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思，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家书）
“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此种见识，诚非普通人所能及。曾国藩有见于此，不特劝诸弟力尽孝道，抑且躬行实践，尤属难能可贵。曾国藩于“孝弟”二字他躬行实践，于其家书中可以知之。其家书说：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弟书）
又说：
余尝语岱云云：“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教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与弟书）
至于曾国藩对待兄弟之态度，在爱之以德，不在爱之以姑息，家书中曾言：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寄弟书）
曾国藩对于家庭，主张教弟；待遇族戚，则主张敬爱。推孝敬父母之爱于诸弟，推孝敬父母之意于诸族戚。对待族戚之道，曾国藩的家书中亦曾言及。其言说：
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家书）
对待师友之道，曾国藩以为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可慢亵。如寄弟书说：
丁秩臣王衡臣两君，吾皆未见，大约可为尔之师。或师之，或友之，在弟自为审择。果若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可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家书）
师友于一生事业，至有关系，此事曾国藩亦曾言之：
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云：‘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吾不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家书）
待遇仆从之道，曾国藩主张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如寄弟书说：
门人陈叔，一言不合而去。……现换一周叔作门上。余颇好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粥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其亦将视主人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贤弟待人宜知之。（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家书）
曾国藩居京时，同乡颇多。曾国藩对待同乡，照料帮助，尽力而为。其家书中曾说：
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家书）
曾国藩对于贪官污吏，主张查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但须机密。（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家书）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如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咸丰元年七月初八日家书）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又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者。其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与弟书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意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僚，卸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家书）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就做事方面而言：曾国藩以“明”字为主，以“平实”为归。他在与弟书中曾言及做事宜从“平实”处用功：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家书）
至于接物之道曾国藩以“廉”字为要。其家书中有所谓“不肯轻受人惠，”即“廉”字之一端。他说：
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耳也。渠若烈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家书）
其家书中还曾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书）
尤足可见曾国藩的廉洁。
在曾国藩家书中，还反映了他积极的人生观。曾国藩承袭儒家传统观念，所以家书中充满“救国救民”热忱。曾国藩寄弟区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区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睱忧及此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家书）
曾国藩的人生观，为奋斗的人生观。致弟曾国荃一函言之深切，列举生平事实为证，言之尤真挚动人。其言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中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家书）
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惟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此事曾国藩亦曾说：
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家书）
又说：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来。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西堑，无地自容，故近虽恭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家书）
受挫受辱能不气馁，不沮丧，只一味忍耐，徐图自强，此种奋斗精神，诚属难能可贵。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才不致发生流弊。此理曾国藩亦曾言及：
“强”字原是美德，……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霹，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家书）
又说：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家书）
所谓“明”者智也，所谓“强”者，勇也。智勇兼备，如不能衷仁由义，而惟以自雄，则虽具奋斗的精神也不足取。故曾国藩致弟书说；
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生贤子弟；……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家书）
既然是家书，当然有相当多治家的内容，而这些治家理论独树一帜，在中国家教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以他的教弟教子的家训也是对广大读者最有吸引力的篇章。
曾国藩在论及家道兴衰时说：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书）
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宫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弟书）
又有：
家中要得兴旺，全靠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弟书）
欲求家事顺遂，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所以曾国藩说：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者。（用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家书）
家中人口，就名分而言，有父子兄弟之别；就性别而言，有男子妇女之分。旧习惯认为：中国社会，自以男性为中心以后，家中事务，多由男子担负，妇女往往习于骄奢淫佚。社会上以妇女无所事事，习于骄奢淫佚，而倾覆其家者，所在多有。所以曾国藩说：
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家书）
又说：
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九日家书）
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戊辰四月家书）
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家书）
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家书）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诚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成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家书）
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成半六年丙辰九月念九夜书）
曾国藩论及家道兴衰的征象，恒从细微之事着眼。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家书）
又说：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家书）
能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即足为勤苦俭约的象征。
曾国藩于家道兴衰的原理及征象，认识甚清，故其治家的方法，有本有末，面面俱到，曾国藩尝寄其弟澄侯函说：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皇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谣，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家书）
于此可见曾国藩治家之法，以远绍祖德，维持家教为主。曾国藩寄澄侯函，又说：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书）
这就是其所谓家教家风。除“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外，更有“三不信”。
曾国藩治家，以恪守祖训为要务。曾国藩的先世，原为半耕半读的家庭，故其遗留的家教有“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等项，曾国藩为使家人不忘祖训，长留世泽考虑，曾将其祖父曾星冈的遗训，编成家规。他寄澄弟函说：
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家书）
曾国藩治家虽以恪遵祖训编纂家规为先务；对于子弟的教训，更属是不遗余力。他教训弟子之道，大致不外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消极方面，以力戒傲惰为主，如说：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家书）
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