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全集》版（2003年），据1945年昆明文聚出版社单行本编入《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香港书店1982年版“有人说，明年五月里老蒋要带兵和日本打一仗，好好的打一仗，见个胜败。日本鬼子逼政府投降，老蒋不肯降。不降就要打起来。各省带兵的主席都赞成打！我们被日本人欺侮够了，不打一仗事情不了结。”“有人说，明年五月里老蒋要带兵和日本打一仗，好好的打一仗，见个胜败。日本鬼子逼政府投降，老蒋不肯降。不降就要打起来。各省带兵的主席都赞成打！我们被日本人欺侮够了，不打一仗事情不了结。“又有人说，这全是假的。老蒋最会说假话哄人。”“人人都说老总统一了中国，国家就好了。前年追共产党老总在省里演说，还说要亲手枪毙十几个贪官污吏。他一个人只生一双手两只眼睛，能看见多少，枪毙多少！会长说：“不要说老总，这个人办事倒认真，一天忙得像碾盘上石滚子，不得个休息。我老看《申报》，说他不久又要上四川开会，是十六号报纸说的！这时一定已经到了。”“人人都说老总统一了中国，国家就好了。前年老总在省里演说，还说要亲手枪毙十几个贪官污吏。他一个人只生一双手两只眼睛，能看见多少，枪毙多少！说的倒好听，说了永远不兑现，以为老百姓全是傻老二！”“亲家，这你不用担心，不会派款的。报上早说过了。委员长有过命令，不许借此为名，苛索民间。演说辞也上过报，七月二十的日子，你不看到过？话说得很有道理，这是国家一件大事。”“亲家，这你不用担心，不会派款的。报上早说过了。上面有过命令，不许借此为名，苛索民间。演说辞也上过报，七月二十的日子，你不看到过？”那人说：“他们那么不讲理，一开口就骂人，我才不怕他！委员长，到这里来也得讲道理！保安队，沙脑壳，碰两下还不是一包水？我怕你？”那人说：“他们那么不讲理，一开口就骂人，我才不怕他！你是委员长的干儿子小舅子，到这里来也得讲道理！保安队，沙脑壳，碰两下还不是一包水？我怕你？我三头六臂也不怕！”他有种单纯而诚实的信念，相信国家有了老总，究竟好多了。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的会好转的。他有种单纯而诚实的信念，相信国家不打仗，能统一，究竟好多了。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的会好转的。那人说：“我的老伙计，委员长一天忙到晚，头发都忙白了，一天有多少公文要办，多少客要见，管得到这芝麻大事情？现在又预备打日本，事情更多了。”那人说：“我的老伙计，委员长一天忙到晚，管得到这芝麻大事情？现在又预备打日本，事情更多了。”君子报仇三年，小人报仇眼前。中国和日本这本帐，委员长心中有数，慢慢的来，时间早咧。我想还早得很。君子报仇三年，小人报仇眼前。中国和日本这本帐，一定要算清楚！慢慢的来，时间早咧。我想还早得很。原先的版本几乎塑造了一个老百姓眼中非常勤政开明的统治者的形象。当然这些话主要是商会会长说的，他代表的自然是统治者一方的意愿。修改后，大量删节的是对当时的统治者的肯定甚至赞赏的内容。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上下的语气，明显不连贯统一。旧版本体现出作家把“变”的希望寄托在对一个开明的统治者的期望上。修改后期望的对象指向了笼统的“国家”观念。弱化了对旧政权的信赖和对新政权建立者们的敌意。
可见这些修改最直接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变化。作家在用新时代的意识删改旧时代的意识。这种删改有多少自觉的成分恐怕就值得体味。而作品的含蕴也就从含混走向了清晰，加大了对旧时代的批判力度。问题是蕴含在旧版本中更丰富的内涵就被遮盖了。从旧版本入手，可以看到作家当时非常复杂的心态和情绪。
二、“常”与“变”的冲突与融合
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观念的变化冲击当地人的生活。从人们对“新生活”的态度就可以看到这种有意味的变化。开始时是恐惧，逐渐演变为轻松，最后成了嘲讽，再在抗拒中逐渐接受。从旧版本可以看出，作家并不打算到现有政权之外去寻找改变现实的真正力量，而在努力寻求与现存统治者的逐渐磨合。以“常”作为理想的几乎封闭的观念已经被打破。关于常与变的困惑逐渐丧失了尖锐的对立，而寻求着某种程度的融合。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沈从文还是在他的作品中引进了历史发展的观念的，只是没有充分展开罢了。
