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真正决定封笔是出自他对政治局势的认识。他的作品失去意义不是因为文学，也不是读者，而是相悖于政治要求。他本来只是文学这条河里的一条鱼，他只适合在这条河里生存。滚滚而来的历史大潮席卷了一切，包括文学。已经没有一条专门属于文学的河了。他放弃文学的生命也就成了必然。“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的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大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沈从文全集》18卷517页。同样的话也出现在给吉六的信里。“大局玄黄未定，万万人民在痛苦中挣扎，决不是可以长久如此搁置冻结事情。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实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来从事。这个新的开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惟必然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证实，来促进。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过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沈从文全集》18卷519页）。)他觉得这种放弃是个大悲剧。“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就很够了。”沈从文还在文学的领域里留下了一份深深的渴望，渴望年轻人的理解和继承。“从五四起始，北方文运传统有个一贯性，即沉默工作。这个传统长处或美德，有一时为时代风雨所摧毁，见得寂寞黯淡，且大可嘲笑。然而这点朴素的态度，事实上却必定将是明日产生种种有分量作品的动力来源。不要担心沉默，真正伟大的工程，进行时都完全沉默。”(《致吉六》.《沈从文全集》18卷.521－522.)沈从文一生都在坚持这种工作态度，他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时代，都需要实干家。其实沈从文还不想把“香”还给大地，而是想留给下一代。文学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民族大业，就在此时，他依然希望真正的传统能与新的时代完成衔接，能起到“民族重造”和“人心重造”的作用。那么，即使他离开了那块领域，也可以安心了。1949年7月新中国召开的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没有沈从文的位置。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通知他，代为焚毁所有在该店出版的作品。他已经没有写作的权力了。封笔也就成了必然。
）第二节被选择中的恐惧与绝望
所谓“选择”其实是沈从文面对时代的转型所持的姿态和他为迎接时代的巨大转型而做的一些精神准备。“被选择”意味着在时代转型时期不同思想和观念的碰撞，主流的价值观念和个人价值观念的差异带给个人的巨大精神压力。在这个阶段，沈从文对于这种思想观念的碰撞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冲击的感受异常激烈。这缘于他对个人性观念和价值的唯一的信赖，缘于他一直以来对一切价值观念的深切怀疑。使得这种碰撞在他那里的感受异常得剧烈。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对沈从文来说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大峡谷。沈从文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否定到逐渐肯定的过程。
一、“狂人”心态
对精神世界的过度依赖和对现实的排斥早已成为沈从文的思维走向。我们前面就谈过，在1940年代初期，沈从文的精神世界就进入了一种向深处走，以个人的思索来确立新的精神支柱的努力。对于这个过程的体验，他更多的感觉也不是收获思索的快乐，而是理想和现实碰撞的绝望。“任何时代一个人的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再不然，他这种思索的方式，也会被人当作疯子，或被人杀头的。”(《长庚》.《沈从文全集》12卷.37.)他过于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而难以接受现实的腐败和黑暗。在1940年代的初期，居于云南的时候，陷入思索的梦魇的沈从文就曾经体验过难以自拔的精神压力。他提到这种状态要经受内外两方面的压迫。内在的压迫是他对精神生活的过度强调所产生的对现实的过分厌恶。外在的压力是社会对他的这种绝对性的个人性的排斥。内在的压迫会让人发疯，自杀，外在的压迫会被人当作疯子，会被杀害。他提到“理想与现实对面”，这一切压迫就会发生。进行这种思索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外在的压力，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他所珍爱的爱、美、神性的理想的空幻性带给他的绝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非常缺乏抵抗力的官能性的，空幻的理想上，非常容易被刺激，难以给人带来真正的精神支撑。《摘星录》表达了类似的心理。爱情的众多的可能性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的理想的空幻和现实的落寞让女主人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思考的也是发疯，自杀之类非常极端的问题。实际上《摘星录》的原型沈从文的九妹真的疯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那种把精神置放在幻想世界中的人。那时的文章中，沈从文用得最多的一个意象是“灰烬”。美和神性的显现是瞬间的，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显现过后感受到的一片白，一片灰的绝望。从幻想的世界回到真实的世界都要经受精神压力，都会想到发疯和自杀。那么，在真正面对外界压力的时候，沈从文官能的极度敏锐也就成了极度的脆弱，自己会把那种压力在心灵的世界中无限地放大。
