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复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初四日家书）
曾国藩教训子弟，除戒傲戒惰外，尚以奢侈为戒。如寄其子曾纪泽函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家书）
为针砭骄惰计，曾国藩告诫子弟，以谦勤为主。他与其弟澄侯函说：
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家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家书）
为免除奢侈起见，曾国藩告诫子弟，以俭约为主。如说：
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家书）
成功语录：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勘以为善去恶，则谓这自欺。大功遂定，后人褒奖
曾国藩身前对自己所取得的功业可谓“自谦自抑”，我们下面看一下后人在他死后是如何褒奖他的。
（一）何璟评曾国藩
曾国藩逝世后，首先陈颂曾国藩历年勋绩，并加以论断的人是江苏巡抚何臻，他说：
臣与曾国藩相从日久，相知颇深，灼见其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观，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请敬为圣主陈之：
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贼，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夸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概系摹勇，又不得照绿营之例，拔补实缺；空有保举之名，而无履任之实。名器不属，激励尤难。方其初败于岳州，再挫于九江，兵几不振，穷且益坚。迨江西困厄之时，事势非顺动多个怍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心训诫，则不能战：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圣世中兴之业。虽曰疢疾可以成德术，动忍可以增智能；而艰难创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
一逮咸丰十年，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粮则半菽难求，转运则一夫难雇。
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振，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营江干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
曾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群贼既至，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鲍超率霆军自山外来，始以一战驱贼出岭。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曾国藩授铖四年，次第荡平，皆以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贼胆而壮士气也。
咸丰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同治元年，水陆两军并江而下，沿江两岸三千里，名城要隘，皆为我有其弟曾国荃统得胜之师，直抵雨花台以瞰金陵，左宗棠统楚军以达浙境李鸿章统淮军以达沪上，皆深入虎穴，捷报频闻。
夏秋之间，兵机遂大顺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不但守垒无勇，几于炊务无夫。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各抱重病。昔之劲兵，胥变孱卒。苏浙贼酋方以此时大举以援金陵，围攻雨花台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南岸则宁国旌德同时吃紧；北岸则颍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阳寿州，苗逆复叛；发贼又由浦江上窜，滁和巢含，亦复发岌可危。数年以来，辛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扩至数百里者，深恐一旦溃裂，尽弃前功。援渐救苏保江三者，又须兼顾。时危事亟，军情反覆，异议环生：有谓金陵进兵太早，必致师老饷竭者；有谓宜撤金陵之围，以退各路援贼者。
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臣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死入生。适事机大定之后，语寮友曰：“昔人有言：‘爱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尽其精力为已瘁矣。
曾国藩战胜之绩，指不胜屈。惟此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绩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
古之名臣，谋国效忠，惟以人事君为急。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一材，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
