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录是沈从文个人的“狂人日记”。可以对照鲁迅的《狂人日记》来做深入的分析和认识。王晓明认为，《狂人日记》里包含着鲁迅自己的情绪冲动，“在意识深处，那种陷入重围而不得脱身的紧张情绪，依然会相当强烈”。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被逐出农庄的桀骜不驯的野兽的孤独。”(王晓明.《王晓明自选集》［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8.)鲁迅通过一个被虐狂的疑惧心理来传达还不便明言的深切体验。鲁迅本人和他笔下的狂人都有着野兽一样的坚强的孤独。而沈从文则看起来要温和得多。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由强力的因素支配的多，还是由这些温和提供的滋润多呢？强力的因素要我们承担责任，而滋润则使我们首先保持自己是一个“人”。沈从文所坚持的就是作一个真正的“人”，并且保持真实的“我”。沈从文的特别是因为他并不出自中国的文人传统，他没有一点真正的政治意识。他不会想到“学而优则仕”，也不会想到仕途坎坷则隐。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参政的冲动，也不会寄情山水而忘忧。他想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作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文学在他是可以重造人心，从而达到民族重造的目的的工具。他后来从事的研究则可以让这个民族古老文化的精华，属于人民创造的精华发掘并保留下来。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将不再有用。自己的作品是过时的，甚至是有毒的。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已经被完全否定了。他必须考虑自己是否要放弃。写作是必须放弃了，那支持他创作的动力——独立的思考，是否也要放弃呢？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否生命也该放弃了？在1949年1月2日给《绿魇》作的题注上，沈从文写到：“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去也会疯去。”(《题<绿魇>文旁》.《沈从文全集》14卷.456.)外界的压力所转化而成的内心恐惧已经达到了制高点。沈从文差不多就是从这时开始就进入他的“疯狂”时期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到新中国正式建国的1949年10月期间，他所留下的文字都可以看做是他的“狂人日记”。“反复三个星期，由沸腾到澄清，我体验了一个‘生命’的真实意义。一切过去的重复温习，未来的检讨，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沈从文在努力用新的标准劝说自己。这其实是徒劳的，他直到找回那个他准备放弃的自我的时候，才恢复正常。
和“狂人”一样，他觉得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所有的人都在和他作对，要迫害他。《狂人自己》的“狂人”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和他作对，赵贵翁、同路上的人、面前的一伙小孩子都在和他作怨对，用铁青的脸和奇怪的眼与他面对。沈从文也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他认为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都离开了他，把他当作了疯子，并且都在参与谋害。鲁迅笔下的“狂人”是要对抗一个“吃人”的世界。作为从那个吃人的世界中最早觉醒过来的人，他觉得那些还沉迷在“吃人”的情景中的人都是他的敌人。沈从文是在外界压力大的情景之下觉得身置险境之后别人对他旁观和抛弃。虽然出发点和归宿都不同，和“狂人”的心态确实是非常相近的。还有一种心理就是对“狗”的恐惧。《狂人日记》中三次写到赵贵翁家的狗，写狗的眼神和叫声带给他的恐惧。沈从文也觉得了同样的恐惧：“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是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他像狂人一样，觉得自己的周围网布着吃人的大口，而自己就是被吃的对象。他感到了自己将要被“吃”的深切恐惧。由此可见，沈从文当时的心态确实是一种夸大周围和自身压力的一种疯狂的心态。和鲁迅笔下的“狂人”在心理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其区别是文化意味上的。“狂人”代表的是五四时代的觉醒着对旧时代的批判，指向了对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的揭示和批判。沈从文则代表了一个由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人的恐惧，对个人被集体漠视和吞没的恐惧。狂人的疯狂有很大的对抗性。他觉得只有自己的是对的。沈从文的“疯狂”更多的是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他不敢再相信自己。在不同价值的质疑面前，沈从文失掉了自信，他的绝望情绪已经到了极点。“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待我，如活祭，各按情分领受，真应了佛家所谓因果缘法。其实真有人肯帮助我是给我足量的一点儿。我很需要休息。这对大家都不是坏事。一个柔和的结尾，有什么坏。……我没有前提，只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8－11.)他称大家对他的关心是“活祭”，不相信谁真的理解他，谁真的会帮助他。事实并非如此。在他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实际上主要是心灵上的孤立，朋友们对他表达了最真诚的关爱。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接他到他们的家里，还有金岳霖，对他进行了悉心的照料和劝解。而当时林徽因自己还得着很重的病。张兆和感叹“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他和“狂人”一样，完全陷入了自我的世界当中，放弃了对外界的客观感受。1949年4月6日的日记将这种疯狂的心态进行了记录：“似乎随时可以死去，还听说要杀我一百刀，奇怪，我不怎么害怕。”迫害感比“狂人”还要激烈。