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压力的基本素质，是坚忍品格必不可少的要件。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诌胜之刀甚强，是欲成大事、力图雄霸天下者第一要义。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特别擅长在各种逆境中磨砺自己的意志，经常提醒自己要坚忍起来，他在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所以，后人才评价曾国藩是靠“坚忍成功”！
心中无“刃”，空空荡荡没有利器的时候，也不是“刃”。只有刃锋磨隐了，刃锋藏在心胸的刀鞘里，才算是真正的“坚忍”。
曾国藩能够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志的力量，是靠他过人的“坚忍”。双方的对抗与其说军事的，不如意志与坚忍的较量。
曾国藩一生都非常重视坚忍的作用，他认为“有志就断然不肯甘居下流；坚忍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对于坚忍的重视，可说是达到了极点。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坚忍到达的地方，金石也会为之所开，又有何种力量能够抵挡呢？”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龙梦苏作的《曾文正公学案》序中写道：“遇到困难激励自己去克服，力图赶上从前的贤人；下定决心立即行动起来，自己不甘流于鄙俗。虽然遇到千般艰苦的事情，但也不改变自己的决心；即使遇到千折百阻，也没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自信的人，不受外界的改变；狂妄的人必定不能坚持，古人的话果然是对的。”这一段话，把曾国藩的意志坚强与超人坚忍刻画得淋漓尽致。只有意志坚强之坚忍，才能遇到困难而不放弃，不追求于眼前的功利，才有巨大的成就。
曾国藩意志如鼎镇，坚忍似超人，贯穿他的一生，体现其坚忍和意志最典型的莫过于被围祁门时坚决不退怯的例子。江苏巡抚何桂清的上奏集中讲到了曾国藩意志坚忍，可谓写得详细、精彩，奏折的本意如下：
“我跟随曾国藩的时间很长，互相有很深的了解，透彻的看到他建立功勋，全是来自于实行德政的勤勉，他一生鞠躬尽瘁报效国家，克制自己反省自身，才能、见识过人。自己发誓坚定忠贞，不仅在当今格外罕见，即使是古代的贤臣，也没有多少超过的。”
咸丰初期，曾国藩以在藉侍郎的身份，操练民团剿杀敌寇，没有半寸土地，没有一点儿粮饷的来源。粮饷主要来自漕运、关税，而限于他在军队任职没有治理地方之权，所以不敢超越职权而代替谋划。名誉还在其次，实际去作就尤其难了。他当初兵败在岳州，又在九江受挫，士兵几乎都不振作，但他穷且益坚。到江西受到灾难的时候，形势发展不顺利，行动多触犯忌讳。每一分钱每一粒米，不苦心经营，就不能得到；每一名军官每一个兵勇，不苦心训练告诫，就不能战斗。在困苦难堪之中，树立坚忍不拔的斗志，终于练成劲旅，削甲大难。虽然说久疾是可以成就道德的有效之术，动忍是可以增加智慧的能量。而在艰难创业的最初时候，根本不敢自己预料到有他日的功业。
到咸丰十年，受江督之职，进驻祁门，正值苏州、常州新近失陷，浙江省再次沦陷，皖南皖北，十屋九间是空的，人烟稀少，军粮连半粒都难以求到，运输则一人都难以雇到。从南京到徽州、八百多里，到处都是太平军，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徽州刚陷落，休戚相关的祁门大为震惊，江西湖北也都很吃惊。有的劝他把营地转移到江西省城，以保证粮饷的来源；有的劝说把营地转移到长江主干道沿线的州县，以确保畅通的运粮道路，这样做也仍然不出两江总督管辖的边界。曾国藩说：“我第一次进兵，遇到险阻就退却，后面的事该怎么办呢？我后退一步就死无葬身之地！”大量的敌军已经到来，昼夜轮番围攻，炮弹如下雨般密集，曾国藩亲自书写遗嘱，营帐里悬挂着佩刀，仍然是从容镇定布置，没有改变往常的形态。就这样死守了几十天，直到鲍超率领霆军从山外赶来，才凭借一次战役把敌军驱逐出岭。
其后攻南京、扫捻军，皆如履深渊。这么多年以来，辛苦征战收回的土地，由尺寸之大扩展到几百里，深深恐惧一日之间溃败，前功尽弃。援救江苏确保长江二项，又要兼顾。时间紧迫事态危急，军情反复无常，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产生了：有的说南京的兵进得太早，必然导致军队疲劳、粮草缺乏；有的说应该撤掉围困南京的军队，以使各路援救南京的敌军退去。曾国藩在这种言论众说不一的时候，用三军不可夺其志，枕着兵器卧在柴草上，坚忍卓绝，最后才能以少胜多，从死亡中逃出来。等到战局已定，对幕僚朋友说：“古人有句话说：忧虑能伤人，我这才几个月，心胆都碎了！幸好有赖国家的洪福，才得以不死，然而如果今天一病不起，大概是我的精力已经为这事耗尽了。”
何桂清认为，曾国藩取得胜利的战绩不可胜数，惟独那几年坎坷艰辛。当成功与失败交替的时候，孤注一掷以奋争；当危难疑惑动摇的时候，每次都是百折不挠，这是他的意志不以生死变化和具有过人坚忍的结果。
