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诗里也包含了沈从文剪裁自己的努力。在“文革”受到冲击的日子里，他还能写出诗来，歌颂那场运动，歌颂红卫兵：“世界有待重安排，五洲眺望北京城。”(《五月》.《沈从文全集》15卷.329.)从他当时的书信可以看出他是心存忧惧的。他已经明白了一些规则，他觉得这些颂歌或许可以成为他的保护伞。从他同时写的赞美昆明乡村的诗篇中可以看出，对于回忆的依赖才是他真正的精神避风港。让那些美丽在脑海中翻滚，眼前的恐惧就被掩盖了。沈从文的心理是复杂的，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谁也没有办法一下子认清楚它的实质。被下放咸宁之后，沈从文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身体也极差，但他的诗情并没有稍减。诗中依然充满了豪情，表达了接触到自然和人民后的喜悦。在如此艰难的情境下都能作诗，沈从文对此很是自豪。在这段很多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日子里，沈从文以自己的诗来见证了自己的完整。那些《文化史诗抄》更是表现了他生命的顽强。生命必须有所寄托，在什么也抓不住的时候，他相信自己还抓住了历史，抓住了文化。他用自己的记忆和诗情来添补文化的空白。这部分诗对别人来说也许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对他自己来说意味着一个诗人，一个文化人生命的完整延续。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丰富而精彩的。
沉默归队对沈从文来说就是找到了自己与这个时代，与国家相融合的点。他一直认定并实行着的原则就是奉献，这是他国家民族关注的观念的延续。他始终认为做比说重要得多，对知识分子群体也是一样。如果大家都努力于做，而不是凭空地说，不是炫耀或诉苦的话，无论对国家还是自己都是件好事。凭着对时代动荡的敏感，沈从文始终谨慎。他把苦难当作磨炼，把正常当做恩惠。始终是以微笑的心态对待轮到他身上的一切。文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揭示真实捕捉意义。而一个作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能最大限度地让人们看到他所在世界的真实。任何的陈词滥调都会掩盖真实的本相。
其后而来的一些磨难已经不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创痛了，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他都能从容应对，甚至依然充满诗情。他愿意为了这个国家而放弃自己。尽管这时的沈从文是一个学者而不再是一个作家，但他确实迎来了自己心灵的解放。他的心灵是不会被改造的，他感觉和判断世界的标准依旧。如果在新中国成立前，沈从文是一个充分的自由主义者的话，那么现在他是一个崇高的依然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但是他尽量不让自己回到那个已经封存起来的个人空间中去。他强迫自己关闭了那扇门。对他来说，生命每一次转换的痛苦，都伴随了新的生命价值被发现的欣喜。他就像是一座宝藏，时代和自我一起开掘了他的潜能。“跛者不忘履”，他试图用对新社会的抒写来表达自己与时代和社会新的关系。他企图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和表述现实，表述“新”的一切。他的失败就是与时代的脱节的证据。他虽然向时代敞开了心灵，但并合不上拍。沈从文的心灵世界是完整的。这对于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作家来说，并不容易。他的那次“疯狂”倒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焊接，让他比别的作家更早也更清醒地对将来的风雨有心理准备。没有胜利者的骄傲，没有被打倒的惊恐，也没有平反后的理直气壮。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统一的，虽然也有时代的痕迹，但思考着的“我”始终存在。
）第三节对历史的思考
历史对沈从文而言，永远不是宏大的规律，而是细腻的感动。他关注的不是历史的进程，而是历史这条河流中流过的每一滴水的光彩。历史不过是人生的展开。
一、历史的“动与静”
沈从文始终是从“静”的角度看社会历史的“动”。新中国的成立留给沈从文的印象是：“掌声平息，人散了场。一会会，门楼上/重回复历史所安排的寂寞和空虚，/剩余灰尘蒙蒙钟鼓相对。”(《黄昏与午夜》.《沈从文全集》15卷.226.)没有欣喜，只有局外人的落寞。他注意到的是历史被遗忘的那一面，因为自己属于被遗忘的那一部分。这奠定了他与新社会的关系，他与欢呼着的人群的关系：寂寥的旁观者。《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巡，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沈从文全集》15卷.426.)以历史的静默来嘲笑历史的动荡，以时间的淘洗来嘲笑此刻的得失。