“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我有什么理由今天被人捉去杀头？这不是我应得的。”自尊与自卑的矛盾心理纠结着他陷入了精神的错乱当中，“自高与自卑心理相互纠缠不清时，即必然会有这个发展。我如今恰恰就在一种神经混乱中，演出巫蛊兼少女落洞三种心理过程的悲剧。我明白了。但是究竟明白什么，还是想不明白。”(《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自高是坚持自己的观念和个性，无法真正从心里否定自己，自卑是对于新时代的感受，必须要放弃自我的固执，接受新的观念和价值。在珍视自己的价值和渴望新的位置的心态当中，这种矛盾简直不可调解。放弃自我无从确立价值，不放弃自我无从找到位置。错乱的感觉定然浓厚。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也记录了沈从文陷入疯狂的感觉。这是生命为音乐带回到过去后，感情世界的碎裂。“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时相近。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我难道又起始疯狂？”整个世界都变得陌生起来，连安静带给他的都是恐惧。这种少有的宁静让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独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他想求助于音乐。“十分钟前从收音机中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涟漪与坡谷，把我生命带到许多似熟悉又陌生过程中，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音乐将他带回了过去，回忆却徒增烦恼，因为过去的美好已经一去不返了。“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熟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他觉得像“狂人”一般的无比的孤立。不过狂人是在挣脱一个世界，沈从文是在进入一个世界。他不仅要告别过去，同时还被未来拒绝，“凡事无分”，连家，这最亲切的安慰和归属都拒绝了他，给他的感觉都是孤立无援。应对世界的“我”已经崩溃了，生命深处的那个应该被压抑的“我”还在挣扎着要出来，碰撞之下的感觉就是毁灭。“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无所皈依的危机感浓重得包围了他。“我活在一种可怕的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他甚至又像自杀的时候想的一样，想到了“故乡”，想到了那些倾注了自己生命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她们变得比现实中的人都真实得多，他只能向自己作品里的人物求助，也就是他只能向自己求助，“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了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他又想到了死。这是平息所有的分裂和碎裂的最简便的办法。但他还是想努力整合这破碎了的生命。“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他希望能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找到自己，当年的沈从文就是通过它获得新生的。结果呢？“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19卷.42－43.)手中的笔也失灵了。他几乎又陷入了彻底的绝望，陷入了醒不过来的梦魇中。
在这个阶段，沈从文给自己的定位是各种易碎的东西，如“瓦罐”、“破甑”。一方面表明自身的脆弱，一方面强调外来的力量对其的摧残。他感受到了个人，个性的失败，虽然他并没有真的认可个人性的错误，只是觉得太无力了，否则他就不会这么绝望了。绝望的表述其实还是一种个人性的坚持，只不过是一种被动性的坚持。“瓦罐”、“破甑”的表述中有“用力掼碎”这样的表述，不是它们自己破了，即使它们原本脆弱，是外力把它们摔破了。他依然觉得政治的风暴也是操纵在人的手里的，那么它所施放的就是一道道的栅栏和一堵堵的墙。它所设置的隔膜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那相隔几亿光年的星星还要遥远。他的感觉也许是偏颇的，但一切的来自于人的灾难，都与人心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有关系。误解是一种深深的拒绝，它逼迫着沈从文一再的放弃自我。所有这些都像是一次生命的地震，把沈从文的生命，那个他所珍爱的“我”，震成了碎片。“心已破碎，即努力粘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正如一瓦罐，自己胡涂一掼，他人接手过来，更有意用力掼碎，即使勉强粘合，从何着手？也可说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致丁玲》.《沈从文全集》19卷.48.)他觉得自己的心都破碎而难以粘合了，觉得周围有很浓郁的迫害空气，一切都被控制了，家庭，生存都失去了意义。自己成了时代转换的悲剧标本。他把自己比喻成了“瓦罐”，一个被自己摔，更被他人用力摔碎的瓦罐。再也粘不上了。“‘破甑不顾’，古人说的或有道理，朋友可不必再为我过分担心，我近于宿命限制，已成一堆碎瓦。”(《致刘子衡》.《沈从文全集》19卷.46.)沈从文觉得自己完全失去了一切的主动性，只能等待毁灭的命运。
和“狂人”“救救孩子”的乐观思路不同，沈从文的心中充满了绝望。“我们既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不免有这么一天，这么一次，以及明天更大的灾难。这就是‘人生’！这也是‘道’！一切齐齐全全，接受为必然。我在重造自己。……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6.)他对自己的一切都充满了绝望之情。不断地说着：休息，完事，孤立，绝望。在心灵的世界中，他极大地夸大了他和新时代的对立，并且认为毫无解决的可能，只能成为时代转变的悲剧标本。在沈从文绝对独立的个人精神世界中，这种时代性的的干涉对他的冲击真的是太大了。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接受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在这种压力和压力所转化成的情绪中，他觉得自己完全无路可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