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化的思维还体现在他对自己所作的意象化的比拟中。核心的意象有三个：“碎瓦”、“顽石”、“苹果树”。“碎瓦”是指自己现在的状态。“破甑不顾，我近于宿命限制，已成一堆碎瓦。（报废而不可粘合的破器物。）”同类意象还有“瓦罐”。“正如一瓦罐，自己胡涂一掼，他人接手过来，更有意用力掼碎，即使勉强粘合，从何着手？”在新时代，他完全失去了价值，也失去了主动性，自己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顽石”是指自己的个性。“红楼梦已醒了。宝玉在少数熟人印象中，和国内万千陌生读者印象中，犹留下个旧朝代的种种风光场面，事实上，在新的估价中，已成为一块顽石，随时可以扔去的顽石，随时可以粉碎的顽石。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以《红楼梦》中的顽石和宝玉来比喻自己顽固的个性和价值，在旧时代，他以自己顽强的努力从一颗“顽石”变成了一块“宝玉”；在新时代被新的估价所否认和破坏，又从“宝玉”变成了可以随时被扔掉，会粉碎的“顽石”。“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是说自己的本质和价值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评价标准。人的价值会随着评价标准的改变而发生石与玉的巨大差距。“苹果树”是指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株树“从由发生、接枝，到作种种不同的移植，又由于土壤不同，气候有别，以及偶然因子侵入（如在偶然中，一个枝子被路人攀折或衣服挂着受害），因而如此如彼，在廿年中同一株树结的果子如何不同。”沈从文强烈感觉到自己生存的被动。只是一株不断被移植，被攀折的树，而所有的生命果实都被认为是“虫蛀的变质的恶果”。在这个新的时代，这株树被判决了“生命的终结”，或自行枯萎，或他人砍伐。每种意象都配合着动词来使其更加立体。“碎瓦”配合着掼，摔。“顽石”配合着扔去，粉碎。“苹果树”配合着移植，攀折。强调的都是外力的毁灭作用。还有一个隐含的意象“水”。因为沈从文多次提到，生命变得“明澈单一”，隐含的就是水一样的清澈和透明。心灵的世界像一潭完全被搅浑了的水，经历了自我的过滤，终于清澈了。由形象化的思维所产生的这些意象将沈从文复杂的精神动荡过程非常生动地呈现了出来。由此可见的是，沈从文还拥有独特的思维和健旺的创作生命。
）第三节粘合生命的诗篇
在沈从文1948年、1949年那些日记和书信中充满了“狂人”语调的表述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他自我生命的碎裂。同时，他用自己的方式对自我生命进行了粘合。他强调的是“生命”而不是生活，这是他在散文中经常提及的。提“生命”就是对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高度珍重。他一向认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要远远高于物质生活，而艺术化的精神探索则是生命最重要的意义。他进行自我调整的方式和过程也是非常个人化的。除了日记和书信这样的既向内，又向外的精神释放和求助外，沈从文还以诗歌的形式表述他这种极其孤立的心态。诗歌并不是他很擅长的文学形式，但诗歌是一种可以完全面对自我的文学形式。诗歌形式的选择也是因为这种文体内在的个人化特征。同时，沈从文还借助了一种他认为是最高形式的艺术，音乐。在陷入自我沉思的1940年代开始的时候，沈从文就在不断地表述文字对于表达人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的困难，认为音乐是最为有力的表现形式。“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因为大部分所谓‘印象动人’，多近于从具体事实感官经验而得到。但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就只有音乐，或宏壮，或柔静，同样在抽象形式中流动，方可望能将它好好保存并加以重现。”(《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25.)音乐能保留“流动不居的美”，能把美和对美的感动最直接地，最无耗损地呈现。“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156.)在《烛虚》和《绿魇》中对音乐的作用的强调，说的都是音乐作为一种流动的艺术，能保留印象、抽象、幻想、自由这样一些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如果说，那时，沈从文是在探索音乐的表现力。到了1940年代末期，新旧交替的这个时代，沈从文则是在借助音乐梳理和释放自己被压抑的个性。