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的主题是生命的分解与重铸，处处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生命的分解是在外在压力下对个性的意义的思考。在个体的价值得不到认可的情况下，作家的感受是没有生命的肉体，是“没有生命的火”，是“挽歌的变调”，是解体的乐章。这些比喻中蕴含着作家对个性，对自我的无比崇尚。失去了这些，人活着就不再拥有真正的“生命”，只能是无意义的“生活”。《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充满了这种个体生命被否定之后的绝望。音乐对于沈从文的作用，如同《烛虚》、《水云》的时期“神性”对他的作用是一致的。都是指向“过去”的精神攀援。是他对艺术在个人生命中的主导地位的再一次张扬。不同的是，“神性”的思考是比较封闭和个人化的。音乐的意义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是非常个人化的，却不是完全封闭的。这是一个个体必须向群体开放的时代。沈从文以音乐为导引的个体生命的思考已经引入了时代的语境，在处处存在的“群”的围绕、追问、质疑中展开。个体必须要思考和时代，和群体的关系。不管这种思考是否能找到出路，却必然地进入了作家的思维领域。他提出了“我是谁”的追问，也是在说个体在“群”和他人眼中意义的丧失。“我是谁”的追问与其说是自我的迷失，不如说是自我的过分强调和突出。强烈地在外来的审问中感受了自我的危机，孤立，以及一种失去了所有保护的非常赤裸、敏感的呈现状态。“我是谁”的忧虑就是因为一些新的名词遮蔽了个体的意义。“一点微弱的共鸣，/终于还是沉寂了。/我是谁？‘低能’或‘白痴’/这类称谓代表的意义，/比乐章难懂得多。/但是他是十分正确的！/一切都隔在一张厚幕后。/我吃喝，我闹小脾气，我堕落，/我就是由于‘低能’和‘白痴’。/”个体的生命是需要自己来确立的，不是让他人，那些并不相互理解的人用一些没有生命的名词来约束的。他当时的感觉是个体价值被完全否定后的孤立。“我现在，我是谁就不知道。/向每一个熟人鞠躬，/说明不是一道。/向你们微笑，/因为互相十分生疏，/而奇怪会在一起如此下去。/向你们招呼，/因为可以增加生疏。/一切都不可解，/却始终得这样继续下去。/”他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筑墙，把他和社会隔断，把人和人隔绝。沈从文保留了自己的困惑，这是思想的保留，是“我”的独立性的保留。对于这个群体构成的社会，沈从文心中是存疑的。他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一些名词的倡导就会消失，也不认为人与人之间能实现真正的融合。那种以融合为目的的交流可能会给相互之间的理解设立新的更难解除的障碍。沈从文思考的是个体在社会评判，在群体中的丧失。“——‘我思，我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旧存在。’”这是《从悲多汶乐曲所得》的题词。他认为思考着的“我”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只有保留着那个真正的“我”，世界对他来说才有意义。个体可以和“群”共同存在，但“群”也可以吞没个体而存在。群体和社会就是让个体丧失意义的主导力量。
“群”是“人和人共同在历史上不同的位置，彼此换移的倏忽，于对比重叠中形成一个如何奇异的大综合”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一致性，反而充满了偶然性，并且非常容易“猝然分解，突破”。人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不可能真正组成一个没有隔阂的群体。“个体有千万异型，欲解除隔离，常常即加深隔离，和物理公式一样，稍有一点点相差，两者便不免形成油和水，相互同在却永远无从混合。”沈从文无法想象，个体、自我怎么可能变成相互融合的群体。而新时代而来的一切思想和观念对他而言，都不过是“一堆事实和无数名词”。他不知道用什么思想观念去解释，所以他才说：“我面前一堆事实和无数名词，/即仿佛全部冻结于离奇寒冷中，/待春冰解冻，/可不知春来时的风，/应当是向什么方向吹！”新的词汇可以接受，甚至可以使用，新的观念却无法植入他的思维空间。他延续着徐志摩式的对待政治的态度，“不知道风是向什么方向吹”，意思是根本不管风向哪个方向吹。只要拥有自己的艺术世界，政治在他们就是一场可以避过的风雨。这个世界不能总是风雨天气吧。他们根本不想真正进入政治的领域。沈从文对“群”的本质的这种疑虑一直伴随着他。但他也认识到个人的渺小，而企图真正去理解“群”，去加入“群”。那才是真正的新生。“微光自照”，一颗星是构不成星空的，缺少了一颗星的光亮，星空照样灿烂，但对那一颗星来说却是毁灭。“也仿佛重新看到自己，/如远镜中窥望一颗似熟习实陌生的星子，/从一个远遥遥时代，/即因为一种愿望，一种压迫，/一种由内而来或从外而至的力量和吸引，/终于与天穹列宿大循环完全游离，/独自孤寂向黑黢黢空虚长逝，/用自己在时空中和大气摩擦所发生的微光自照。