其历年通达，与平日忠义相切劘者，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刘鸿胜死于战阵，塔齐布李续宾萧捷三江忠义死于勤劳，皆已载诸史传。
其幕府宾僚，偏裨卒伍，由书生而洊历疆圻，由末职而洊膺重镇，无愧戡乱之选，亦铮铮在人耳目，无待臣言。
其苦心孤诣，使兵事历久而不败，人材愈用而不穷者，则在以湘勇之规矩推行于淮化泗刚劲之风，为国家干城之用。
臣远稽史籍，唐之李郭，亦仅收复两京；宋之韩范，亦仅经略西夏一隅耳。我朝武功之盛，超轶前代，屡次戡定大难。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不过四省}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今发捻回教诸匪，蹂躏竟及十七省，用兵已满二十年。若专恃湘楚一军，与之角逐，而无淮军继起于其间，亦岂能南北分兵，次第削平祸乱？是其公忠伟略，推贤让功，和衷共济，尤足多者。
臣昔在军中，每闻谈及安庆收复之事，辄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其后金陵克复，则又推功诸将，而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僧亲王剿捻之时，习劳耐苦，辄自谓十分不及一二；谈及李鸿章左宗棠一时辈流，非言自问不及，则日谋略不如，往往形之奏牍见之函札，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当江皖糜烂之际，实仕官所谓畏途。曾国藩不辞。选拔知兵之员，随时保奏，以期同济艰难。厥后大功底定，南服承平，朝廷延方殷勤，犹复叠奉谕旨，令保封疆将帅。曾国藩则奏称：“疆吏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党树私之端。”其小心远虑若此，宜其立功之后，不自矜伐也。
曾国藩自督师以来，即有不期生还之志，是以经历危险。屹然不可摇撼，精诚之至，部曲化之，手足化之。故湘军阵亡文武官兵，可以按册而稽者，多至万余人，咸丰八年，三河之战，其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以单骑冲贼术贼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战，其胞弟曾贞干于贼退数日，劳疾而死。可谓一门忠义矣！而与诸弟共在军中，任事则督之争先，论功则率之居后；盖深见乎功名之际，终始之难；常以位高于众，权重于人，怀大名不祥之惧，故遭非常之知遇，弥切尔位之靖共。
其平日办事，不分畦域。江皖苏浙两湖之兵事，联为一气两江军火饷糈，又不惜接济邻省，分应他军。而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则坚不敢居，不惮“再陈情，期于得请而后巳盖时念及报称之难，不敢恃恩龙之厚也。
“其本身清俭，”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蔬食菲衣，自甘澹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饿，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馀，助公用之不给。臣在皖时，固谂知之。
其立身平实，不求立异。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一日“不诳语，”二曰“不晏起。”朝端之奏报僚属之咨札，亲友之函牍，就臣所见，固未尝有欺饰矣。即外抚远人，内驭降将，交必推诚布公，言皆质实；中外远近，皆有以信其为人之不苟。在军在官，夙夜未尝少懈。虽风潇雨晦，疾病忧郁之时，率以鸡鸣而起，夜分始息，盖数十年如一日也。
晚年不服珍药，未尝有卧疴倚衾之日。前在两江任内，讨究文书，条理精密。无不手订之章程，无不点窜之批牍。惟有舌蹇心悸之病，不能多见僚属。前年回任，感激圣恩高厚，仍令坐镇东南，自谓稍即怠安，负疚滋重。
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谘，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一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曾文正公全集·苏抚奏疏）
观上所言，大抵说曾国藩“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如临难不惧，督师坚贞自矢，以及推贤让功，不矜不伐，用人甚公，自奉甚俭，诚以待人，勤以处事，皆德性良好的表现。
（二）李鸿章评曾国藩
李鸿章曾陈述曾国藩督直政绩，他说：
查该故督臣调任畿辅两年，举贤任能，吏治为之清肃。他如治河练兵，次第筹办，皆有成效于地方利弊，切实讲求；纲纪渐立，废坠具修。其在任时，清理通省讼狱积案数万件；去任后，筹助天河水灾赈银二十万两；尤为人所难能。”（直督奏疏）
李鸿章所言仅限于曾国藩督直时的情形，自不足以作曾国藩一生定论。
李鸿章事从曾国藩时间甚久，曾死后，除上所述者外，并无宏篇巨制评论，其理由如《复曾劼刚通侯书》说：
鸿章本不文，从军；柑羁官以来，废学益甚。赞仰吾师德业，弥坚弥高，而文章一道，尤愧偭规错矩故于师门身后，几不敢赞一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鸿章书札中间有一些简短论赞，如《复梅筱严方伯函》说：
师相动德名位，冠绝百僚（卷同上）
而李鸿章致曾劼刚、栗诚两公子函中说：
连日叠接南中寅友来书，并由小岩方伯寄到师门遗疏及日记绝笔，战兢临履之意，终身不懈，神明湛然殆圣贤仙佛中人适念典型弥增怆慕。（卷同上）
（三）薛福成评曾国藩
李鸿章对曾国藩生平，虽未为长篇巨翻叙论，但曾借薛福成代为一文，甚足表现曾国藩的生平。其文为《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疏中所述，共分数项，如：