他认为新旧时代的转化会带来那些坚持旧的价值观念的人的毁灭。他对于新旧时代的交替本身就充满了不祥的感受。在《新与旧》中对此有细腻的表达。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只是不同的习俗的碰撞都可能使某些人成为他人眼中的疯子，成为这种转变的牺牲品。新与旧的交替会在人心上留下的难以弥补的裂痕。沈从文在情感深处对新和变有一种恐惧，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旧的怀恋，而是他本能地感觉到了新的蛮横及其破坏作用。“新”会以接纳的方式对“旧”进行彻底的破坏，像《新与旧》所寓言的那样。在新的环境对旧观念的移植或模仿很可能是对它的彻底消灭。新与旧虚假的粘连让这个一直遵守着旧规矩的老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恐惧。当整个社会都以为你错了，你还能坚持自己吗？王金标所体验的这种从梦魇到疯狂的精神状态也发生在了沈从文的身上。如果说在他写的《十年以后》中，这种不合时宜的人还怀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这从他对那些文学正宗们的讽刺上可以看出来。《新与旧》里，不合时宜就成了疯狂的标志。老刽子手对于新与旧变易充满了恐惧。人生原本是一场预演了无数遍的戏剧，你清楚地知道一切的程序，每一个程序都有其确定的意义，那就是人生的意义。而如今，所有的戏剧都成了醒不了的梦魇，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在不得不跟着走的时候，你也许会把自己带向罪恶。老刽子手杀了那两位可爱的老师，那绝不是他想杀的人，也不是他在清醒的时候能杀的人。在新的时代里，他被利用，被驱使，完全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沈从文对新的渴望是本质性的，而《新与旧》恰恰预言了新的被置换，在“新”的表面之下包裹着的是陈旧和残忍，是道德和一切美好东西的碎片，而且一切都难以修补。可见，他对于一切新的到来都有一种难以接受的恐惧感。新旧交替必然面临观念和规则的转变，旧的一切都可能因为不同而不被接纳。他认为新秩序的建立并没有给他这样的个人留出存在的空间。他的价值观念非常难以和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完成对接，他认为这种差异会带来他本人所有已经确立的价值的完全毁灭。
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无力应对这样的局面。在新的时代，他会失去一切。他不断地说到倒下，休息，无家可归，就是在说无力应对的惶恐。“我很羡慕更年青些的，能用一种赤忱诅咒当前而迎接未来。我呢，恐怕没有能如别的作家那么活泼身心，去未来时代与人争什么了。一涉争斗我就先倒！”(《致徐盈》.《沈从文全集》18卷.478.)他羡慕年轻人，就是羡慕他们可以转变得过来。所谓“活泼身心”谈的也是应变的能力。他因为缺乏应变能力，在时代，在他人面前都失去了战斗的武器。他感觉到了时代抛弃了自己的恐慌，“三年后世界大变，大致都要‘休息’了。”(《致林蒲》.《沈从文全集》18卷.480.)“休息”是他之前就使用过的词汇，同类的就是那种“秋天的感觉”。那种压迫虽然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紧张，但那是来自于自己心灵世界内部的。这里说“休息”是自己一切的观念，一切的成就都将失去意义的恐惧。在新时代面前，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噩梦：“昨晚作了个梦，一家人在什么一个小店半途中候车，每家大门都关得严严的，且不见一个人。到后好久才找到旅馆、车站……比真实还烦心，就醒了。”(《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8卷.506.)无家可归的感觉，会被新的时代拒绝的感觉已经深入沈从文的心理了。在自身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沈从文最担心的是文物问题。沈从文哀叹文物的严重散失，怕这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的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啊！
他不断地感受着外来的压力之下自己世界的崩溃。新秩序建立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沈从文认为这个世界不会有他的位置。他陷入了自我挣扎之中，他只是想在种种外压之下保存生命深处那个敏感而独立的“我”。那种压力只有他能感觉得到。沈从文陷入了一种疯狂的想象当中。张兆和记录了他几个月来的精神不安：
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他那种不近人情的多疑，不但是我，连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失之常态，不可救药。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三月二十八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了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沈从文全集》19卷.22-23.)
这是张兆和眼中的沈从文的表现。张兆和认为外来的压力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压力。是沈从文自己内心的恐惧太深了。其实只有沈从文自己才知道他和这个新的时代有多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一定会夺取他创作的生命。所以他的恐惧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切感知。张兆和知道原因，所有的打击里，最强的就是对他作品的否定，那其实就是否定了他的生命。他如今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的资格，但他在种种的“检讨”中都忍不住流露出对自己作品的珍爱之情。这是他对自己的心灵世界进行的调整的一种极端的方式。“疯狂”可能是一种最好的释放的方式，将自己心灵深处一切的恐惧和不安全部找到，并表达出来。然后他可以整合自己，进入新的时代。沈从文这种沉入内心的挣扎越激烈，其结果就不会是简单的放弃和屈服，时代怎么变，他还是他。
沈从文用文字记录了自己在这种极端心理过程中的各种感受，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探索的资料。沈从文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展开感受和思考，再用自己的方式解救自己。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是沈从文过的最艰难的一段的日子，经历了发疯，甚至自杀。体现他这个阶段心理的文字主要有《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和这时的一些日记，写于1949年的《四月六日》、《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这些文字将沈从文自我释放和自我施救的过程基本体现了出来。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书信和日记，是对自己的忠实记录，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挣扎。鲁迅的“狂人”面对的是社会和历史，沈从文的疯狂面对的是自己。但“狂人”里有鲁迅自己的心声，沈从文的文章也有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思考。《狂人日记》是对这个中国文化和文化所养育的人的思索。沈从文思考的是在社会和历史的选择面前，人的意义，特别是个体生命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这是一份难得的真实记录。这一段时期，他经历了生命的地震——生命的粘合与新的碎裂——自我回归而进入无所求有所守的生命的安宁这么三个阶段，即经历了生命的碎裂与重新粘合。他最终为自己的生命和价值找到了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