/终于复为大力所吸引，所征服。/又深深融会于历史人民悲喜中。/”在无边的时空当中，他体会到了个人的渺小，特别是个人悲剧的微不足道。放大了思路反观自身。“宇宙实涵容博大，有亿万星宿各在彼此相关制约中旋转，惟偶尔一刹那有一闪寒光，能够照耀人眼里一瞬，随即是还是在时空中永远旋转，旋转，直到最后，小小碎屑终化成千万亿流星如雨。人在其间的位置，实不啻轻尘弱露，但是这动物能思，能想，能劳动，能积累经验，扩大到对自然的认识、理解运用，再由此得回处理这个人群的新法则。为完成人类向上的理想，使多数存在合理而幸福，如何将个别生命学习渗入这个历史大实验，还要各燃起生命之火，无小无大，在风雨里驰骤，百年长勤。”他感觉到了“群”的强大的吸引力，他愿意受其吸引而加入到整个星空中来。生命由此才可以恢复。他感觉到“重现一个小小生命，一个‘我’，由点点滴滴重新粘合凝聚而成形”。他感觉到了“群”对于个人的真正的意义。个人的心灵筑就的思想楼台难免是空中楼阁，任其倒塌而让自己回归群体是一种真正的拯救，从群中认识个体生命，扩大生命的领域和视野，才能活得更像一个人。他用这些琴弦终于将自己已经散乱了的生命谱成了一曲完整的乐章。到此为止，沈从文几乎是以一个完整的“我”的形态来迎接新中国的。那个充满了诗意的“我”，不因为黑暗而削弱，不因为光明而消失。“我”不是“影”，而是星，在黑暗里它是光明，在光明里，他并不是黑暗，只是被遮盖了光芒的光明。明白了自己不是不能见融于光明和黑暗的“影”，那个“我”便坦然新生了。沈从文依然故我。他之所以疯狂，是因为他拒绝被改造，而且是心底深处那个“我”发出的拒绝。沈从文在现实抉择和心灵归依的分裂中进入了一种迷乱的状态。他真正难调和的是自己的心灵。他难以说服自己去无条件地接受一切。这实际上是一次自我较量，是“一个人的战争”。他终于找到了出口，但那并不是向现实的妥协，而是以接受的态度来保持自己，以“柔和”来保存深层的对抗。这种通脱是人生的彻悟而不是妥协，他找到了生命的支撑点，找到了平衡生命的东西，还是艺术，是美。他决定不再作一块坚硬的石头，而要回归自己生命的原出——化成水，让生命每一个碎裂的部分都得到新生，此后，他可能在每一种冲撞面前伸缩，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真正撞得动他，撞得碎他。水，即使撞成无数的水滴也依然是一个融合的整体。1949年9月20日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总结了自己由音乐的引导而找回自我的思路。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船，“太旧了，掉头是相当吃力的！”这比喻里，以自我否定蕴涵着的是对自我的肯定：“有个十分离奇情形，即一切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善意的预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的头脑中。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我。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的意见或成见忘掉。”沈从文真的是新生了，因为他又找回了自己感觉世界的方式，在离开了文学世界之后，他找到了更抽象的音乐世界。他认为音乐给了他“自我检讨和分析永远得不到的总结”。这是向“我”的更深层的回归。音乐“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这个“我”对这个世界依然怀疑，但他可以一边保持着自己，一边接受一切。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找回了自信，他甚至准备重新拿起笔，来写“人”，他觉得他对于“人”的理解比别人更为深刻。而这种深刻来源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就像他后来总结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他更自信的一点是“我站得住”！“就通泛看法说，或反而以为是自己已站立不住，方如此靠拢人群。我站得住，我曾清算了我自己，独立下去，直至于僵仆，也还站得住。”这种自信在那个一切向“我们”靠拢的年代，是很特别的，甚至很危险的。但这是他写给妻子的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他“清算”了“我”，“我”应该有权利存在下去，即使没有机会，他也不会放弃权利。但他要选择接近“群”，向“群”学习，目的是有一天可以把“群”和由“群”创造的历史“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54－56.)。经过了艰苦的改造，沈从文回到更本真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