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宣统二年（1910年）过年以后，东北各地，马贼胡匪到处骚乱，全省的军警防营纷纷出动，从事剿匪。北洋第三镇，便这样开始了他们成军后的第一次战争，吴佩孚也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一再出发打仗。不过，胡匪身手矫捷，熟悉地理，行动飘忽无常，他们惯于利用有利的地形，神出鬼没，作游击战。所以在对胡匪作战的时候，第三镇的大军，反而不如张作霖的巡防营，尤其是吴佩孚所统率的炮队，每次奉调参与战事，当他们人马与大炮，浩浩荡荡地开了去，胡匪由于耳目灵便，早就得着了消息，大队一到，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吴佩孚乘兴而去，败兴归来，只是上级还是记他的功劳，“大军所到之处，贼匪走避一空”。这么样才有人说吴佩孚用兵如神，胡匪“畏之似虎”，半开玩笑地给他取个绰号，小诸葛。
假使就这么长年东奔西跑，尽跟胡匪玩捉迷藏的游戏，炮队自吴佩孚以次，谁都渐感不耐烦。幸好在那一年头上，终由“以毒攻毒”的方式，胡匪出身的张作霖、冯麟阁，设计力擒黄老虎，方使吴佩孚疲于奔命的剿匪工作，于此告一段落。
张作霖和冯麟阁带着自己原先的胡匪队伍。再配备若干防营兵丁，他们兵微将寡，却反而是剿匪的主力，胡子的克星。张作霖狡狯得很，他利用黑道儿上的朋友，四处宣扬，说是张、冯二人奉令，不日即将大举清剿胡匪，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徐图良机。胡匪们起先不敢懈怠，严密准备应战，往后仿佛“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是渐渐地轻心大意，疏于防范。
胡匪的劲一松，张作霖立刻密锣紧鼓，备起战来。他以黄老虎为目标，实施“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之计，先打听好黄老虎巢穴的前后通路，派他手下的悍将，后来做到热河督军的汤玉麟，率领五百儿郎，埋伏在无人知晓，专供胡匪逃跑的一条荒山僻径，羊肠小道里，并叫汤玉麟利用时间，尽量挖掘陷穴，拉起绊马索。
一日，黄老虎正率队四处抢掠，张作霖先使冯麟阁带几百兵丁，多携旗帜，遍插在黄老虎返山途中必经的一道树林里。他自己则也带领五七百人马，一人背上背只沙包，当黄老虎集合所部整队还山，他便在大道上占据顺风地点，向黄老虎的大队进攻。
山高林密，曲折崎岖，当张作霖的五七百人一致喊杀，山应谷响，声震四野，黄老虎决想不到张作霖只带了五七百人，他们正想穿林而过，又见林子里旌旗密布，杀机四伏，便只得绕过山岬，想往后山逃跑。这时，张作霖一声令下，士兵立刻解下灰包，趁着阵阵山风，顺风散放，一时尘土蔽空，灰沙急扫，胡匪们眼里口里，尽是沙砾，眼睛都睁不开，哪儿还有还手之功，招架之力，一个个地抱头鼠窜，奔向后山。
这一下汤玉麟可等个正着，五百儿郎各以巨树岩石为掩护，五百杆快枪，矗然齐响，枪林弹雨，打得那批揉眼的瞎子，人仰马翻，四散溃逃。于是有人遭了绊马索，有人跌进陷人坑，转眼间哀声遍野，纷纷请降，只有黄老虎有心拼命，犷悍如故，一力死战。其结果，也是双拳难敌四手，被一涌而上的官军，使劲地拽下马来。
黄老虎和擒获匪徒，由张作霖所部大开杀戒，全部正法。张作霖这一仗打出了他的赫赫威名，也打下他半生的事业，使东三省境内的胡匪，为之失魂落魄，心胆俱裂，他们自动地转移阵地，逃到蒙古去谋发展。东三省从此除却匪患，人民安居乐业，张作霖升任防营统领，吴佩孚也就不需要再打那“龟兔竞走”的仗了。
这一年冬天，吴老太太偶然感染风寒，生起病来，发高烧，说谵语，情势极为严重。吴佩孚心忧如焚，他一连告了多日的假，衣不解带，亲侍汤药，着起急来，恨不得就要割股疗亲。张佩兰也是整日愁眉不展，忙这忙那，背人时更珠泪偷弹，吴老太太对于她，不仅是婆婆，简直便是自己生身母亲。