1951年10月底到1952年2月，沈从文到四川省的内江县下乡四个月参加当地的土改工作。又一次触到了历史的“动与静”。他还是以自己一贯的方式，以“人”为中心来关注和把握历史“静”的一面。在“动”与“静”的比较中，“动”只是为了来衬托“静”。与一般的理解相悖，他依然认为“静”和“常”的一面才是历史的本质。生活就是由一些声色光影来构成的，正是那为人所忽略的琐细的一面才真正打动着他。这也是他着意要强调背景重要的原因。背景的重要不在于它能对人事起一定的衬托作用，而在于，背景或者说风景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角，自然万物的动静里蕴含着真正感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会随着人事的变动而改变。自然在沈从文心中依然具有神性。这就是他在自然面前一再感动至深的原因。沈从文一直只记叙被人忽略了的那部分生活、人和历史，如今能感动他的依然是这些。虽然时代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他的心灵是守常的。对他来说，创作始终是一种心灵和生命的活动，必须源自情感的冲动。他延续并更加深了他对历史的看法，“有情”比“事功”更重要，更能代表历史的真实。在他看来，正是仿佛十分虚幻的情感是最真实的生命气息，是情感连接着历史和现实，沟通着古今人的心灵和情感，让历史真实地被人体会和感觉到。所以他要记叙那些情感的画面，而不是重要的历史事件。
“土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让他看到了历史的“动”作用于人民，人民也“动”起来了。人民生活在自然沉默的怀抱中，“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动”不再是将人们引向无常的洪水，而是推动着人民迎接新生的浪潮。“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的变动过程，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个人和其他另一人的关系。”一直让他觉得痛楚的乡村亘古不变的生活形态，终于变了。“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静，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野黄菊相映成趣。一面却是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拾狗屎，从这个水坝过身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一面是位置在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保留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干部同志，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这股“动”的力量可以扯动那千古不变的沉静，打破那沉静。这确实让人欣喜。何况他自己还在其中起着作用，他也被称作“同志”呢。被人民和历史所接纳，沈从文的欣喜是真诚的。虽然历史的动冲击着他，感染着他，但他还是愿意捕捉那些体现着“静”和“常”的人事。他在书信中透露了人民在历史大变动前的默然，主宰他们生活的实际上还是自然。“静”在沈从文心里有两层含义，一种是顽固，一种是处变不惊，对自我的坚守。他哀叹前者，却欣赏后者。他哀叹“特别是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的活动，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凡事如平常，更使我感到一种奇异”(《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72.)。在他的感觉中，人民并没有真正被这种历史的动作所改变。他注意到在农民们都在紧张得开着各种会的时候，依然有一位老人在山顶上垂钓，这种对比让他非常感动。他真正关注的是历史静的一面，是钓鱼的老人而不是斗争的场面更能打动他。那些激烈的斗争在他眼里只是过眼云烟，瞬间就会沉寂下来，不知所终。他总是用与正史不和谐的声音诉说着他心中的历史。“在农村中延续了一千年二千年的平静，由任何社会变动都搅不乱的平静。为的是土地中的庄稼本来就是在平静中生长的。”(《致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321.)他笔下的人物如会明等都是这种在变动甚至战乱中都能平静地寻求生活的意义的人。这位老人也是一样。不为潮流所席卷始终是沈从文所赞赏的人的品性。在这个地方，沈从文迷恋的还是那些“旧”的人和物，从终日摇着纺车的老妇人，到一些千年百年前的瓷器古董，西藏元明以来的风俗画，这些人和物里凝结着难以破解的秘密和永恒的意义，才是真正吸引他的。