何桂清还把曾国藩与以往历史上相似人物的文治武功做了比较，说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也仅仅收复了两京；宋代韩、范，也仅归复西夏一方而已。何桂清认为，清朝武功的强盛，超过前代，多次平定大的战乱，然而像嘉庆年间川楚之战，遭战乱蹂躏的也不过四个省。康熙年间的三藩之战，遭战争蹂躏的尚且只有十二个省，而如今的捻军，涉及范围竟达到十七个省，朝廷用兵征讨已满二十年。若单靠湘、楚军队与他们角逐，而没有淮军在这期间兴起，又怎么能做到南北分兵，接着平定祸乱呢？这是曾国藩有远大韬略，推荐贤才分担劳苦，和衷共济才有后来之功效。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曾立下了不期望生还的志向，因为要经历危险，屹然不能动摇，精诚到了极点，部下为他的坚忍精神所感化，兄弟们也为他所感化。所以湘军中阵亡的文武官兵，可以按名册记录考查的人，就多达上万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三河之战，他弟弟曾国华跟随李续宾，以一个人冲入敌阵战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战，他弟弟曾国葆在敌退后几天，积劳成病而死。可以说一家都是为大清而死！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但承担职责方面曾国藩总是督促他们抢前面，论功劳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曾国藩深切地感到在获取功名的时候，也是灾难开始的时候，常因为地位比众人高，权力比众人大，怀疑这么大的名誉会有不祥的恐惧之忧。所以遇到非常隆重的知遇之恩，更是把功劳恭敬地与人分享。
曾国藩立身平常实在，不追求标新立异。严格遵守而且坚持长久的一是“不骗人”，二是“不晚起”。向朝廷上呈的奏折报告，同僚属下的咨文信件，亲友的来信，从来没有欺骗掩饰的。即使是外面的巡抚，远方的人，内部控制的降将，交往都是开诚布公，言辞实在。
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官场，曾国藩从没有过一丝懈怠。即使刮风下雨，患病忧郁的时候，一般都是鸡叫时就起床，夜里才安歇，数十年如一日。晚年不吃珍贵的药，没有卧床的习惯。以前在两江总督任上，商讨研究文书，条理清晰缜密。没有一份章程不是他亲自制订的，批文都是他亲自圈点的。只是偶尔患心脏病的时候：不能多见幕僚部属。
再任两江总督、坐镇东南后，自己说稍微休息就会怠懈安逸，负疚感越来越重。公余时间无客不见，见面就全面广泛地咨询并听取建议，殷勤恪尽职守。对于同僚部属的贤能与否，事情的原因，没有一件不牢记在心中，人们都佩服他老年学习思考的勤奋。
曾国藩做事有恒，尤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他曾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悲观心情，不仅由战场上的挫折、困难造成（困滞祁门时曾国藩曾备好遗嘱：“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次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 日日如坐针毡。”），那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悲观则来自其行为取向与末代王朝体制、风气、惯例的冲突，冲突虽有限，却足以令其患得患失。
所以说曾国藩一生所遭受的困难是寻常人难以承受和解决的，曾国藩是凭借自己钢铁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忍”术，最终取得了成功。
成功语录：有志，就断然不肯甘居下流；坚忍，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去伪存拙，厉行实干
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活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必须要抑制躁的脾气。曾国藩一生都以“拙诚”“坚忍”行事，不图一时之水利，而计家国天下利，勤勉实干，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民族性，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也未尝不想到取巧，但他以为：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机巧来，我仍以含混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
所以他的“诚拙”的态度，非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并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是他的学生，李鸿章的才气，是曾国藩所尝识的，并且自以为不及的，但他江南人的虚伪空气，远非朴质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有一次借端对他说：
