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试图向我们展示这里的真实，他调和着湘西这片土地上的美好与残酷，非人的生活与人性的庄严与真实。但我们可以分明地感觉到，在历史的残酷面前，沈从文有所退缩。关于《湘行散记》和《湘西》，他不断地表述着“导游”的意图。关键是重返湘西时，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湘西小蛮子了，而是一位成功而幸福的“都市人”——“多美丽的一幅画图，一首诗！但除了一个从城市中因事挤出的人觉得惊讶，难道还有谁看到这些景矍然神往”(《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全集》11卷.)。审美的发现本来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张兆和的话也可以作证：“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错误，太舒服了，不是中国人的境遇所许可的。”(《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卷.278.)“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的习性！”(《张兆和复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卷.285－286.)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城里人，还是一个生活舒适的“绅士”。再看这里的风景，他用的已经是作家的敏锐的眼睛，这里的美丽让他惊奇不已，真像是游客似的惊奇。再看这里人的生活，他对他们多了一份怜悯和同情，多了一种对他们生命的沉重的思考。重新审视这片土地，他的心境再也单纯不起来了。如果说，在遥望它的时候，他还曾经以之为一种“理想”的话，真正面对它的时候，他感觉到了沉重的苦难，而自己对于他们的一切又是无能为力的。《湘行书简》是一边翻阅历史，湘西人生活的真实的状态，一边背过身去，闭上眼睛，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潜藏，他实际上无法将自然的诗意，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的生活的诗意，与历史的凝固和现实的苦难统一起来。
翻阅着历史和现实，沈从文的心一边充满了诗意，一边又无比沉重。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是他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湘西人的生存状态让他担忧，但他又觉得同情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是这样的生，也是庄严的，其意义不容否定。对于变的担忧和对于不变的隐痛同时刺着他的心。真正面对湘西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他不可能拿人性的健全和美来安慰他们，那是他们唯一的财富，但对他们而言却没有意义。只有重新回到城市里，沈从文才能整理他的思想，他唯一能够整理出的就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和“神”——《神之再现》。那是1937年7月的北京，无论如何，沈从文这种自我陶醉都是牵强的。“回乡”在沈从文情感上掀起了很大的漩涡，但他很快就将之平息了。他依然要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美的所在。他认为这是一片最有希望的土地，并且坚定了这一点。他重新估量了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生活的价值在自己文学世界中的意义。他在这次行程之后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城里”的“乡下人”。我发现，他总是在无法判断现实的时候，就背过身去，玩味他内心里无穷无尽的诗意。湘西之行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很自豪地以“乡下人”来做他的精神堡垒。“乡下人”的立场中潜藏着这么一种心理：他带着对湘西和城市的双重的精神优越来构筑他的理论，他庆幸自己不属于任何一种人。
4歧义的产生
这种情感的漩涡还体现在他作品的歧义上。沈从文的作品究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基于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和沈从文对这种丰富性的忠实。他把湘西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来关注。他最关注的是现象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而不是对这些的判断。
沈从文作品的意义开始的时候是相当含混的，这种混乱里包含着真诚也包含着杂质。在对待女性的立场上，沈从文就一直近乎肆无忌惮地持一种相当原始的观点，他总是很轻松地叫出“小婊子”这样一个粗俗的词语（这里面可能有方言的原因）。在《若墨医生》中还让他的主人公任意地对女性妄加评论，甚至在公开的信件中贬斥女性，还有他那种近乎陶醉的“吊脚楼”情结，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他作品的意义。沈从文早期确实有一些很难进行意义追索的作品，这里固然有生计逼迫的缘故，主要的还是他理性思考的空缺造成的。这也让他跟现代文坛的一些基本精神拉开了距离。他的这种视角使历史以裸露的形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像《贵生》，是情绪而非理性支持着他的行动，他连报复都找错了对象。不是沈从文这种特殊的视角，我们是很难看到这其实是很真实的历史一角的。像《灯》，那种可爱的奴性是无法在左翼作家的笔下看到的，他用这种“旧”的眼光发现了与人们同在世界中有那么多旧的东西，它们不仅是顽固的，甚至是可爱的。这实在难以衡量。他的“吊脚楼”风情让人们看到那即使是最没有意义的生活也会有人“品味”，有人“享受”，有人赞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价值，因为她们毕竟是人啊。这确实是用沈从文的眼睛才能发现的，他尽其可能地向人们展示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意义的微妙，判断的艰难。任何的褊狭甚至是错误都可能指向真正的意义，更何况这些错误来自作家敏感的心灵呢。沈从文的陈旧观念由于爱的介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为人们所忽视和蔑视的世界的意义。
他不想用任何的道德的约束来妨碍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独特的发现，即使那种发现并不一定具有审美价值。他坚持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保持着创作的最大的自由。他一直在思考欲望对人的意义和作用，并用作品来表述这些并不成熟的思考。他是肯定并夸大欲望对人的意义。并把此作为了他思考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一边赞美地方人对神的赞美和崇敬，一边在《道士与道场》中把这些神的使者写得那么鄙俗。沈从文就是这样赤手空拳地进入了文坛，他开始时甚至不会对自己的故事进行剪裁，这也使得他早期的一些作品，让人难以理解的糟糕。他原是不知道如何进入公共语境的，以至于写了一些不表达任何意义的东西，如《长夏》。沈从文的写作是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冲动的，他甚至不怎么会考虑如何使笔下的东西有意义。他写的东西与其说是首先经历了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就那么呈现出来等着别人的选择，然后自己再去俯就那种选择。徐志摩让他顺着对乡村世界的“美”的发现来发展他的文学世界，林宰平让他坚持对个人情感的真诚抒写，这对沈从文而言是起到了指路作用的。