只有“静”才是真实的，“人民全体行动都卷入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音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得离奇，我知道，日里事又成为过去了。在一切人的生活中，一过去即没有多少意义，历史向前推移了。这种种却唯一尚活在我的生命中，留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一种奇异的存在。”(《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341.)历史是变动不居的，它之所以能留下来，就是因为作者沉静的心灵。越是在动荡面前，沈从文越是能感觉到突然而来的“静”，所以他能够“握住”历史。“这一百天我真正读了一册现代史，虽然记叙的不过是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一章，但是这一章可真是不平凡的一章！”这才是沈从文理解中的历史。他关注的历史感动人心的那些细腻的存在。虽然无法在实际中融合，但他认为知识分子和人民建立真正的联系，就是人民活在他们心中，“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些人的哀乐得失和永远存在的农村寂寞，都一同浸透了我的生命。”(《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332,331.)所以历史的感悟还是化成了生命的感动，他说人民的生活已经融进了他的生命，“年夜在乡场上时，睡到戏楼后稻草堆中，听到第一声鸡叫醒来，我意识到生命哀乐实在群众中。回到村里，住处两面板壁后，整夜都有害肺病的咳喘声，也因之难再睡去。我意识到的却是群众哀乐实在我生命里。”(《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334.)他关注的还是人的生命形式。这种融合还是一种情感的审美化的关注。他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人民的历史。“我如完全单独存在，可是却意识到生命事实上和一个广大群体的动不可分开。凡事都在过程中消失，逐渐失去意义。我却如在一种违反自然情形中，要把一个小小地方人事动静和时代变化联接起来，孕育一种新的生命。”(《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313.)这才是他与土地和人民建立的最真实的联系。沈从文的历史视野终究还是文学视野，审美的视野。
二、新与旧的思考
沈从文要分辨在新时代中，什么是“新”什么是“旧”。这些年的政治学习，在悄然之中，在他所谓的永远“落后”之中，沈从文学到了很多。“在从文表叔家，他的马恩列斯毛的选、全集，有的已经翻得很旧，毛了边，黄了书皮。要不是存心从旧书摊买来，靠自己‘读’成那种水平，不花点心力是办不到的。”(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琐屑》.《比我老的老头》.116.)他需要真正了解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才能建立自己的思考。沈从文依然延续自己的观念，“新”在他心中始终是让人怀疑的。他感觉到了一种深切的“悖论”：“新”里包含着的往往是非常“旧”的本质，“进步”是一个逐步丧失的过程。
沈从文提倡解放“生命力”，反对任何形式的人力浪费。在《革命大学日记一束》里，他批评了走“群众路线”就是扭秧歌、下棋、玩牌、跳舞的现象。沈从文一直以来对于知识分子玩牌来浪费生命进行极力的批判，新时代以“群众路线”的方式保留这些浪费生命的娱乐形式，而且“旧”事物以“新”的名义出现，便仿佛增强了威力，让人无法抗拒。在他看来，这依然是毫无创造的浪费生命。他宁愿认真地打扫厕所，和厨房的大师傅们话家常，也不愿意参加那种玩乐。他认为在革命大学的学习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老牛拉车式的办公，完全教条的学习，过多的睡眠（一般的懒惰更十分可怕），无益的空谈”(《革命大学日记一束》.《沈从文全集》19卷.77.)，根本不能真正发挥人的作用。而各种冗长的开会报告更是浪费人的生命。所有这些“新生”的事物并不具有新的品质。他的社会理想是国家的重造和人心的重造，也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责。他提出了解放“生命力”的设想以及“人的科学”(沈从文提出应该有种“生命经济学”来充分发挥人的作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从而将“待解放已解放的生命力”统筹于现实和长远的运用中。《沈从文全集》19卷78页。“人的功能从种种旧的或过时了的因袭成见观念束缚中脱出，在一个更新一些关系上，会充分得到解放的”，这就是“人的科学”的本质。《沈从文全集》19卷336页。)的形成。在他看来，人力解放和生产力解放一样重要。这是沈从文一直的看法：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人造成的，根本的改变必须是基于人的改变。生命在他的思想中有了新的意义，不再只是充分感觉地活着，让人的每一个感官都活着的活，“作用”成了他考虑的新重点，生命要充分发挥其作用才算是真正的生命。
