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6日的日记记录了沈从文散乱的心绪。他不停地劝说自己，要平和地接受一切，包括命运分给自己的那份不公平。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希望，才可能获得新生。“在这一点上，我深深理会了‘希望’和‘绝望’两个名词的意义。生命存在，总还把希望保存。有希望，也就有一切改造的新生。如绝望，那就什么新生都为不可能了。对于人，我的希望已不知应寄托于什么，方能实证；对于神，又仅仅是一种抽象，在当前时代实已毫无边际可达岸上。奇迹从何产生？我将等待下去。我明白了‘等待’二字具有什么意义。”但他还是强烈地感到不平和恐惧，感到疯狂的威胁。在个人的心灵世界中，他还是觉得不知道把希望寄托在什么上面。一直支持着他的所谓“神”的观念，他也觉得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抽象。失去了思想的根基才是他陷入绝望最重要的原因。从晨光中，他就感到眼中和心中的一切还是那么充满着拒绝：“又是一天新的开始。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又似乎根本还对于自己和环境缺少认识。过去以前，我是什么，能作什么，对于一个新的时代还可有点贡献，仿佛都还清清楚楚。置身于目前情况中，似乎什么都混乱了。一面头脑犹若保持对工作的正常和清明信念，相信在任何新社会中，犹可为下一代将知识经验和热情贡献出来，然而另一面，应付由于头脑混乱发展而成的无条理的现实，却如一团乱丝，毫无头绪。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这个错综是由戏剧式排成的，非我应得的。”(《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他最害怕的是自己分明还有用，但是没有位置了。他说有很多知识经验和热情可以贡献给下一代，可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搁在什么位置上。因为决定这些的权力并不在自己手中，又得不到来自正统方面的肯定的声音。个人在大时代的变动中成为悲剧的牺牲品的感觉还紧紧抓着他。疯狂是一种调整。沈从文在尽量用自己的方式整合着自己。他此时的心情依然是矛盾的，徨彷于“无地”，他觉得自己是处于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影”。告白了黑暗，也将被光明所吞噬。他的心情还是绝望的。
二、自我的“悔罪”与“新生”
沈从文一直在寻找着自己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首先是他的文学理想和左翼文学的理想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左翼的文学理想是工农兵文学方向。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一直是守着他想象当中的“五四”。他认为胡适是五四文学理想的真正的坚守者。“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致胡适》.《沈从文全集》18卷431.)胡适提倡的是易卜生式的个性主义的文学。可见沈从文和新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方向本身的分歧是非常大的。他预感到新世界将和他有很大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自己的一切都会被毁。1948年的大量书信中，沈从文都表达了这种情绪。“社会在变化中，先有情绪影响到政体组织，在分解过程与新的秩序建立衍变中，我因为表面生活方式的凝固，也许会牺牲，会在莫名其妙情形下完事，但这个对工作的热忱态度，还应当保留下去，也一定要这个方可望进步。”(《给一青年朋友》.《沈从文全集》18卷459.)他还是把原因归结于“情绪”，是情绪影响到政体组织。他觉得自己与新时代的冲突主要是“凝固”与“变动”的冲突。还是他一直以来的思路。认为政治是变动不居没有品格的，只有那些能随时而变的人才能得到利益。他觉得自己无法随同时代的转型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所以会成为牺牲品。他认为这种牺牲会是“莫名其妙”的，如同《新与旧》当中的老刽子手一样，在自己无法理解，更无法被别人理解的情况下成了牺牲品。“牺牲”的恐惧深切地笼罩着他。但他还在提倡“热忱”的工作态度，这是他在这个时期觉得自己唯一可能被赞同的地方。任何时代，都需要认真工作的人来建设。所以，在感觉自己的价值将被完全否定的情况下，他不断地强调着对热忱，认真的工作态度的强调。这为他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奠定了基础。
他和左翼文学的冲突一直是让他觉得不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冲突还只是文学观念上的不同的时期，他对这种分歧和冲突还持有很大的精神优越感。觉得自己比那些整日随着时代跑的人有很大的优势。当这个阶段，这种冲突带给的他的就是被否定的恐惧了。他说文坛一直在扫荡他。“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极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从官到商，从商转政，从政又官，旋转了许多次的。我还是我。”他一直把“上海作家”和“左翼作家”做一定程度的等同。扫荡所指，也是在说左翼作家对他的批判。这些作家的品性一直为沈从文所诟病。他认为这些是随着时代跑的人，一会左一会右，一会官一会商。因为蔑视批评者本身的品格所以也蔑视他们的批判。“我还是我”才是知识分子品格的坚守。这还是以“落伍者”的姿态对“新文人”的批判。但他已经感觉到了危机，“照上海扫荡沈从文的消息说来，我倒俨然像是要清算的一位，事实上，清华方面的民盟和国民党教授倒要好得很，我在此却从不曾和办党的对过面。”(《复李霖灿、李晨岚》、《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18卷465.467.)他认为自己和政党并没有什么牵连，却比那些不同党派中人受到的批判还要大。这是他很想不通的地方。他忽略了文学观上的分歧同样也可以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他这个时期关于“第三条路线”的言论，尽管他自己认为那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反战情绪，其本身已经具有了很强烈的政治色彩。瞿秋白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刻的论述。他说：“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M］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70.)瞿秋白说这话是针对胡秋原、苏汶等“第三种人”的，不是针对沈从文。但从左翼批评家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将会用怎样眼光来看待沈从文。他一直把这种分歧和冲突看做是宗派对个体的压抑。《十年以后》表达了这种观点。在面对郭沫若、邵荃麟等左翼批评家的激烈论调时，他首先惧怕的是观念的分歧会带来自身价值的毁灭。
