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写于1961年的《抽象的抒情》凝聚了他关于人，关于自身，关于知识分子群体的思考，冷静而犀利。“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在这句充满了哲理的导语中，沈从文表达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意义，只有坚守住了自己的思考和怀疑，才能见到自己，才能认识到人的本真，“求自取自用，以‘人’教育‘我’是唯一方法。教育‘我’的事照例于‘人’无损，扩大自我，不过更明白‘人’而已。”这篇并不曾发表的文章主要谈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他当年是明确反对政治对文艺的侵略，而今却像是在乞求政治给文艺留出一点生存的余地来。他希望政治能容许艺术家从一个边缘的位置作出贡献。他们不是破坏者，他们的作品作为一种主观的抒情，也并不具有任何的破坏力。他极力推崇文学艺术而反对政治对其的干涉。“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形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他认为艺术的生命和艺术家的生命紧密相连。艺术的新生必然由艺术家创造，“人的想象以内或想象以外的新生，也即是艺术家生命愿望最基本的希望，或下意识的追求。”也就是说如果遏制了艺术家的生命力，艺术也就随之消失了。他深入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和国家和历史的关系。希望领导者能认识到这些，从而不要让这些原本充满了创造力的生命白白消耗掉，浪费掉。那样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是大悲剧。可现实是作家已经完全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创作的生命也因之被摧毁了，“作者必须完全肯定承认，作品只不过是集体观念某一时某种适当反映，才能完成任务，才能毫不难受的在短短不同时间中有可能在政治反复中，接受两种或多种不同任务。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个性被摧毁了，作家被政治家所操纵。其结果就有两个，一个是“不写”，一个是“胡写”。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不写或少写倒居多数”。胡写的呢，“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伟大意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有了根本的改变。”目的规定和主宰了一切，艺术家失去了本来面目，文学艺术也因此失去了生命。他希望领导者能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能理解和正视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知识分子在新时代能真正发挥作用，靠“思想改造”，靠“斗争”都是不行的。思想不是容易改变的，斗争只能是浪费。对待他们要从充分发挥而不是遏制其作用出发。“许多本来能作正常运转的机器，只要适当擦擦油，适当照料保管，善于使用，即可望好好继续生产的——停顿了。”他自己就是典型。很多的艺术家都是这种命运。他希望领导者能像科学家懂得稀有元素一样懂得知识分子的作用，“明白它蕴蓄的力量，用不同方法，解放出那个力量，力量即出来为人类社会生活服务。”不懂得这一点，只能制造不必要的生命的浪费。艺术的丰收必须建立在对艺术家的尊重和艺术规律的把握上。“且不妨作种种不同试验。要客观一些。必须到明白把一切不同品种的果木长得一样高，结出果子一种味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放弃了这种不客观不现实的打算，必须明白机器不同性能，才能发挥机器性能。必须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学艺术最重要的是其特殊性，比方其“情感动力”。缺乏这一点，只想着政治效果，想着“对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其结果是可怕的，“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许多的作家都因为这种潜在的，而且越来越明朗的要求停笔了。沈从文不仅是为自己叹息，他为艺术家群体而叹惋。“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幸运的是经历了丰富的历史，这是创作的一笔丰厚的源泉。不幸的是，他们并不能进行生命的创造，而只有听命。这都出于当权者的心思，“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认为权力重要，又担心思想起作用”。这就苦了那些有思想的，他们“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生存”。他希望当权者能正确地看待知识分子的创作，不要夸大他们其实只是“抒情”的东西，能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不要作政治的定性。否则只会导致消沉或阿谀，这是个人的悲剧，国家的损失。“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些麻烦。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淮南子》早即说过，恐怖使人心发狂，《内经》有忧能伤心记载。”创造的前提是自由，艺术家的生命在创造，在自由。他们的惊恐，他们艺术生命的消失，对谁有益呢？人们既然都能够接受那些遥远而陈旧的东西（比如旧戏），为什么却害怕切近的文学有毒呢？“近三十年的小说”里凝结了多少人的思想和情感，那是一些真正为国家和民族，为人类寻求出路的声音，那是切近的历史最真实的记录，“我们却不知为什么那么怕它？”政治总是把文学的功利性估计得太高，沈从文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
沈从文希望上面能对知识分子采取“信任”的态度，不是要求他们“凡事听话”，而是要求实实在在的成果，才对国家和知识分子都有益。他希望有那么一天，文学艺术的发展“只要求为国家总的方向服务，不勉强要求为形式上的或名词上的一律。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也能从新的创造上丰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更合理。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只是理想，他都不大相信“我们会不会有这一天”(《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16卷.)。沈从文不仅认为自己是唐·吉诃德，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大战风车的吉诃德，他们虽然挥舞着长矛，却不会对现实构成真正的伤害，伤害的往往是他们自己。
