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沉默“归队”
踏过了旧的边缘，踩到了新的土地，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就被新时代接受了，或者他真正接受了新时代。新时代对他来说始终是个考验，他继续着一件事，那就是对“我是谁”的思考，自我的迷失和寻找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主题。那个独立思考的“我”踏上了这片要求忘“我”的土地，那感觉绝不会轻松。沈从文恢复了正常,但心里始终保持着警觉。
沈从文用他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透明的世界。解放后，他已经失去了展示的空间，很少有公开的文字了，只能在日记和书信这样“私语”的场所流露他已经隐匿起来的精神世界。在别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谨小慎微、埋头苦干的老头，而不会知道他的精神世界依然有丰富的波澜。沈从文曾经是一个战士，为了文学总是和商业和政治开战。如今他已不可能向任何方面公开宣战了。精神的战场荒草萋萋。而他在这个近乎“独语”的空间中，依然横枪在手，在没有观众也没有对手的地方，回味自己当年的风采。他很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似乎在同上帝争斗。我明白许多事不可为，努力终究等于白费，口上沉默，我心并不沉默。”(《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21.)沈从文改行了，从鲜活的文学世界走向了遥远的文物的世界。在时代冲击下，精神也每有跌宕，但他保持了自己精神世界的独立。这“并不沉默”的部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就像老舍《断魂枪》中的沙子龙，失去了自己的时代，就算自己风采依旧都毫无意义了。镖局改成了客栈，神枪手收起了自己所有的过去，千呼万唤也不出来了。他的枪依然“神”，可是只有月光知道了！
一、精神审判
新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人民的准确范畴是“工农兵”。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他们由启蒙者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甚至不得不为自己在“人民”中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时代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进行着隐性审判。这是一种精神审判，审判者（人民）既是缺席的又时时在场，要求知识分子自己审判自己，在灵魂的深处让“国家”和“人民”深深地扎下根来。那些学习总结和检查就是这种“审判”的成果。
沈从文认为自己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都是没有位置的。他更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合理性作出辩护。他写的那些学习总结和个人检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有必要先认识一下这种特殊的文体。这个体制下的每个人都会使用这种文体，都知道它的潜规则。它是那种潜在审判的产物。它要求写作者尽量回避而不是倾诉和表现自己，它有事先规定好的意义，不要求写作者做任何的创造，只要求重复。有一个公共的意义域统治着它的方向。“表明心迹”是所有表述的根本和唯一内容。它要求个人面对群体，甚至是面对审判来说话。它假定学习者是落后而不合规矩的。这些文字对于理解作者而言，不是媒介而更像是障碍。以这种特殊的文体写作的内容来认识一个人是相当困难的。在解放初期，沈从文写了不少检讨自己的学习总结。当然还有一些书信，但那个年代已经没有了沈从文所认为的那种写作的自由，作家所想的和所写出来的失去了完全的一致性。认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只能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破译来完成。这种隐性的审判在沈从文的精神上发生了作用，他感觉到否定自我的必要性。他说自己有了“负罪感”，“深觉愧对时代，愧对国家。且不知如何补过。也更愧对中共”，并且否定了自己的一切，“只觉得过去工作通无意义”，“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日记四则》.《沈从文全集》19卷.57.)。这种负罪感说明他已经开始从心灵深处来接受这个新的时代了。他感到离开群体的可怕，产生过向群体靠拢的激情：“我得想办法重新归队。归向全国人民所趋向的方向。”(《自传》.《沈从文全集》27卷.61.)“群”、“队伍”、“人民的方向”在沈从文那里的意味都是一致的，意味着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这就是他对这些新时代词汇的个性化理解。他对个体融入群体的思考充满了文学性的想象，“恰如一股小小溪流，由茹泽涓涓到一脉长流，到大河，到大海，通过了一切阻碍和困难，矛盾复矛盾，居然和一片汪洋溶会，由卅年万万人民血汗并流作成的革命大流溶会。只有一点可说，可发现，即个人十分渺小。”(《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27卷.95.)这其实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情感。让他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是他的内江之行(1951年10月到1952年2月，沈从文到四川省内江县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但内江之行表明，他即使为人民深深地激动，也无法与之真正地融合，他关于融合的说法都是一种文学性的想象。
内江之行让他深切地感觉到人生的阔大，关键是贴近了生活就能寻找回创作的生命。这是沈从文贴近土地，贴近人民的一次经历。沈从文来自民间，他曾经有过与土地、河流和人民的完全融合的经历，这成为了他创作的最充沛的源泉，也可以说是他的生命之源。从他离开故乡之后，这种真正的接近就中断了。这对他来说是一次生命的温习。内江之行成了他在精神上归队的一扇门。沿途之上的所见，让他感觉到“每一种事，每一个人，都已完全和过去时代完全不同，真是人的奇迹！人类史的奇迹！个人在其间，真是要感到微尘弱草不如”(《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41.)。在内江下乡的几个月，使他对人民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有一种回到群体当中的兴奋。他多次说过，自己的迷失由于“离群”而起。对于群，他开始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他感觉到“人民”的力量，并为之所吸引。他希望通过回归人民的队伍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在当时写给张兆和和孩子们的信中，沈从文表达了贴近人民，重新获得创作生命的喜悦。“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能好好的在领导下完成任务。