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戊辰四月，他由两江总督奉命调补直隶总督，驻节天津。九年五月天津发生教案。唐代称天主教为“大秦景教”，元时多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明末排斥异端，一度见逐。至清雍正帝，始予严禁。道光时广东巡抚梁章巨曾于其所著《浪迹丛谈》中，诋毁教堂。后经吴德芝、魏源等渲染传播（见中西纪事及海国图志），有所谓毁神、灭祖、刳睛、剖心等事，促成一般人对天主教的仇教心理，其实自是伪传，是理解有误所致。中法北京条约成立，允许教士于内地置产，就地传教，是于湘、黔、川、赣等省，迭有毁教之事，儒生和之，暴民从之，官吏任之，而朝臣亦时以无稽之言奏之，疆吏率领恶之。因此教案益多，尤以天津一案为最严重。
初英法联军北上，法军曾蹂躏天津。及开为商埠，法国神父即在天津建立教堂，收养贫儿。由于迷信，时人本信外人挖取心眼配药练眼点金之说。同治九年庚午春，天津拐匪骤起，屡失孩子，辄疑外人迷拐。官吏拘捕拐犯。中有武阑珍供称迷药是法国教堂仆役王三给予，清廷即向法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约法领事丰大业（M．Foutanier）至通商大臣崇厚官署晤谈，双方发生争辩，丰氏盛怒，众怒而打死丰氏，并将教堂焚毁，惨杀教士修女等数十人，乘势往劫英法教士住宅，造成国际间严重事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事发之后，清廷诏直督曾国藩查办，曾国藩在病中立遗嘱，抱自我牺牲决心。六月初十日抵津，据年谱载称：
公至天津，津郡兵团，旧有水火会名目，人数甚众，怨崇厚以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公奉命之初，凡诣公条陈此事者，或欲借津人义愤之举，以驱逐洋人；或欲联合俄英各国之交，以专攻法国；或欲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意在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起急端。其致函崇公，则称“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之语。既至津郡，出示晓谕士民，仍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之语。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时，出令放告，投诉牒者数百人。查讯挖眼剖心，并无事实，而拐匪一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不能定案，公亦令暂予缓讯，以为洋人转圜之地，但饬缉拿天津滋事之民。由是都门士大夫中讥议纷然矣。
查办教案，是两方面都不讨好的事，曾国藩深知于此，但迫于清议，迟延不办，其致友人书，论其处置困难，不敢查拿正凶，外人深不满意。
清史列传曾述及他办本案的主张和理由说：
（国藩）奏诛为首滋事人，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罪。复谕以“洋人诡谲性咸，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不免启衅也。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维”。国藩复奏：“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囚陈“时势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当时法领曾有府县议抵之说，亦即将天津府县长官惩办抵罪，此法崇厚亦力之，曾国藩卒不从。年谱中亦载有此事：
二十一日崇厚来，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说，公严词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罗叔亚复来，词气凶悍；又来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公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二十五日接间人照会一件，仍执前说。二十六日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
此可谓有胆有识刚柔并用的外交手段。双方坚持，形势严重，通商大臣崇厚奏其病重，请另派大员办理，经命丁日昌、毛昶熙赴津交涉无效，乃改命李鸿章为直督，曾国藩仍回两江任。结果还是照他的主张，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天津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犯多名了事。那时若不是曾国藩对清廷和洋人能有明察是非的强硬态度，得以适当处理，恐怕八国联军之祸要早发生三十年了。慈禧太后后来逃往西安，路过怀来县，还欷歔地说：“假令大学士曾国藩尚在，何至受苦至于斯也！”
然而当初曾国藩的苦衷，为此案上奏，说得非常沉痛：
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福，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他常谓“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于此案同理，当初湘军困守南昌时，曾国藩不听刘蓉之谏，还抽调罗泽南军入援武昌一事，均足证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湖广总督李瀚章语）；当初移大营于祁门，也遇幕中人反对，坚持不改初衷；及至后来剿办捻军，初主驻兵四镇，继设策扼守河防，人笑其迂，虽一时无功，嗣李鸿章踵而行之，终收实效。王定安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见湘军记平捻篇）。曾氏最善守拙，亦出倔强个性的硬字功夫使然。
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年6月）查办天津教案，因其“偏袒外国”而受全国舆论谴责，其中的原因不可不谓之十分复杂，难以述说；是非曲直，也不可一言蔽之。曾国藩一生的转折点就是“天津教案”。他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一时被誉为“时代功臣”、“盖世英雄”。而“天津教案”却使其名声一落千丈，转眼间成了卖国贼，举国欲杀。
也许是“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的缘故。“天津教案”总归使曾国藩遭到深重的打击，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20日），他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年六十一岁。然而他在办理“教案”过程中为国的苦心，却至终而被人所忽略。其情其理，与李鸿章的历史角色多有相似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粉饰曾国藩对外政策的高明，但我们必须看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他不可能那样彻底地去抵抗外辱，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他所以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终就不是由他的后人完成了吗？
成功语录：吾向来为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守所在，而后舍己从之。谦矩报国，侧身修行
俗语说临慢不苟，无欲则刚。无论官我高，功多大，沾上贪污就前功尽弃了，官做得好不好，只要看他有钱没钱就能知道。曾国藩视“廉”字为人生根本，一生为事，坚守“不要钱，不怕死”原则驰骋官场。
曾国藩治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求一个“矩”字，即法度。曾国藩做事讲究“廉矩”二字，即不贪财富，不犯法度。这是他明智的选择！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十艮。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长处，还在于立志去做的事，就一定能努力做到。既然发誓不发财，就恪守之。他一生以勤俭守，不仅教育诸弟、子女，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十分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有增加。赵烈文在日记中曾记载了他与曾国藩关于食谱的一段对话：
材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师颌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日：“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佘称佩佑德，因日：“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日：“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兴酒方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师日：“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罢。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二十岁时，曾国藩曾制一件缎马褂，只是在春节及喜庆日时穿上，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二百两白银，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
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余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自己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外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日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也大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严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渐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竞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今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曾国藩一生讲求廉矩，在僚属与兄弟问，无时不以“做一个廉矩好官”相告相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曾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别人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感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问，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侮，同时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