他认为音乐是最能表达人类复杂情感的艺术形式。“音乐实有它的伟大，/即诉之于共通情感，/比文字语言更公正，纯粹，/又充满人的友爱和至情。”如果说《烛虚》、《水云》时期，生命的导引者是美，那些有神性的美。在那个阶段，沈从文已经开始不断思考音乐对他的意义。认为音乐是表达人类感知的最高的艺术手段。在这个阶段，导引生命的就是那些伟大的乐章。在失去了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官能交流之后，沈从文觉得自己在音乐的世界中又找到了这种感知生命的最好方式。他觉得音乐把人的各种官能，特别是心灵的一切感觉都容纳了。沈从文在1940年代一直在思考音乐化的创作方式。《看虹录》是这种创作方式的一种尝试。而这一时期的诗篇更是这种音乐化的构思和书写方式的体现。《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是沈从文创作于1949年病中的诗篇，是他在这一时期精神状态的深度体现。这是沈从文在时代、价值大转型的时期以艺术的方式对孤独的个体生命的一次自我调整。这种转型带给沈从文的冲击比任何人可能都大，但是，冲击过后，他还是他，有对新时代和新价值的思考或者一定的认可，但对他的精神世界起作用的还是只有艺术。只有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才能获得心灵的澄澈和宁静。
三篇诗歌都以音乐的方式梳理了沈从文全部的情感，或者说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谱成了乐章。在这个时期，与其说他是在听音乐，不如说他认为只有音乐能“听得懂”他，音乐懂得他的心灵深处的倾诉，音乐懂得他情感的起伏跌宕，音乐是他在内心深处进行倾诉的唯一的知音。在诗篇中，沈从文一遍遍地说，音乐的作用是“在申诉，在梳理，在导引”。申诉是不平，不解的个体申诉，梳理是生命的“过去”与现在的衔接，导引是生命的“新生”，即在新的价值观照下寻找到自我的价值。音乐能拂到人心灵和情感最复杂，最隐秘的部分，这是沈从文选择音乐作为生命的疏导者的主要原因。“除了数学性质，声音还同呼喊相似。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达出来，而表达的有力，细致，正确，都无与伦比。”(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2-63.)沈从文在三篇诗歌中不断表述着音乐的这种作用。“当我完全放弃了思索，/随同一个乐章而进行复进行时……/便觉得生命遂渐失去了约束，/在分离，在融解，随乐曲音流作无边无际泛滥，/如一泓清冷，奔湍急瀑，凿谷陵涧而前。/节律引我上升，我上升，/节律引我下降，我下降，/人类一切朴素真理和透明智慧，/通通被译成节奏和旋律，/于反复发展中，将生命/由烦躁、矛盾、及混乱，/逐渐澄清莹碧，纯粹而统一。/”音乐表达了作家心灵最微妙的波动和最隐秘的心情，所以说“生命逐渐失去了约束”。当这些情感得到释放，心灵的烦躁和矛盾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如激流归于大海后的平静。在每篇诗中，沈从文都说到音乐的这种作用。“音乐比一切飘渺，/却也比一切更具强大启示与粘合，/将轻尘弱草重新凝固坚实。/它代替了你的希望，你的理想，/因此对我一切的善意谴责，/也代我作种种说明和申诉。/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谴责，申诉，分解，重铸，在告别文坛的时候，沈从文将诗意的感知发挥到了极致。能在乐曲的聆听中展开如此诗意的心灵的清扫和净化，并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的，恐怕只有沈从文了。由此可见，他有一颗最诗意化，艺术化的心灵。他更具体地谈到了这种分解和重造的内涵：“一章不知名的乐曲，/百年前万里外一个陌生作曲者，/来自生命深处泛滥出的/反复旋律和小小节逗，/在起始融解我并重铸我，/把一个活过半世纪孤立者的/成见、偏执、无用的负气，/无益的自卑，以及因此矛盾/作成的一切病的发展，/于时移世易中的理性溃乱，/都逐渐分解和统一与一组繁复柔和音程中，/直透入我生命，/浸润到生命全部。/一切的综合，通过种种的挣扎，/从摇摇欲坠的带露萤火，/到煜煜中天的白色星子，/成朝雾明灭一片报晓阳光，/于旧时代半世纪全程跋涉的回复，/慢慢的又仿佛/重现一个小小生命，一个‘我’，/由点点滴滴重新粘合凝聚而成形，/既善良温和，又愚蠢无知，/依旧是单纯中有驳杂，坚强中有脆弱。/”在音乐的导引中，沈从文感性化地分析了自我，旧的“我”有这样的病态：“孤立者的成见、偏执、无用的负气，无益的自卑。”他有自己异常顽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因此而自负，也因此而自卑，关键是因此而异常得孤立。这是一个坚守了半个世纪的异常独立的个体。在新旧转型的时代，他的个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打击，却并不能使其有根本性的改变。虽然是“小小的”，但依然是“煜煜中天的白色星子”，依然是“我”，依然坚强。分解与重铸都不是改变，只是更新。让“自我”在种种压力和质疑中重新抬起头来，虽然不能如以往那样昂然，却也依然故我。沈从文在这个时期所谈的生命的地震与粘合，不是个性在时代压力下的改变，只是在接受压力之后对自我的重新肯定。