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他确实又有了他所谓的“贴近”生活的那种喜悦。他决定“一定要好好的来从乡村人民学习，来恢复自己用笔能力，用到应当用处去”(《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21.123.)。他希望自己的笔能在“人民”中恢复，有了对人民深入认识，就可以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更多的李有才”(《致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126.)。他甚至创作了一首歌来歌颂这种加入群中的快乐：“我们从首都来，/排成整齐队伍，/来自各阶层，/万众一条心，/万众一条心，/跟随毛泽东旗帜前进，/上高山，涉大河，入草原，永远前进，/工作全体为人民。……”他认为“似乎还好，这是我第一回创作”(《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49-150.)。这些歌没有一句是沈从文的创作，而是他一向都看不起的“宣传”。但他确实受到了人民的感染，感觉到大家早已感觉到的迎接“新”的喜悦。他有一种真正被新中国所接受的喜悦。“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如果不到这地方来看看，也是不会深深明白国家人民如何可爱的。”(《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53.)这种赞叹是很真诚的。他说生活在北京圈子里的人是不会体会到国家的这种变化，人民的这种可爱的。他也体会到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对于改变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他就是要作他所批评的“鼓动员”，“我一定要来作个鼓动员，在乡村中是这样向人民学习，写出来也只是交还人民”(《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56.)。融入了人民的队伍中，生命的脉搏就和上了时代的节奏，“我生命即融合到这个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这一切“摧毁我又重造我”，在这个环境下“逐渐放弃了旧我”(《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80.)，他接受着来自于“群”的拯救。他甚至想“入党”。他在给大哥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想把工作做好后申请入党。“入党”对沈从文来说，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归依。“党”在他心中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的象征，与政治本身无关。他并没有真的申请过入党。这种归队的冲动是真诚的，但也只是冲动而已。内江之行让沈从文体会到了新中国的新气象，在情感的世界里，他仿佛接受了新时代的一切，真诚地要改造自我，要重新拿起笔，按照新时代的要求来书写人民的生活。但这种感动不足以完全改变他的观念。
归队对沈从文来说始终只是一种努力，即使与他深爱着的人民，都无法消除精神上的隔阂，“某一点极理解，某一点却如隔着一层东西，我似他们可不是他们。爱他们可不知如何去更深入一点接近他们。”(《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87.)在真诚的靠拢中还有更真实的隔膜。而且这不仅是对他一个人而言，他们走了，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广大的地面却是沉静统治了白日，庄稼慢慢成熟，‘北京同志’渐渐为一个名词，流传到大小本地人口中，孩子们长大了……”(《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332.)。谁能真的融入谁呢？所有这些冲动都无法抵御他心中无法归队的孤独感。“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312.)更何况在很多方面，他都无法对现实作出与“组织”上一致的简单认同。“土改”在他心中有残酷的一面，“到处有的是欢乐和痛苦的交错，领导上尽管十分谨慎小心，在进行中还是有不可免的死亡。”(《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283.)他由此而感觉到那种总是追随着他的毁灭感，“时代是个生长的时代，也同时是一个毁灭的时代。可能有些人也就无可奈何从这个变动过程中毁了。”(《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314.)对这一点他是有切肤的感受的。他那根独立思考的弦不断，精神审判就只能是一种压力，外在的。进入不了他的生命层。
他真正的感觉实际上是被政治层层包围的恐惧，他感觉到政治使人失去意义，感觉到新生的时代对自己来说却意味着毁灭，失去了手中的笔，就是失去了生命的火焰，他不知道拿什么来为这个新的国家燃烧。他承认国家的新生，却不知道自己怎么在其中得到真正的新生。政治给人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时有“履虎尾涉春冰”的感觉。政治更让他恐惧的地方是它的“无所不在”，政治的审判甚至蔓延到了他的家中。他满含忧虑地感觉到政治已经深深地浸入他孩子们的生命中。在《解放一年——学习一年》中，沈从文说孩子把精神的审判带回了家中，孩子们嫌他不进步，思想不通，不能完全融入新中国的快乐生活。沈从文说他的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只是他认为“快乐”是需要学习的，对知识分子而言，转变总是件痛苦的事情，需要慢慢来。在孩子的眼中，他都是落后的。必须要“进步”，必须要做马上见效的事，还必须要快乐。父与子之间都被政治的墙隔开，变得难以理解了。沈从文感叹颇深：“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政治无所不在》.《沈从文全集》27卷.41.)他觉得新一代的思想整个被政治所笼盖了，政治在千万万孩子心中脑中“生根发芽”了。这是他这个一切从“思”出发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他只能以自诩“落后”来保留自己的意见了。发自“政治”的精神审判对沈从文来说实际上是失去效力了。
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因为他所看到的这个群体的种种的弊端，他不愿意与之为伍），他思考得最深入的就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这个群体已经从启蒙者的位置上走下来，或者说被赶了下来，在这个以“人民”为主体的时代，他们究竟应当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他们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被放逐，或者是自己放弃自己的一切。沈从文一直是个温和的人，他不主张知识分子为坚持自己而抗争，他不希望被放逐。他只是希望政治能把知识分子属于艺术的那一部分自由解放出来，一切的艺术创造都只是“抽象的抒情”，并不具有现实对抗性，也不具有任何的破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