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李鸿章为之悚然。可是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作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粹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因此他的湘军的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在此——其实这就是拙诚二字的实效。
据记载：
公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公常以长子纪泽行路太轻，说话太快为忧。
可见曾国藩是如何“崇拙抑巧”了。
为了贯彻他的“拙诚”的主义，他又创为“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于这“五到”的解说，照曾国藩自己说；
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也。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企图着手实践。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拙诚”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的为人，不问治军治政或立身为学，都有一种不可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
一个主张当曾国藩既经决定，并且认为是对的，那么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前途如何困难，他是勇往真前，不避艰苦，拼命地去干，从死路中求生路。这种精神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干精神。”
细看曾国藩自从咸丰三年带兵以来，到打下安庆为止，在这个时期中，几乎可以说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但他能从奋斗中求出路，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
从以上几句话，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全是“硬干”，凡是不“埋着头苦干，吃着亏不说”的人，都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兄弟，也常常以实干精神相勉。他说：所谓“实干精神，”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在失意时绝不灰心。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连吃两次大败仗，曾国藩写信去安慰他说：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大之磨练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他的弟弟听了他的话，后来果然有所成就，可见不灰心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只说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所以他的军队中，照例不用喜欢说话的人，成为一种风气，因为只说不做，违背了“实干主义”的原则。“实干主义”是要埋头苦干。不重宣传的曾国藩认为惟天下的至拙，可以破天下的至巧，凡是自己认定拙朴的人，才能够厉行实干主义。
当然一个人做事会有无数种方法，我们也不能以一概十而不计全，但是想干大事，曾国藩的“去伪存拙”以及“实干为先”是有价值而值得我们学习的。
成功语录：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时局艰难，拙诚行事
他人倘若人不是的地方，甚至刻意刁难的时候，也必须抱以“容忍”之心。不要与之争锋，以追求最大有利益。同时切不可忘修身要义：诚信，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应保持以对。〖HT]
曾国藩对于清朝繁乱而艰难的时局也无不痛心疾首，但他也无力扭转乾坤，他做事的原则还是以坚忍和拙诚行事。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洋人的帮助。因此，他一贯以“和好洋人”的方针处理外交事宜。如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说：“洋酋日内尚未来会，若会晤时，当以人礼待之，不以鬼礼待之。”但他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屈膝卑躬、忍辱祈降”。他对洋人的态度，正在利用与否的见解内。他说：“（洋人）若果来东流，与余相会晤，余窥其意旨，倘可以理论情感，必力为关说；倘其暗助发逆（注：指太平军）之志甚坚，亦可于言外得之，则奏明鼍筹大计耳。”
其弟曾国荃欲以恭敬的拜帖求助于洋人，他便立时加以制止，自己会晤洋人，也不先施礼。由此，可见了对洋人的态度，还不失为一堂堂中国大员的气节。
曾国藩一直固执地认为洋夷来华的目的，只是“彼不过图小利耳”，因此他说：“我以数百千饵之，亦无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