首先，在小说中，沈从文还是用相当大的篇幅来延续他慕之为理想的那种人情和人性的纯美所形成的生命形式。这使《长河》和他以往的创作有了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虽然他说自己是“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10卷.7.)以免读者承受直面现实的痛苦。从作品本身来看，这还是作家最为擅长的笔墨，也是他作品的精髓所在，取掉了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会大受影响的。关于乡土纯朴优美民风民情的描绘，作家选取了几个很有代表性的生活场景。
通过橘子的不卖而送表现朴素的人情：“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种不分彼此的人情在中国古代是最基本的处世形态，在《西游记》、《水浒》甚至《儒林外史》中都随处可见那种接纳和招待陌生人的事情。在以《边城》为代表的作品中，沈从文对湘西这种民情有过极为赞叹的描绘。在《长河》中，依然代表了一种充满了人情味的生活方式，构筑着“常”的基石。构成“常”的还有那种充满了乐趣的乡村生活。沈从文的小说写乡村生活，但很少真正涉及劳动的场面，而注重于写劳动之外的业余生活的部分，比如恋爱、节会等。在《长河》中特意写了一段劳动的场面“摘橘子”：
萝卜溪滕家橘子园，大清早就有十来个男男女女，爬在树桠间坐定，或用长竹梯靠树，大家摘橘子。人人各把小箩小筐悬挂在树枝上，一面谈笑一面工作。
黑中俏夭夭不欢喜上树，便想新主意，自出心裁找了枝长竹杆子，杆端缚了个小小捞鱼网兜，站在树下去搜寻，专拣选树尖上大个头，发现了时，把网兜贴近橘子，摇一两下，橘子便落网了，于是再把网兜中橘子倒进竹筐中去。众人都是照规矩动手，在树桠间爬来转去很费事，且大大小小都得摘。夭夭却从从容容，举着那枝长竹杆子，随心所欲到处树下走去，选择中意的橘子。且间或还把竹杆子去撩拨树上的嫂嫂和姐姐，惊扰他们的工作。选取的橘子又大又完整，所以一个人见得特别高兴。有些树尖上的偏枝的果实，更非得她来办不可。因之这里那里各处走动，倒似乎比别人忙碌了些。可是一时间看见远处飞来了一只碧眼蓝身大蜻蜓，就不顾工作，拿了那个网兜如飞跑去追捕蜻蜓，又似乎闲适从容之至。
沈从文以夭夭为中心，写出了乡村劳动的乐趣和夭夭的天真与活泼。
更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社戏所体现的乡村生活的诗意。这一内容和《凤子》当中对社戏的描写颇为相似，但感情有所不同。
收锣时已天近黄昏，天上一片露，照得人特别好看。自作风流的船家子，保安队兵士，都装作有意无心，各在渡船口岔路边逗留不前，等待看看那些穿花围裙打板凳回家的年青妇女。一切人影子都在地平线上被斜阳拉得长长的，脸庞被夕照炙得红红的。到处是笑语嘈杂，为前一时戏文中的打趣处引起调谑和争论。过吕家坪去的渡头，尤其热闹，人多齐集在那里候船过渡，虽临时加了两只船，还不够用。方头平底大渡船，装满了从戏场回家的人，慢慢在平静河水中移动。两岸小山都成一片紫色，天上云影也逐渐在由黄而变红，由红而变紫。太空无云处但见一片深青，秋天来特有的澄清。
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远山野烧，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转成深蓝色，已由一片白烟变成点点红火。……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可是，人人都融和在这种光景中，带点快乐和疲倦的心情，等待还家，无一个人能远离这个社会的快乐和疲倦，声音与颜色，来领会赞赏这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
演戏和看戏都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乡村生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乡下人的期盼和希望。沈从文抓住了那份热闹中的宁静所蕴涵着的诗意，那种非常单纯的快乐和自然的优美和宁静所形成的诗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湘西优美的人生形式，它们是“常”，也就是具有永恒意味的精神故乡。这些美是不愿让任何的因素去触碰的。在《凤子》中曾有类似的描写：“歌声止了，火燎半熄，月亮已沉，冷露下降。荒草中寒蛩齐鸣，正如同在努力缀系先前一时业已消失的歌声，重组一部清音复奏，准备遣送归客。蓝空中嵌上大而光芒有角的星子。美丽流星却曳着长长的悦目线路，消失在天末。场坪中人语杂乱，小孩子骤然发觉失去了保护人，锐声呼喊起来。观众四散，陆续还家，远近大路上，田塍上，到处有笑语声。”(《凤子》.《沈从文全集》7卷.)