他同时也认为知识分子的悲剧和自身的缺点不无关系。知识分子是沈从文嘲讽最多的群体。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来表示与这个置身其中的群体的距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对这个群体表示了更多的不满。这倒不是因为他顺应知识分子改造的潮流，而是对这个群体的创造力更加怀疑。在革命大学的学习加深了他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在1950年的书信《致张梅溪》中他认为他们和他在云南时期，抗战时期看到的知识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好空谈，在玩牌等游戏中浪费生命，自己无法融入这种生活。为人民服务，沈从文认为应当落实到实干上，他就一边学习，一边打扫厕所，以炊事员为榜样。对于知识分子“坐下来改造思想”的想法和做法很是不满。对于作家们把自己创造力的衰竭归结到意识形态的束缚上，他也不表示认同。他知道政治对文学的干涉极大地伤害了文学，很多作家怕出政治性的错误，都不敢写了。但他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束缚是阻断作家创作之路的主要原因。“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昨天是戏剧界，一片埋怨声。好像是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我不大明白问题，可觉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因为廿年前能写，也并不是说好就好的。”(《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0卷.168.)写不出是当时作家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情感与理性的不合拍。大部分人都认为国家进入了一个空前美好的时期，但自己也不能给自己提供情感的支持。对创作来说，情感才是动力。张兆和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欣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1卷.76.)沈从文则认为主要还是创作能力的问题，还应该提高对怎么写的训练。沈从文最不满的，是他们身上那种“权威”意识。沈从文无论从事创作还是文物研究，都是自学成功的，在别人看来，他始终不是“专家”，而只是一个“跑龙套”者。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他所谓的严肃认真，不求名利却求实的态度。虽然“永远是配角的配角”，却要能干并实干。另一层是引申意，沈从文正是靠这种“跑龙套”的旁观位置和角度躲开了历史狂澜的席卷，保持了自我。沈从文曾经一直是非常渴望“专家”治国的。深入其中以后，沈从文才知道，“专家”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他曾经批判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样有许多的问题。当然，此时，沈从文对“专家权威”的批评也源于他已经不被认可为专家了。他认为专家总是压制那些实干的人。沈从文揭露和讽刺往往是自己身边的群体，这可能是他被排除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也是这个群体被逐出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边缘化的创作尝试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是夭折了，但那个充满诗情的沈从文一直活着，他依然对文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一直认为文学艺术是唯一能推进人类和平的工具。他寻找任何机会释放生命的积郁。他把这比喻成“跛者不忘履”，“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12卷.424.)他作了很多的写作计划，即使在1953年被通知所有的作品被烧后，这种热情都没有丧失。他也切实拿起了笔。也就是说他并不想保持“沉默”的。“说到底，文学叙事是对时代的一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当然也包含对自我以及对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进行重新叙述。”(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0.)重新用笔，对沈从文来说，不仅意味着创作生命的延续，还是他投入时代和解释新世界的一种努力。他准备沿着自己过去的足迹向前，用小说的形式记叙历史的变动，召唤人们的情感。这条幽僻的小路，通往他熟悉的地方。
一、小说创作
作家的生命依然是沈从文最珍惜的。沈从文说他写完《老同志》后，“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一切写实，素描画似的，解释得还稍多了些，叙事不够。可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起始，一回尝试。短篇重设计，观点是人民的，歌颂新的一代的，表现还是城市中知分来看的形式，笔过细”(《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58.)。对于自己居然能用新的观念重新拿起手中的笔，沈从文的喜悦可想而知。他是善于书写乡村，从这一点上来，他写新时代的人民有先天的优势。在这种喜悦的支持下，他想有更大的作为，“我想写四嫂所谈故事，易成果，有十分之八成功。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社诸名词，累人得很！我每晚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的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可惜可惜！”(《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0卷.111.)他非常自信起来，连当时的文坛榜样赵树理都看不起，认为还是自己写得好。他重新拿笔创作的作品有短篇《老同志》、《中队部》，中篇《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和一个长篇的片断《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这些作品都努力运用主流的观念和话语，试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握时代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