沈从文的作品引起的最大的歧义莫过于人们认为他的作品构筑了一个“世外桃源”。实际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并不因为它的美而让人真正地向往，湘西人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作为“人”的本性，湘西这片土地也有着没有为人力破坏的原生态的美，但他们的人生并没有因此而美好，而是相反，正是这片美丽的土地和这土地上善良的人们在遭受着非人的苦难。这一切和所谓的“桃源”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沈从文到底有没有一个“桃源”情结呢？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与“桃花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精神向往是否一致？答案依然是风马牛不相及。“桃源”的情结是荡涤人们的世俗欲望，沈从文的作品却是极力在点燃人们的欲望。沈从文希望的是人的实现，而不是桃源情结里所包含的人的隐藏。他理想的人性与中国传统的人的规范完全不符。他推崇的是希腊精神，“希腊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追求现世的人之为人的完全实现的人类原初的自由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人性的充分展示，其中，性爱是人性表达的一条自由的路径。在希腊神话中，诸神，包括宙斯在内对性爱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可见，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人类最初的自由和任性是人最本真的表现，是值得颂扬并具有神性的。希腊精神所代表的这种人性观和沈从文所要表现的湘西人民带有原始意味，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内容是相契合的。但沈从文的这种人性观并非来自西方的影响。他的人性观直接的来源是湘西人民的人生观，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一种完全民间的力量。
）第三节《长河》中“常”与“变”的冲突与融合
《长河》是沈从文创作的最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比较此前和此后的作品，都可以看到这部作品的丰富的意蕴和生动的描绘是具有很大的超越性的。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研究者也有过大量的论证。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谈到：“《长河》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再现了乡村世界自主自为的生命形式。而且这种再现是在同邪恶势力直接抗争中完成的。但作者的立意局限于本地人与外来统治势力的对立，而湘西下层人民与地方上层势力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应有的展开。”凌宇还注意到了《长河》中出现的新因素：“一、以武装反抗残暴政治的情绪。二、迅速增长着的对湘西乃至中国未来的信心。”(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55,253.)承接凌宇这一认识，刘洪涛认为：“在《长河》中，国家意识、国家想象、国家建制已经渗透到吕家坪方圆之内的各个角落，甚至当地人的思维和意识深处，湘西正在成为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9.)这些意识无疑在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支撑。问题是，在《长河》中，这些意识并不是清晰而统一地存在的，而是有着很多矛盾的冲突与融合。这既体现了时代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表现了作家思考的未完成性。新的因素和旧的因素与信仰在其中交错而冲突又潜藏着融合的成分。一般的论述忽略这一点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阅读版本的问题。那种复杂交错，抗拒又接受的情绪主要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中。一般论者都是根据1982年的《沈从文文集》版来谈这篇小说，这恐怕会给解读带来很大的局限。正如作者在题记中谈到的，这篇作品的主题是：“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10卷.)作为一篇很有开拓性的作品，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寄寓了关于地方、时代和历史的丰富复杂的观察与思考，怀疑与困惑，希望与隐痛。
一、《长河》的删改
删改比修改更为准确，因为修改是作家主动的行为，删改却含有一些不得已的成分。《长河》是沈从文的作品中改动最大的作品。关于《长河》的删改，沈从文在题记中有过表述：“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印。”(《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10卷.7-8.)也就是说，在《长河》诞生的年代，就因为携带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因素被删改。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国民党政府当时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讽刺。原有的创作已无从看到，从保留的部分来看，讽刺当中还是包含了一些肯定的，这也许已经是修改的结果了。1938年8月至11月间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连载，共6万多字。1945年成书交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出版时增至了10万多字。现在从《沈从文全集》中看到的就是这个版本的《长河》。在1982年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和香港的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时，收录的《长河》又有了明显的改动。现对照《全集》版和《文集》版的《长河》，分析其所做的修改及其意义。
在《题记》中，《文集》版相对于《全集》版主要的改动有这些三处。一处是删除了关于政治的一段论述：“所谓政治又只是许多人混在一处，相信这个，主张那个，打倒这个，拥护那个，人多即可上台，上台即算成功。终生事业目标，不是打量入政治学校，就是糊糊涂涂往某处一跑。”(《长河》.《沈从文全集》10卷.4.)这一段话有对共产党的讽刺之处，所以删除。一处原本是说地方问题“除旧布新，渐上轨道”，其后填加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问题何在，我也完全明白。”(《长河》.《沈从文文集》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4.)把希望的语气改换成了怀疑。一处原本说“某种向上的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修改后添加了“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长河》.《沈从文文集》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5.)。对那个时代的一点希冀，这么一改就没有了。很明显，新时代的修改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作品正文修改得也很明显。首先是关于共产党的，如：“每天有人敲锣通知，三点钟村子里开会，男男女女都要去，好开群众大会，好枪毙人！大家都要大喊大叫，打倒土豪，消灭反动分子。”“你是共产党，人家好好说话也犯罪？”“我又不是共产党，该账不还账！”“共产党前年过路，不放火烧房子，也亏得是风水好。”“你怕我们是共产党，一来就要开借，先就嚷穷。”对这些内容做了删除处理。未修改前的内容可以看到，在当时，沈从文对“共产党”这样一支最为重要的变革力量持误解甚至敌视的态度。《长河》中也有一个信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新生活’，都并不怎么使光棍穷人害怕。”(《长河》.《沈从文全集》10卷.28,30,34,128,134,111.)关于共产党的言论就保留了这一处。可以说作家当时就发现了共产党的特点，但对此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和认同。
涉及当时统治者的修改在下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