穷困中养成的节俭习惯也不会轻易去掉。结果自己觉得已经很大方的礼物，则为90后这“名牌的一代”所不齿，他们弄不明白：如果不是世界一流的牌子，你怎么送得出手？！
女儿现在12岁，几乎从来不向我们要东西。在我的记忆中，她自幼就很少向父母要东西，即使向我们要东西时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几乎从来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向往。我们则经常顺水推舟地给她机会，让她设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东西挣到，比如好好练琴以获得奖赏等。有时她表现得非常好，我们主动给她奖励，问她要什么，她提出的也就是几块钱的礼物，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非常体贴父母的承受能力。在商店试鞋、试衣服，不管自己多么喜欢，我们只要说“太贵”、“没有减价”，她就毫不犹豫地把东西放回去。女儿甚至在晚上临睡前还向我致谢，感谢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挣来钱使她能上钢琴课。她一个月仅一块零花钱，几年下来一分都没有花过，全存在银行里，号称要用来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我自己从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点也没沾上，这一点我很庆幸。
在我这个当父亲的眼里，女儿永远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她怎么会有我这个大俗人的毛病？不过，冷静下来用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还是养育的结果。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坏毛病传给她，是注意从她的生长环境中寻找好的典范。要知道，美国社会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不少孩子也是从小被娇惯得一塌糊涂。不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平时好好留意，不难找到好的榜样。
举个例子。女儿在音乐学校中有个好朋友安娜，比她小两岁，但安娜弹钢琴要比女儿出色得多。我们每次听安娜弹琴都要叹息：实在没办法，人家是天才！后来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纪，一天至少练两个小时的琴，有时甚至超过三个小时。女儿则练一个小时都很勉强。安娜的母亲南希是第二代的华裔，广东人，医生。她嫁了位德国工程师，两人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刚刚会走路说话。为了孩子，南希的丈夫辞职当起“家庭主夫”。每个周末，夫妇两人带着三个孩子，从缅因州单程驱车两个多小时，到波士顿给安娜和她的弟弟上音乐课。最近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番辛苦，从缅因搬到了新罕布什尔，把旅程减半。两人对教育之疯狂，也可窥一斑。
南希和她丈夫，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孩子吃的所有东西，其营养价值都经过充分的研究。她的丈夫酷爱烹调，准备一顿饭经常要两个小时，饭菜摆上了桌，每道菜孩子们品尝后都要投票，只要有两个孩子投票反对，以后这道菜就不能上桌了。可是，南希对孩子严厉起来也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了电子游戏，导致练琴时间不够，南希竟在安娜开演奏会时拒绝前来捧场。她告诉我们：“我从小就对这些孩子讲，长大想上大学，那就学好功课去拿奖学金，我是不会给你们付学费的。”我们听了后暗暗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个当医生的，年薪几十万，而奖学金绝大部分是根据经济需要给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奖学金是绝对按学业和素质颁发。这条路也太艰难了，你的孩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争取到？况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8岁，难道你的孩子们还没上学就得为自己未来的奖学金操心？”
不过，听她这么解释，我们也明白了安娜为什么弹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们的女儿来，安娜生活在一个比同伴要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她的危机感也比一般人大得多。最近她们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戏，那就是做买卖。南希计划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国学习音乐，而且要安娜现在的俄裔钢琴老师陪同去。这种奢侈的教育，只能让我们这等普通的家庭望洋兴叹了。不过，南希告诉安娜：“家里没有钱支付你老师的费用，你要想办法自己挣出来。”可怜的安娜一急，决定把自己积攒了多年也最为心爱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给小朋友们。南希大喜，决定帮助女儿进行“企业扩张”，跑到玩具店讨价还价，以50美分一块的价格批量买下橡皮，再让安娜按一块钱一块的市场价推销。日后安娜一见我女儿，第一件事就是先要兜售橡皮。我们当父母的为朋友的人情所迫，已经先后买了三次。
卖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8岁，生活圈子还小，就那么几个朋友。大家买了一次，就“需求饱和”，不会再买。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准备感谢卡。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皮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心里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甚至有时谈起生意来弄得安娜上课迟到。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的年龄我们自然不好问，女儿说她长得像个少女，估计最多三十左右。如此年轻，养育两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国造的工程师“专业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橡皮，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自己的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因为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