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馀，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奏请仿前明戚继光束伍成法，募勇训练。旋驻衡州，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撸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初次出师，援岳州，援长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
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州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饷筹防事事掣肘已也。曾国藩忍辱负诟，坚定不摇，因材训士，奋兵复出，湘潭岳州，连战大捷，尽驱粤贼出湖南境遂克武汉斩黄，肃清湖北。
咸丰四年秋冬之间，长驱千里，席卷无前，湘勇之旌旗，遂为海内生色。厥后各路之杀贼立功者，成倚为重。以一县之人，而征伐偏于十八行省；以捍卫乡闾之举，而终以底定四方；前古未尝有也。
湖北既清，遂率水陆诸军，循江东下，有持金陵之势；无如事机不顺，进围九江不克，而督臣杨霈之师，溃于上游，贼复窜踞武汉。
曾国藩以孤军困于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将，皆遣回援湖北，金陵巨寇，勾结楚粤诸贼，乘间飙至，曾国藩兵分饷绌，又无地方之任，事权掣肘一如在湖南时，崎岖数年，仅支危局。然其所规尽设施，非仅为屏障一方之计，丰采隐然动天下矣。
咸丰七年，丁父尤回籍三疏恳请终制。文宗显皇帝鉴其孝思肫切，准令暂守礼庐。既复奉命视师廓清江西，进围安庆。旋以苏常沦陷，授铖东征，畀以两江重任。
当此之时，贼势如飘风疾雨，蹂躏大江南北，几无完土。苏浙两省，糜烂尤甚。曾国藩于无可筹措之中，多方布置，奏荐左宗棠襄助军务，募勇湖南，征鲍超于皖北，调蒋益浓于广西，定计不撤安庆之围，自率所部万人，驰入祁门。
甫接皖防，而徽宁复陷，诸将悍贼，麇门左右，叠进环攻，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曾国藩示以镇静，激励诸军，昼夜苦战，相持数月之久，群贼望风授馘，丧胆宵遁，自是军威大振，而时局遂有转机矣。适安庆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浙复陷。
吴越之民，接踵告急，曾国藩以贼势浩大，定议分道进兵，其弟曾国荃统得用之师，进薄金陵，攻守并施，鏖兵连岁；杨岳斌彭玉麟专率水师，扫荡江面；鲍超以霆军东西驰击；此外则左宗棠援浙之师为一路；臣鸿章援苏之师为一路；其淮颖一带，则有袁甲三李续宜多隆阿诸军，分途并峙。将帅联翩，羽书络绎，曾国藩总持全局，曾商机宜，折衷至当。
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朝廷复虚衷延访，凡天下大政及疆吏之能否，无不殷殷垂问。曾国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圣明鉴其忠悃，每有论奏，立见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勘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观也。
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国藩授臣以手订水陆营制一编。披玩数四，觉其所定人数之多寡，薪粮之隆杀，皆参酌时势，简要精严，允为久远不敝之规。又酌拨湘勇数营，俾获观摩练习。臣抵扈之后，扩充训募，实以此军为发轫之始。迨金陵既克，累函嘱臣勿撤淮勇，以备剿捻之用。
同治四五年间，曾国藩剿捻齐豫，虽未见速效，然长墙圈制之策，实已得其要领。臣得变通尽利以竟全功，其创始之劳，实不可没。臣于七年七月，曾经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辞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军事的情形。
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国藩之在江南，治军治吏，本自联为一气。自军旅渐平，百务创举，曾国藩集思广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经久。劝农课桑，修文与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
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前后举劫属吏两疏，尤为众情所翕服。其法于莅任之始，令首中司道，将所属各员，酌加考语，开折汇进，以备校核。一面留心访察，偶有所闻，即登之记簿，参伍错综，而得其真。俟贤否昭然，具疏举劾，阖省惊以为神，官民至今称颂。曾国藩平生未尝专讲吏事，然其培养元气，转移积习，则专精吏治者所不逮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政治的情形。
两淮盐务，自兵火以后，疲滞极矣；商本既亏，引岸渐发，加以营弁把握，票法全坏。曾国藩自驻安庆，即将淮南北盐厘，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运商运监到岸，弊在争售，则立督销总局以整轮规；场商收监人垣，弊在抢跌，则立瓜州总栈以保牌价；以商本宜轻，方利转输，则定缓厘以圩商力；以正课所入，丝毫为重，则定奏报以务稽查。
计自同治三年春初，九月冬杪，共收课银至二千万两以外，厘钱至七百万串以外。近来湘淮各军饷项，及解京之项，实以监利为一大宗。而商民乐业，上下获益，则其平日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监务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