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在《说苑·敬慎》指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谦的实质即卑已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时时，事事，处处都能察觉到自已不足之处，永远保持上进之心。
由古至今，凡是德业皆得大成者，无不注重“戒”骄除傲，曾国藩当然也不例外，他对这方面的诠释可谓“用破一生心”。如曾国藩在给他四弟的信中，很是精彩地说道：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情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恃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他又写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故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如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制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方有进步也。
曾国藩的这两段论述直指世中的那些读书人，恐怕他也早就知道，世间只有儒者和将者的傲气最重，然而他自己偏既是读书的儒者，又是带兵的将者，所以，戒傲之心，恐怕是曾国藩穷毕生之意志而力戒的吧。
曾国藩自己是很注意“戒傲”这一修身之要的。如在他的家书中就多次谈道：“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七次考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随父学五经，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二岁考取秀才，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1846年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上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八月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帝即位后，他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等部侍郎等职。
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亨通，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但对此，曾国藩反而以“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自谦，可谓“戒傲”功夫深厚，个人修养之成就。
曾家的“戒傲”之风，可谓悠远。从曾国藩的祖父、父辈起，便时刻以“戒傲”为训。
“傲”可以招致“军事之败”，也可使一个大的家族迅速地衰败，曾国藩的这番论述可谓深刻。至于星冈公的“满招损，谦受益”，早已成为当今之名言格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家族里对“傲”的警醒，不亚于对毒蛇的惊悚。
曾国藩“戒傲”，还劝勉其弟“戒傲”，并多次附专门家书严以劝谏。如在给四弟澄侯的信中说：“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极高、次看、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脱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此信可谓严厉。
又说：“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诸子侄无傲气否？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戒傲。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自己唯恐增长傲气，也时刻关心着他的四位兄弟及子侄们也能否“戒傲”。
的确，“骄兵必败，傲军必衰”。曾国藩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所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
在那个腐朽没落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反观曾国藩的对手敌人——太平军，则截然相反。洪秀全定都天京后，上至天王，下至各统军将领，一面“傲”字旗漫卷天朝，方招致天京内乱。诸王相互猜忌，为争权夺利而兵戎相见，许多卓越的将才死于自己昔日并肩战友的屠刀之下。太平军的夭折，究起根源便在—个“傲”字。除政治观念的局限外，这恐怕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又一悲剧成因，上溯到明末的李自成、秦末的陈胜诸豪杰，皆丧身于一“傲”字。
曾国藩一生恭谦，其家其军也颇少傲气，这恐怕也是曾国藩作为一世圣贤的过人之处。我们今天读曾国藩语录，亦有回肠唱叹此慨，默默叹服其良苦用心。
曾国藩不仅告诫自己的兄弟时刻注意着“戒傲”，而且还激励他们：“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此等胸襟，其可谓世所罕闻。曾国藩对于曾国藩下一代的成长，也给予了过多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戒傲”，更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见。如：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由此可窥，曾国藩对于子侄辈的“戒傲”修行，其刻骨关怀之心。溢于言表；对于曾国藩家族的富贵，曾国藩心似明镜；对曾国藩后代的娇生惯养，曾国藩亦心中了然。所以他在家书中一而再地予以提醒告诫，足见其畏“傲”如毒。中国有句俗话说“家兴，不过三世”，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道理，败家在于一“傲”字。他铭记于此的，几次三番地劝子侄以“戒傲”，他也是为曾国藩的后代子孙做一警示。
他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说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身之始，务知自重。酷热尤须保养身体。此嘱。”这封信是曾国藩给他儿子纪鸿的，当时纪鸿要赴省城参加考试。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一位严父的拳拳爱心。在此之前，曾国藩已去一信以教导，这封补寄出去的信函，足以表达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挂念和一颗热切的爱子之心。在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及力去傲惰二弊”，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的细节也一再叮嘱。“不可送条子”，也正是这位堂堂的一等侯爵所担心的，曾国藩不愧为一代严父。但后一句“酷热尤须保养身体”，却又怎不催人潸然泪下！可谓威恩并存，严中有慈。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此次徽贼窜浙，若浙中失守，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功夫，不问人之骂与否也。
曾国藩关于“戒傲”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见于他的日记的：
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彼此持论不合……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虚心，何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
何丹畦请余为是正文字，严然自任，盖矜心之内伏者，深矣！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致于颠覆。
前以八德自勉日：勤俭刚明，孝信谦谨。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谨二字，尤觉相违，惊愧无已！见于家书的，如：
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
为人与为学，初戒骄奢二字。（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初五日致澄、沅二弟）余一切循谦恭之道，欲破除藩篱，而黄（正斋）不免拘谨。
以上都是有关戒傲的话。其在杂署笔记中“气节”与“傲”一篇所论傲之为害，尤属详切。认为“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又书赠李品仙格言有云：“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又复李少荃书嘱其“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真是至理名言。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由一傲字致败。”曾国藩的这句警语，实乃他穷其一生心智所得的“天籁之语”，我们后世视之岂能熟视无睹，应“顶礼膜拜而真心悔改之”！
成功语录：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傲字致败。……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