请了许多名医，终不见好，拖上十天，病势越来越重。亲家张府，姻亲兼邻居赵家，张福来和牛起顺，营里的官长，都在暗地里商量应该赶紧准备后事，惟独不敢跟吴佩孚说明，因为他已眠食皆废，形销骨立，整天睁着一对红红的眼睛。
终于有一天，西上房里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坐在客厅里的亲友，情知不妙，相率跑进去一看，吴佩孚哥儿俩抢天呼地，几乎昏迷。张佩兰更是扑在死去的吴老太太身上，直哭得死去活来。
人多好办事，吴老太太的丧事，办得相当的体面和风光，灵柩安放在客厅偏东，吴佩孚一家遵礼成服，频频举哀。第三镇长官同袍自曹锟以次，几乎全来吊唁，吴佩孚整天如梦似幻，昏昏沉沉地过了断七。给老太太请了高僧做佛事，红鱼青罄，喃喃梵呗，夹杂着吴佩孚、文孚和张佩兰时断时续地哭号，使阴森空旷的杨家大院，益增凄凉悲惨的气氛。
吴佩孚有官守在身，不便轻离沉地，正好他的大舅爷，张佩兰的大哥张百龄，有事要回山东，这护送灵柩归葬蓬莱故里的重任，便只有委托他办。吴氏兄弟和张佩兰，一直把老太太的灵柩送到沈阳，方始一路拭泪而回。
初经大变，哀恸逾恒，这一年过年的时候，吴佩孚家显得特别凄凉。幸好第二年头上，由于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吴俊升、马龙潭等奉军将领全力扩充巡防营，东三省的兵力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第三镇已无滞留关外，坐镇一方的必要。于是，时任陆军部尚书（后改大臣，实即部长）的荫昌下令第三镇全部开回关内，担任自天津至保定一线的京畿外围防务。
第三镇的司令部仍驻保定，等于回了娘家，吴佩孚所属的第一协，全部扎在保定镇司令部附近。
即令对于政治还不怎么发生兴趣，吴佩孚也可以明显地觉察得出来，关内的革命气势高涨，清廷迭经内忧外患，已经显出手忙脚乱，局促不安。另一方面，北洋势力正面临空前未有的低潮。袁世凯罢黜经年，还没有起用的迹象，他仍悠然自在，垂钓洹上。主管全国军事的陆军部尚书，已由铁良换了荫昌。陆军部外另设一个军咨府，以载涛为大臣，不但中央军权，尽人满族亲贵之手，而且，各省的督练公所，也尽量摒弃北洋旧人，而一反袁世凯的作风，专门重用日本留学生，以及各该省份军事学堂出身的新贵。当年全国练就的新兵，更已迅速扩展为12镇（师），19个混成旅，看样子，还有更多的新军，不久即将陆续编成。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大革命前夕的军界景象，满清皇族企图力挽狂澜，拼命挣扎，革命党人密布各省，跃跃欲试，而集全国武力之精英的北洋系将领，则正韬光养晦，郁郁然其志难伸。
吴佩孚是一个标准的旧式职业军人，他只知道忠心事上，从一而终，他不会想到利用这个大动乱的前夕。波平浪静下怒涛汹涌。正好男儿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一心一德效忠曹锟，效忠第三镇，效忠北洋系。效忠袁世凯，他从不考虑跳槽，高飞远走，另图发展。以吴佩孚的生平而论，他未能适应潮流，确实是坐失良机。
于是乎便到了辛亥年（1911年），阴历八月十九，阳历10月10日，武汉新军工程第八营霹雳一声，开了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枪，步兵第29标，第30标全体响应，激战一夜，湖广总督瑞潋、藩司连甲、统制官张彪弃城而逃，革命军顺利占领武昌、汉口和汉阳，举协统黎元洪为鄂军都督。武昌首义成功，各省纷纷高举义旗，全国陆军，除了北洋军和载涛编练的禁卫军外，一概投入革命阵营。
阴历八月二十日（阳历10月11），中午1点钟，武昌首义的消息，方始传到北京。那一天正值清廷内阁在庆亲王的府邸开会，惊悉警报，这一个会便一直开到午夜，始终举棋不定，议而不决。二十一日再开内阁会议，方才决定以陆军大臣荫昌领军，克日南下，会同萨镇水的海军、程允和的长江水师，水陆兼程，收复武汉三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