他更加惧怕左翼会把分歧当做罪责，并且极力夸大这种罪责。北大校园里就出现了以“大字报”这种特别有威慑力和恐怖效果的形式转抄的《斥反动文艺》，并且是专门针对沈从文，楼上打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301.)。所有他认为只是分歧的东西都成了罪责，要被“打倒”。他说他能接受的“扫荡”其实还是文学批评领域的，即使那种批评特别得过火，那也是只存在于纸上的，他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还击。这样的扫荡对谁而言都太直接，太剧烈了。他只是一个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作家。在《禁书问题》中他就说过，文学被文学家看得重大是正常。实际上，作家不过是两手空空，无权无势的人。“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禁书问题》.《沈从文全集》17卷.67.)他们的观念可能不同，他们的存心都是非常好的。政府不应该对这种人总是放心不下。当时他说这些话针对的是国民党政府，针对的是他们对左翼作家的迫害。他希望政府一定要给作家留出一定的空间和自由，这对于政府本身是无害的。虽然“大字报”是学生行为，但沈从文感觉到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压力是政府行为才有的那种压力。“打倒”的呼号是非常吓人的，他无法接受这种表示和他这样的无权无势的作家联系在一切。现实和沈从文的判断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带给他的恐惧也就非常之大。
他把自己和左翼文学之间的分歧造成的被动归结为自己的文章得罪了人。“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25.)他以为是自己在文坛上的论争引起的私人恩怨使自己成了牺牲品。对于各种文坛论争里潜伏的人事纠葛和派别纷争，沈从文早就知道其并不单纯，也不一定高尚。在“庄严名词下，还潜伏着什么东西。这东西并不会因为有了一个什么联合团体或联合刊物而消灭。它永远不会消灭。”(《文坛的“团结”与“联合”》.《沈从文全集》17卷.)其中隐藏得最深，当事人知道得最清楚却最不愿意说的是这点：“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现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丸山升《建国前夕文艺界的一个断面》，《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他认为郭沫若批判他，是因为他曾经批判过郭沫若。他早年对郭沫若多有批评和微词，特别是那篇《论郭沫若》。将郭沫若的人品和文艺才能都做了较为激烈的贬斥。他觉得自己作为“反动文艺”的“头号靶子”，和这些恩怨不无关系。他的思路太过于简单了。在大转型的时代，时代的压力远远大于个人的恩怨。没有人能完全无视这种压力的存在。
沈从文表达了他需要“悔罪”。“给我一个新生的机会，我要从泥沼中爬出，我要从四月五日《进步日报》辛群一文中认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种种过失，从悔罪方法上通过任何困难，留下余生为新的国家服务。”他暂时承认了自己有弱点和过失，准备进行“悔罪”。“悔罪”的方式就是激烈的自我质疑和否定，“我是谁？”“吾丧我！”自我否定中表达的更多的是不解和不平。“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阳光下一切生命都那么各得其所。他这个热爱生命的人却不能将生命作合理的安排，却要被毁灭。“时代悲剧”、“悲剧标本”的表述更见其心中的不平。是时代造成了他价值的毁灭。“悲剧”所指就是价值被毁灭。
在沈从文充满绝望色彩的“悔罪”中，主要的罪责是相互联系的两点，一是“我执”，造成的原因是社会的黑暗，否定因子的强势。在《一个人的自白》中他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反思”，提出“‘我’是谁？由何而来”的问题。这既是沈从文对自己的解剖，也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作出的思考。为了寻求答案，每个人都要解剖一下“自己”。沈从文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展开了对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追索。他说自己生长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是社会的黑暗造就了这个复杂的“我”，而这个“我”对那个黑暗的社会一直是取对抗态度的：“否定因子”和“‘不承认现实’的因子”“在我生命中生长”，“随生命发展”。他把自己比成一株苹果树。这株树“从由发生、接枝，到作种种不同的移植，又由于土壤不同，气候有别，以及偶然因子侵入（如在偶然中，一个枝子被路人攀折或衣服挂着受害），因而如此如彼，在廿年中同一株树结的果子如何不同”。沈从文强烈感觉到自己生存的被动。只是一株不断被移植，被攀折的树，而所有的生命果实都被认为是“虫蛀的变质的恶果”。在这个新的时代，这株树被判决了“生命的终结”，或自行枯萎，或他人砍伐。他笔下对那个黑暗世界的表现也许看起来太过平和，冲淡，那是因为，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阴暗，都改变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爱。他一直在用“微笑”承担着苦难，表现着人生。这“微笑”的态度总是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他对那个世界太多的留恋和美化。实际上，“微笑”既不是对苦难的淡化，也不是对伤痛的掩盖，而是他对苦难的人生和黑暗的世道的充分体验。当苦难和黑暗沉重到无法用泪水和诅咒来表述的时候，这意味着人生的“大悲悯”的“微笑”成了他唯一的盾牌和武器。这“微笑”一方面是承担，“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另一方面盛着沈从文对这个世界永不消损的爱——不管世道无何不公，生命还在挣扎，人性依然美好。至于自己政治方向的错误也是出于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反抗态度，以至于发展到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这是“个人”的原因也是“社会”的责任。所有这一切都是“现实教育”的结果。自己的生命树上如果真的结了恶果子的话，那该负责任的也应该是那个黑暗的时代。他正是靠这种不合作的对抗态度才让自己的生命树结得出真正的果实。那些果实不该都被否定吧，沈从文在渴望着一点点的承认。自己曾经“用同情和友谊做渡船”(《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27卷.)，渡很多的文学青年走向文学，就从这一点上看，也不应该是毫无价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