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要义,以勤为本。无论资质平庸还是聪颖,家境贫寒还是富裕 ,都不是个人成就事业的决定性因素,关键无外乎一个“勤”字。从一个人勤奋的程度上,便可以预知他能成多大的事。
我们凭心而论,曾国藩的才质也只能算中平,他并非是一个天生的智者,但他坚持学习,重视积累,弥补了自己才智上的不足。
曾国藩所作之《五箴》中尝自言之。观其为文则抄经史百家以为之基,学诗则抄十八家诗以立其本,固知曾国藩非天才之辈,亦非低能者比。至曾国藩自知鲁钝,崇尚笃实,最终因勤学好问,困知勉行,日臻于高明之域,此则非常人之所能及。
曾国藩的意志方面,甚为倔强,龙梦孙作《曾文正公学案·序》中谓曾国藩:
因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
对曾国藩坚强的意志,描摹尽致。惟其意志坚强,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故其所就者甚大。
曾国藩的品性,其最著者为忠诚,惟时亦寓以权变。曾国藩崇尚忠诚,其大要具见他所作之《湘乡昭忠祠记》。薛福成记《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文,更足见曾国藩秉性忠诚,纯为事实。其言说:
……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遂欲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庸庵笔记卷一)
此是曾国藩崇尚诚实的明验。薛福成又说:
……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日:“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庸庵笔记卷一)
此是曾国藩处事公忠的实证。曾国藩持躬处世,一以忠诚为主,由此可以了然。
曾国藩虽崇尚诚,时亦通权达变,不拘泥于一格。《水窗春呓》中曾记曾国藩轶事一则说:
“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何如?’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
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就是明证。
曾国藩的个性,就态度方面言之,大抵严肃,惟于肃穆之中时具“幽默”之风趣。其最佳的例证,则为《庚子西狩丛谈》中李鸿章叙及曾国藩的日常生活。他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此外,若谦恕,若勤恒,亦为曾国藩良好的品性。胡哲敷说:
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
他说:
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见《杂著气节傲》)
又说:
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见《日记》)
曾国藩的个性,大致如上所述。其个性的形成及发展究竟如何?
曾国藩个性的形成及其发展,就其家世与其生平事实看,已可知其大概。其智力的钝拙,意志的坚强,大抵受遗传的影响,我们但观前述曾国藩的家世一章,当知其然。至于仁爱、忠诚、严肃……等个性,则大抵受环境影响,曾国藩才质钝拙,梁启超先生亦曾言之。其言说: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见《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曾国藩品行精神是盖由立志以植其本,博学以扩其知,而又能持之以恒,自强不息。曾国藩曾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曾纪泽)
这是说气质可以变化,而变化则由于读书,读者又须以立志为其先决条件。曾国藩既能立志,又好读书,则其气质变化,自可想已。
曾国藩气质之变化,固受立志的影响,亦受师友的薰陶。即以才质而论,曾国藩固尝自云:“少时天分不甚低,”惟“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家书》卷一)故学识无长足进步。自入翰林以后,时从唐鉴、倭仁等论学,讲究义理,不遗余力,才识既因此而扩充,制行亦因此而谨严,故仁爱、忠诚、严肃……诸美德,大抵奠基于此时;而明强二字,亦复远胜于昔日。至于相时制宜,虽权变亦无伤于忠诚;若一张一弛,虽幽默亦无损于严肃;大本既立,其余自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运用其方法,以适应复杂环境。
但就曾国藩个性而言,其治军以后与治军以前,固已有异。
曾国藩个性,就其发展而言,与年龄亦至有关系。
早年时期,举动活泼,态度乐观,惟不免于轻浮。
入京以后,服膺宋学,一言一动,均有规律,感情虽无甚变化,理智则异常丰富。
治军以后,意志坚强,态度沉着,虽屡经败北,仍能本其“屡败屡战”之精神,贯彻始终。
我们学过王安石的《伤仲永》,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的先天智力条件固然重要,但如果后天不加以学习和积累,也终会一事无成。现在科学界都在提倡“情商”要比“智商”重要,当然这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但从这方面也验证了上述论点,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人都“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成功语录:“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