在《凤子》中，作家用虚拟的对话抒发了对这种乡村社戏的价值发现和赞美之情。以总爷为代表的乡下人对自身的价值有十分的了解，并试图用这种价值来影响和改变城里的绅士，效果非常明显，城里绅士完全折服了。在《长河》这种更为现实的语境中，作家道出这种具有永恒魅力的乡村生活的美并不能被乡下人很好认知的一丝丝的无奈。他曾认为这种生活本身就具有人类丧失已旧的“神性”。面对新的变迁可能消灭的那种单纯和宁静，在对这种美无人留意的哀叹中包含了对“常”与“变”冲突的无奈。也以这种美和诗意来作为对抗越来越庸俗化的现实的根据地，虽然难说坚固，但对作家本人来说，是他精神世界的阵地，守得住来自现实的种种冲击。
同样的“常”的价值还体现在沈从文早已发现的老人、少女、青年所象征的精神力量之中。满满延续了《边城》中爷爷的形象，满满对夭夭就像爷爷对翠翠一样，充满了怜爱和纵容。而且满满很受当地人尊重。在《巧而不巧》一节中，大家商量要是做了保安队，满满要什么一定派人给他办来，满满叮嘱说：“可是要记好，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不派官价我才要！”夭夭对满满的感情也很深，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说，并且认为：“天下归你管，一定公平得多！”夭夭也是翠翠们的姐妹，从外形到性格都是完美的：“第三个长得最美最娇。三女儿身个子小小的，腿子长长的，嘴小牙齿白，鼻梁完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都是个‘黑中俏’。因为在一家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小，所以名叫夭夭。一家人凡事都对她让步，但她却乖巧而谦虚，不占先称强。心性天真而柔和，所以显得更动人怜爱，更得人赞美。”完美的少女形象依然是构筑那份指向过去的人生形式的重要的基石，所以作家不舍得在她身上染一丝的瑕疵。三黑子是傩送们的兄弟，能吃苦，有能力：“小小的年龄时就跟随父亲在水上漂，一条沅水长河中什么地方有多少滩险，多少石头，什么时候什么石头行船顶危险麻烦，都记得清清楚楚。（至于船入辰河后，情形自然更熟习了。）加之父子人缘好，在各商号很得人信用，所以到他们能够驾船时，‘小滕老板’的船只，正和老当家的情形一样，还是顶得称赞的船只。”他们的存在让人感觉到湘西的永远的希望。这其中还包括那种古老的人情。满满是个孤苦伶仃又无处安身的老水手，因为得到了橘园老板长顺的特别照顾，才有了落脚之处。以夭夭为代表的长顺一家对满满也格外亲近。让人感觉到一种古老的没有任何阶级意识的人情关系。这种情感在左翼的作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追忆革命的那些小说中再也见不到了。为富而仁，是沈从文认可，且很为欣赏的一种品质，一种社会关系。在《边城》中，就有这种不同阶层之间的人情交往，爷爷和船总顺顺就有这种交往。这种不分贫富的古老人情关系是构成湘西理想人生形式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所以在《长河》中有相当的分量。沈从文认为这种超越贫富的人情正是湘西区别于与之相对立的都市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他不会认为其中有需要展开的矛盾。他始终拒绝用人情之外的任何关系来看待湘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