音乐对生命的疏导作用，也就是在音乐中梳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随着音乐的起伏回环把生命中所有情感的沟壑都一一熨平。在悲哀的曲调中体会自己悲哀的生命。思想和情绪的混乱如同声音的散乱解体。只有艺术才有点燃情感，从而点燃生命的火焰的能力。沈从文珍爱他手中的文字。他觉得那如同作曲家和指挥家的音符一样，是书写自我的情感，点燃自己的生命的力量。失掉了它，如同失掉了生命的光彩。“好听的音乐使我上升，爱人如己。/教育我说话，用笔，作事，都有腔有板。/文字在我生命中，/正如同种种音符在一个/伟大乐曲家和指挥者手中一样，/敏感而有情，在组合中见出生命的洋溢。/它如水，可以沉浮大舟到它应到终点去。/它如火，可以燃烧更多待燃烧的生命。”在对作曲家创作的深切理解中表达创作所起到的搭建桥梁，撼动生命的意义。其实质还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桥梁的作用在于沟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的心灵，还在于还原个体生命的整体，过去与现在在创作中，在对创作的体验和感知中个体的生命交汇成一个活的整体。“理会作曲者生命之矛盾和复杂，/情感燃烧，充满烟焰和猛烈爆裂。/将乐章完成时那种生命的疲乏，/于疲乏中面对眼前一叠曲谱，/曲谱中有红蓝细小符号勾剔，/象征生命在行进中，/在发展中，由无秩序的纷乱，/如何进而成为连续的旋律与节奏。/心中十分柔和，/与世调和而谐同。/如此如彼人事的多方，/教育了那个作曲者，/方能把生命转译成一片洪壮和温柔。/代替了春风春雨，/与土地亲和，/润泽万有百物，彼此默契。/即相去千年万里，/心和心犹毫无时空遮隔，/共同分担希望悦乐合重生喜欢！/”他认为作曲的过程和人对自己生命的调节过程是一致的，都是把纷乱调整为节奏和旋律。沈从文最终用来粘合自己的还是“美”，也就是音乐这种抽象的艺术。他用诗表述了自己散碎的生命音符如何重新揉和成生命的乐章的过程。这些诗是他真正的笔祭。它们见证着沈从文浓郁的诗情和其不得不消亡的命运。音乐的力量代表的其实是他心中那根不死的生命的琴弦，美的琴弦，诗的琴弦。沈从文用这些琴弦粘合自己的生命，粘合那个已经碎裂的“我”。他在做着粘合生命碎片的努力。但这依然是一个思索的过程，是个矛盾重重的过程。粘合与碎裂，信奉与怀疑，绝望与希望在他的心中激荡着。在音乐对生命的郁积的疏导中，沈从文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如春雪方融，/从溪中流去，/菖蒲和慈菇刚露出嫩芽。/小马跳跃于小坡青草间。/母马啮草徐行，/频频回头。/溪水在流，有人过桥，从田坎间消失了。/小小风筝在屋后竹梢上飘荡。/”“我”从生命深层走了出来，压抑只能促使疯狂和死亡，生命需要疏导。只有那个“我”被释放出来，他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新生。新生的希望就像生命的萌发，不是“我”的消失，而是更坚定的存在。春天的感觉从他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嫩芽、小马、流水、风筝，“新生”就像春天的一切一样，让人心醉和渴望。只要心灵还能感悟艺术，心就活着，新生就是可能的。自然给他以启示：经历了风雨，受过摧残的生命或许长得更健壮。大地是植物生命的根基，对他来说，就是回到人民中去才是找到了生命的根基。“今年雨水格外大/，向日葵打得个歪歪斜斜，/生长得反而格外好。/那棵无花果快要死去，/好奇怪，下地后就如同吃过牛奶，/浇过粪，叶子绿葱葱的成一把伞。/”生命是非常坚韧而不易被摧残的。他还是沉浸在艺术的想象当中，以艺术来作为医治心灵的创伤的最好的药剂。“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音乐帮助了我。说这个，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他一遍遍地听着各种乐曲，体味作曲者的心声，在其中寻找自己过去的创作生命，和创作时那种辛苦的甜美。“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如《烛虚》时代的表述一样，沈从文用“柔和”、“善良”这样的词汇来说明自己心灵的平静状态。不是什么思想占据了他的心灵，还是那些情感和感觉在支撑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